暗杀之风盛行于世。廖仲恺倒在血泊里，血衣染红了何香凝的胳膊。蒋介石借重此事，撵走了他的结拜兄弟许崇智，却把一封重要的信件留在了许的手中。
蒋介石没有出席周恩来的婚礼
正当东征军班师回省之际，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英国警察在上海南京路上对示威群众用排枪射击，打死１３人，伤者无数。接着其他城市也发生枪杀惨剧。６月２３日，广州群众和香港罢工工人七八万人，在广州举行反英示威和游行。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游行。周恩来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约２０００人参加。由何应钦师长任军校总领队。午后２时，当游行队伍走到西堤沙基口时，英军突然从沙面租界用排枪和机关枪扫射；同时泊在白鹤潭的法舰也开炮响应。游行队伍正密集在对岸的街道上，面前是河流，背后是高楼，路狭人稠，事起仓促，连散开躲避的地方都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在死伤的几百人中，有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者２３人，受伤者５３人，一团三营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也中弹牺牲。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接到电话，脸色立刻变了，眼睛里闪闪地像是烧着什么东西。
他坐上船，到省党部去。一路上只见风凄日黯，举目无光。晚上，省党部开会。蒋介石的那股仇恨又从心底涌起，冲红了脖子脸：“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性命，屠杀如同猪狗，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又把脸转向周恩来，埋怨道：“校军刚刚回师，今后类似的示威游行不要参加。死了这么多弟兄，实在痛惜！”
周恩来的心情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他坐在那里，右手抓住腰里的皮带，左手搁在桌面上，脸像青石刻的一样，没有过分的表情：“打平东江，不单是军队的能力，打倒杨刘，亦不是军队单独的力量，是工农和革命军联合的力量。现在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只有走联合之路，才能摧枯拉朽，打倒帝国主义。”
他建议派铁甲车队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去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总教练，派陈赓等去担任教练或干部，以便加强工人力量的领导。
蒋介石同意，依然怒目切齿：“英人暴戾，更不能不准备实力，与之决一死战！
如果我党仍以经济绝交一语了事，则国亡即在眼前！”
周恩来提议：“政治部设个训练班，来培养党代表和宣传员。现在有些人不称职。人数在１２０人左右，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队、湘军学校、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及学兵连抽调。”
“这个主意好。应该将黄埔的军纪、思想和校风推广到别的学校里去。”
蒋介石一摸额头，滚烫滚烫。夜里１时，他回到军校，找军医处看一看，无奈连个人影也没有，气得他一进家门就躺倒床上，抓过一张香港地图，却看不进去，只用拳头吭吭地捶床铺。任陈洁如怎样劝慰亦不答话。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组织国共两党党员开援助罢工工友大会，议决凡本校同志月薪在３０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一，愿多交者不限，由军需处扣除，解交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
进入８月，燠热的南方更令人烦躁不安。蒋介石流鼻血的毛病又犯了，住了１２天院，手术做得不好，反复了几次，痛得他嗷嗷叫。出了院便撤了原先的军医处长，让他的结拜兄弟金诵盘代理。金诵盘的父亲金沧柏，是晚清中国四大名医之一。金诵盘自幼随父学医，已自成一家。曾多次帮孙中山转危为安，只可惜最后一次他从黄埔赶到北京时，孙中山已病逝两日。
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已从黄埔军校移至广州。陈赓做了他的秘书。他们住在一幢三层楼内，同时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室内陈设十分简朴，靠东墙窗下摆着一张大写字台，几张靠背椅；一只四层的藤书架上放满了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和国内新近出版的报刊。客厅设在楼下，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台、几张藤椅和圆木凳子，周恩来在这里会见客人或召开小型会议。这一天，客人走后，周恩来从军装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
“我这里还有会。你帮我去码头接一下，她叫邓颖超，你就叫她小超好了。”
素以机警着称的陈赓乐颠颠地拿着照片，在码头上等着。船一靠岸，他就盯着出口看。这一看，他发现糟了，走得急，眼镜忘带了。他是个近视眼，没有眼镜，就是个睁眼瞎。他越想越急，越急越看不清。眼见下船的人走光了，却找不到一个邓颖超。
他一脸懊丧回到宿舍。见周恩来迎面走来，更是窘得无地自容：“我一个大活人拿着照片就是‘照’不见个人！嫂夫人人生地不熟，走丢了，或是被人拐了去，我怎么担当得起呀！”
周恩来好像没事一样：“你先休息吧，对了，这里来了一个人，你先替我接待一下。”
陈赓跟着周恩来来到二楼房间，只见一位女子端坐在床沿，见有人来，忙起身迎接。陈赓戴上眼镜一瞧：此人在哪见过？他一拍脑袋想起来了：“你不就是小超吗？怎么自己跑来了？你可把我急坏了！”
邓颖超微微一笑：“你们忙，何必去接我呢。我还能找不到？”
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这次是党组织决定，让邓颖超到广州来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可刚坐下，周恩来又被叫去开会了。直到晚上，周恩来才欣喜地回来，笑着问邓颖超：
“还没吃晚饭吧。走，离这不远有家老字号，西式的烤乳鸽和牛尾汤很不错。
就到那儿给你接风，也算是结婚礼吧。”
邓颖超咯咯地笑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同事们知道周恩来结婚了，都闹着要他请客。推辞不下，他就在住所摆了两桌菜，把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恽代英、高语罕、张治中等人请来了。
陈赓、蒋先云等人当下手，菜还算丰盛。
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了。
邓颖超不会喝酒，所有敬给新娘的酒都由新郎代劳。一杯接一杯，周恩来一人竟喝了三瓶白兰地。他醉倒了。李富春扶着他喊着：“恩来，好点没有？”
周恩来说不出话来，只是嘴里咕噜着，听不清说的什么。李富春责怪起张治中、陈赓太胡闹。蔡畅打了一盆凉水，让邓颖超用毛巾给他擦擦脸。邓颖超翘起嘴巴，轻轻地叹着气。
蒋介石因为鼻子流血住院，没有去参加庆婚。他一出院，军校许多部门都找他审批款项。批了几笔，他烦躁起来，大吼道：“军校管钱的人都没有啦！我不干了！”说着把笔狠狠地摔在桌上，拂袖而去。回到家中，怒气未消，抓起笔就写辞呈：
……奈终以才短体弱，日呈竭蹶之象，长此以往，陨越堪虞。且自两次入院医治，迄今精力犹未复原，校务军务，堪甚繁剧，尤非衰悴之身所克担荷。
中正责任心重，既自知不能有所建树，更何忍一日尸位，辄敢陈明实情，仰恳钧会即日准予辞去本兼各职，所有任内一切经手事宜，可责成廖党代表彻查，移交新任接替。中正回里休养，倘能恢复精元，则报党国之日正长也。谨呈中央执行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当然不让蒋介石辞职。并发来了满篇赞词的复函：
……贵委员忠勇成性，学识超群，昔年总理蒙尘，曾以一身当困难，迩来驰驱杀贼，尤能百战建奇功，政府倚若长城，党军奉为泰斗。本会进行，正赖策划，当经一致议决，恳切挽留，并推定朱委员培德代表同人，前往致意，务希念先帅付托之重，同志期望之殷，打消辞意，勉为其难，党国幸甚。辞呈璧还。以致蒋委员中正。
过了几天，朱培德果然带些礼品，来看望蒋介石。两人谈得很投机。朱走之后，蒋介石还在感叹：“此人诚一血性男子，可与共事也。”
东坡楼流血事件
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威名大振。但在国民党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于重要地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谭延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军事上他仍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锋芒渐露，不甘居于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车来往。
一天下午，侍从秘书贺衷寒收到一封信。像往常一样，他先把一捆参差不齐的印刷品放在桌子上，尔后，小心翼翼地，仿佛是怕它会突然爆炸似的，他挑出一个杏黄色的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印有蒋中正字样的长方条白纸。
“这算什么信。”贺衷寒说。
正在阅读报纸的蒋介石抬起头来，冷淡而又好奇地问道：“什么事儿？”
“我是说，这信封上印的字是从报上剪下来的。”贺衷寒把信封递过去。
“是的。”蒋介石证实，边说边撕开信封，“而且还是一封匿名信。”
充满好奇心的贺衷寒望着蒋介石。他知道，如果信的内容是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蒋介石自然啥也不用表白。假如是一封恫吓信，或者别的什么，那他肯定会让他知道。不探个究竟，看来贺衷寒无论如何是不打算离开的了。反正他的时间绰绰有余。
情况果然不出贺衷寒所料：连信的内容也是用报纸上的字剪贴而成的。
“恐吓！”蒋介石沉吟了半晌，才开口。他的语气是惊愕、愤怒的，尖削的面孔透露出张皇恐惧的神情，目光呆滞。
信只有两行。贺衷寒接过信，大声念道：鉴于你的独断专行，谨以此信郑重通告，你的死或来临。
“这些家伙无聊至极，就会吓唬人。我还接到过恐吓电话呢。”贺衷寒把信塞回信封里，故意轻松地说。
“你不可大意。”蒋介石跨出门槛时说，“你叫宓熙多带几个人，下午到北较场接我。”
贺衷寒也被蒋介石的惊愕和愤懑所感染，火速去找卫士连长宓熙，他的黄埔一期同学。
下午，小汽车按时来接。蒋介石躬身钻进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的头一辆车。
司机问清了要去的方向，踩了几次油门，却发不动车，他跳下车，掀开前盖，敲敲打打寻找故障。蒋介石被上午的匿名信搅得心绪不宁，挥挥手，叫宓熙带四名卫士，跟他一同上另一辆车。那辆车没插青天白日小旗。车开出一会儿，那辆故障车修好尾随而来。蒋介石从反光镜里看见后面的车，车上坐着排长黄友文和六名卫士，心里安定许多，不由得仰脸假寐起来。
不料，那辆插旗的汽车驶经东坡楼附近时，乒乒乓乓射来一阵子弹，将油箱打裂，汽车一个猛拐，翻倒在地，两名卫士应声倒下，排长黄友文手臂受伤，等从汽车里爬出来，一场恶战已经偃旗息鼓，四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黄友文飞快逃回办事处，向宓熙报告。
宓熙急忙将情况报告蒋介石。
蒋介石一听，蓦地打了个寒噤，站起身来，他锐利的目光巡扫着室内每一张面孔。
“这简直是要置我于死地！”他禁不住喊道。呼了一口气，身子又重重地落到椅子上。他操起电话，找东坡楼附近第四军驻地查询。
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相。蒋介石目光紧盯着梁鸿楷，用他那训练有素、惯于跟欺骗、猜忌、奸诈打交道的头脑默默地思索着，似乎要认定他就是这险恶计谋的策划者。
梁鸿楷垂头丧气，恐惧不安。他知道，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己却有嫌疑；是自己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和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
约一小时后，梁鸿楷气喘吁吁跑来，涔涔汗水顺着脸颊流淌到嘴唇边，慌不迭地报告：
“据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奉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发现如有插青天白日小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开枪射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赏！”
“娘希匹，这不是对着我的吗？他们知道我的汽车上插有小旗。”蒋介石眯起眼睛，逼视着迷惘不安，似乎正在期待着某种解释或者决定的梁鸿楷。
梁鸿楷像受了电击一般，痴痴地站着发怔。
“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
梁鸿楷频频点头，匆匆告辞，想早点摆脱这件事的牵连。
他走后，蒋介石又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
蒋介石坐下又起来。匿名信和暗杀者的身份已经昭然若揭。可蒋介石仍然细细琢磨着；他把柳条安乐椅搬到院子里，选了一处背阴的地方坐下。在夕阳深沉的余晖中，蒋介石严峻的影子投照在地面，他正以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的双重身份，推敲着这次流血事件。一缕悲酸随即在心头涌起，淹没了浮躁的感觉；他似乎在别人奸诈的计谋中发现了自己高尚的仁慈心肠，他甚至悔恨和责备自己，对这种阴谋诡计竟然毫无觉察。要不是运气，自己早就死于非命……晚上，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蒋介石点点头，嘉勉了几句。梁鸿楷离去。
蒋介石又躲过暗杀一劫
东坡楼事件后不久，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蒋介石搬出军校，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本来蒋介石是兼这个要塞司令的，东征出发时，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
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不久，去上海小住的陈洁如也回到广州，同蒋介石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这时，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幢小洋房，自住一幢，另一幢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住。蒋介石推辞一番，最后还是住了进去。自此一个大门进出，有时一起吃饭。
蒋介石出门之后，有时贺衷寒就陪陈洁如打麻将。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候，也是他最担忧的时候，他怕蒋介石在这里碰见他。他的眼睛一刻不停地扫着窗外，以防蒋介石突然撞入。他料想蒋介石要是嗅出什么不对，说不定会把他撕成碎片……窗外果然有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的住房注目。
“不行，我得出去看看！”
贺衷寒追出去时，两个人已经消失。他想这是个危险的预兆，就信步去驻地警察派出所询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
贺衷寒回来又急忙告诉宓熙，要他随时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动。
在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宓熙同蒋介石同坐一辆车。蒋介石坐后排，宓熙坐在司机旁边，还有一个卫士。后面跟着一辆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汽车开出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宓熙和同座的卫士一齐叫起来：“又是那两个人！”
宓照转脸轻声报告蒋介石：“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摇下车门上层玻璃板，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提在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