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南堤黄埔军校办事处，隔着一张桌子，廖仲恺正与一人谈得十分投机。
那人看上去三十来岁，面色苍白，但精神很饱满。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推着光头，穿着粗灰布长衫，袖口小小的，下摆窄窄的；粗白布袜子，黑布鞋，袜脚背上有一根用针线缝的鼻梁。他不喜欢坐着说话，不时站起来，在屋里的空地来回走着，边走边说，说到高兴处，喜笑得双眼都眯成一条线了。这个像小学教员打扮的学者，究竟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影响整个一代青年，现在上海大学任教的共产党人恽代英。
廖仲恺与恽代英不期而遇，一见如故。在这之前，廖仲恺就知道恽代英是五四运动武汉学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领导武汉的学生组织罢课、罢市、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当时鄂督王占元极其蛮横，禁止演讲、发传单，恽代英想出办法，在白纸扇上写传单，互相传递，以发动武汉三镇商人全体罢市。因坚持要求省长和湖北各校校长急电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办卖国贼，武汉学生曾在武昌长街察院坡街上露宿。恽代英又用白扇传单鼓动商人、居民在深夜中以热水热稀粥来慰劳疲倦冻饿的学生。结果，形成了商学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使当时湖北反动派有所顾忌，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而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和他写的上百篇文章，常使廖仲恺啧啧称道。廖仲恺极力邀请恽代英来黄埔军校任教。
恽代英对廖仲恺的为人早有所闻。廖先生埋头苦干、艰苦卓绝的精神，与他自己实行的“每日自省表”：问本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是否做到不嫖、不赌、不吸烟、不饮酒、不谎言、不带夹带（考试时带夹带）等十分合拍。他常常对上海大学的学生讲：廖仲恺先生恐怕要称为国民党诸领袖中间最急进最不妥协的了罢！他是帮助孙中山先生，主张国民党改组，主张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在改组之后，是他惟日孜孜地尽力于农工运动，反对一切压迫贫农的地主，反对一切压迫苦工的资本家，反对一切冒名革命蹂躏人民的军阀！
对廖仲恺的邀请，恽代英遗憾地摇了摇头。
原因是脱不开身：他既要在上海大学任教，又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还要主编《中国青年》……但他答应抽空去黄埔军校讲课。
恽代英在地上来回走着。忽然停住脚，操着湖北口音，那声音很像是四部合唱中的最低音：“反革命派现在有三种伎俩：第一，是散布意图损害革命家的谣言；第二，是勾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破坏革命运动；第三，是雇用流氓打手用手枪炸弹结果革命家的性命。廖先生为了革命事业，前两种伎俩都已领教过了，这第三种，还望多多注意！”
廖仲恺坦然一笑：“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存心想来暗杀，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它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正说着，黄埔军校总值日官派来送信的人到了，把军校发生冲突的事一说，廖仲恺便起身要回军校。临走，他又冲着恽代英两手一摊，摇头叹息：“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大多数没有把目前革命的任务搞清楚，没有认识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志，各立门户，互相摩擦，把革命的精神实力在内部闹小宗派抵消了，这还对得起总理？对得起革命吗？要是蒋校长、周主任没去前方领兵打仗，事情还不至闹到这种地步，现在就剩我跑里跑外……”
“陈延年你认识吧？何不请他帮忙？”恽代英也替廖仲恺着急。
“他和我也算是世交。”廖仲恺情绪平静了些，也因有陈延年这样的共产党朋友而自豪，“他在法国留学，还是我和许崇智常接济他的用费，他那一年回国的旅费还是我给他寄去的，公谊私情，我请他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还能推辞吗？不过，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广东区的书记，工作刚刚展开，一定很忙，他哪里有时间干这个呢？我看你来怎样？”
“我来也只能当当政治教官。如果你需要政治教官，我可向你推荐旅欧的共产党人高语罕，我时常与他通信，他的学问足可以与陈独秀媲美。”
“哦？”廖仲恺从冥想中摆脱出来，“只是远水不解近渴。我想今后不管谁来当主任，政治部都要改组，要加强政治工作的作用，把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团结起来。要建立同志间的友谊，更要建立革命工作上的纪律。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工作和学习的会议上争辩，可以向校长、党代表、政治部提出意见听候处理，万不能冷言热语地吵架和打架。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有权代行党代表的职权，先处理，再报告。”
廖仲恺回到黄埔，把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了一下，即下令：管理处长林振雄擅自开枪打人，撤职查办；李汉藩亦以对林振雄处理不当，记大过一次。
冲突暂时平息下来。９点钟熄灯号响过之后，各个角落又恢复了平静。夜间１０点钟以后，共产党秘密组织开始汇报工作。孙文主义学会方面又开始秘密串联。林振雄自然不服对他的处分，离开黄埔之后，披星戴月赶往东江，找校长蒋介石诉苦……廖仲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所。夫人何香凝热好饭菜，坐在廖仲恺对面，递给他一个甜甜的微笑。
廖仲恺接过碗，也报之一笑。他一边慢慢喝粥，一边用眼梢儿悄悄瞅了一眼何香凝。
“仲恺，你吃得太少了，光喝稀饭，永远长不了肉。”何香凝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廖仲恺一眼，问道，“还需要我办些什么事么？”
沉默片刻，廖仲恺面色忧郁地清了一下嗓子，喃喃说道：“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
“我明天就动身北上。”刚毅豪爽的何香凝拢了一下短发，真诚地回答。
“我又不是小脚老太婆，”何香凝看到廖仲恺脸上担心的表情，故意轻松地抬了一下脚。
廖仲恺眼角的余光无意扫了一下何香凝抬起的脚板，心里轻松地笑了一下。
这的确是一双结结实实的大脚。也许就是因为这双大脚，廖仲恺才娶了何香凝。
廖仲恺的父亲是广东的客家人。客家人崇尚读书，提倡女不裹足。这也可以说是客家人独特的风俗习惯。廖仲恺的父亲加入旧金山“客家人”组织的人和会馆，经常以客家的风习要求和教育孩子。他在临终时留下了遗嘱：儿子将来要按客家人的规矩，娶个大脚的媳妇。当时１６岁的廖仲恺，含泪答应了父亲。廖仲恺归国后，叔叔要他成亲，他便提出父亲的遗嘱，务必找一个大脚女子为妻。这下可难住了叔叔：大脚女子倒是有，可都是乡村野姑，要在名门望族中找个大脚千金绝非易事。打听来打听去，叔叔终于打听到何家的九小姐，既是富家闺秀，又是一双大脚，便请人提亲。九小姐即何香凝。她性格刚烈，具有反抗精神。小时候听完老人讲的太平天国女将的故事，便暗下决心，要学太平天国的女杰。６岁那年，母亲要给她裹足，把一双小脚用热水浸泡之后，缠上了一层一层的裹脚布。
母亲说，不到日子决不许松开。小香凝哪里肯依，到了傍晚，双脚胀疼得难以忍受，她就找来一把剪刀，把裹脚布剪开藏了起来。次日母亲发现了，又强行把她的小脚裹了起来，晚上，小香凝照样找来剪刀剪碎裹脚布。母亲再次帮她裹上，并搜走了剪刀。小香凝又偷偷买来一把剪刀，用后把它藏在祭坛底下。母亲叹气：
这双大脚以后到哪里去找婆家！父亲说：由她去吧！所以，当廖家来人提亲，父亲便一口允诺。
这对虽说不是自由恋爱的男女，却结合得相得益彰，成为一对革命的比翼鸟。
廖仲恺站起身来，轻轻按了一下何香凝的胳膊，小声说：“你先睡吧，我还要出去一趟。”
“这样晚了……”何香凝恩爱地望着丈夫。
“陈延年又给我推荐了一名政治部主任，我必须亲自找他谈谈，如果合适，即刻叫他到职。总之，黄埔不可一日无‘主’，违反党纪、军纪的事不能再发生！”
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握笔的手
１９２４年岁末，北方寒风刺骨的季节，使旅途劳顿的孙中山完全病倒了。３１日到达北京，住入北京饭店。翌日（１９２５年元旦），请来六七名外国医师会诊，断定肝脏有病，但还不能判明病名。
元月２０日，病情急剧恶化。２４、２５两日，不能进食，体温升高、脉搏加快。
２６日，经医师们决定移住协和医院，施行剖腹检查，肉眼可见肝脏坚硬如木头，经显微镜检验，断定为肝癌晚期。至少三年前已经罹患了癌症。当时虽然已有镭放射治疗方法，但为时已晚，回天无术！
愁眉苦脸的张静江和长吁短叹的李石曾忽然想到：“试试中医如何了？”
仰卧在洁白而又绵软的病床上的孙中山，嘴角勉强露出一丝微笑。他本人是受过西洋医学教育的医生，内心并不相信中医。当他的目光转向伺候一旁的宋庆龄时，便微微点了一下头，缓缓说道：“住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服中药，实在是对医院方面不诚……”
２月１８日，家人将其接回铁狮子胡同行馆。然而，中医治疗毫无结果。２４日，喉内痰阻，神志渐感不清。人们慌乱起来。
宋子文、孙科、孔祥熙、汪精卫围在病榻旁边，汪精卫委婉地说：“１月２６日，当先生进入病院以来，同志们都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以便遵循。
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人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吾等固知先生有力量战胜病魔，吾等亦愿助先生以抗病魔。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些许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
孙中山凹陷的面颊上笼罩着阴影，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眼也不眨一下。他握紧了拳头，他的手指变得短而干枯，像一节节的葡萄藤，他鄙夷地看了一眼汪精卫：
“我有什么话说！我的病如果痊愈，要说的话很多，只有先到温泉休养，费数日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如果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就行了，我有什么话可说！”
汪精卫迟疑了一下，解释道：“先生的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需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值此重要时期，工作不能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吾等遵守，以利党务进行。”
孙中山沉默了好一会儿，叹气道：“我要是留下话语给你们，其实有许多危险。
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更将向你等进攻，甚至采取方法，令你等软化；如果你们强硬对抗，则必将被迫害，危险甚大。所以我还是以不说为佳，你们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些……”
汪精卫和其余几人顾盼，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孙中山闭上了眼睛，显得有些烦躁不安。宋庆龄端来了药，扶他喝下。
汪精卫继续说道：“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避危险，今后危险有何可怕？……”
“你们要我说什么？”孙中山说话的声调比刚才柔和了些。
“我们想请先生略赐数语，由我笔记，然后再读与先生听……”
孙中山点点头，眼望着乳白色的天花板，声音颤抖地开始口授。说到“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想了想，问：“是否改成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免得罪列强，树敌过多？”
孙中山又点了点头，改用英文口授给苏联政府的遗嘱，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在一旁笔记。
孙中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口授给家属的遗嘱：“吾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汪精卫把笔墨递给孙中山。孙中山刚要落笔签字，就听到隔壁屋里哭泣声愈来愈大，他知道宋庆龄悲痛已极，便放下笔，对汪精卫说：“你暂时收存吧，今日不须签字，等几天再说。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
汪精卫将遗嘱折好，放进衣袋，退出病室。
孙中山因为立遗嘱伤感很厉害，当夜眠食俱减，更加衰弱了。
这以后，都怕添了孙先生的病，谁也不敢再提遗嘱的事。
到了３月１１日早晨８点钟，何香凝到孙中山房里去看他。只见他神气昏沉，气息微细，眼睛对着她，却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何香凝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
“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快拿遗嘱去签吧。”
在一旁的汪夫人陈璧君听见了，抱怨道：“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去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汪精卫闪到一旁，左右为难。
何香凝又对宋子文、宋霭龄去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出来也说应该签了。大家又告诉宋庆龄，宋庆龄两眼涌出了泪水，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愿再阻止。”
可是，人们仍然踌躇，不忍向孙中山开口。
到了正午，孙中山醒转过来，眼睛突然明亮起来，示意病室里的人们走近过来，急促地喘息着：“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天预备的字来，今天，到了签名的时候了。”
汪精卫递上遗嘱和孙科用的钢笔。孙中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颤颤巍巍，宋庆龄含泪托起他的右手，让他捏住钢笔，扶着手签了下去。
孙中山又呼唤着：“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哽咽舌僵！不能作声，但又像要说什么。本来在平时，孙中山总是用日本话喊她“巴桑”（“巴桑”是日语老太婆的意思，是日本人呼叫年纪稍大的女服务员时用的），一听到孙中山郑重地沉痛地叫她“廖仲恺夫人”时，何香凝禁不住热泪涌流，和孙夫人俯在床前，握住了孙中山的手，宽慰道：“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
孙中山深陷的眼窝里蓄满了泪水，摇着枯黄干瘪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他握住她的手，有十分钟才放开。
孙中山望着周围的人，艰难地说道：“我此次直上北京，为谋和平统一……甚望诸同志奋斗努力，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之目的。
如是，我在九泉之下，亦堪瞑目。”
说完说些话，孙中山呼吸困难，一面喘息，一面断断续续地微呼“和平……奋斗……救中国！”
１２日，早晨９时稍过，孙中山唤汪精卫到床前，好像要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来，汪精卫劝他睡一睡。他的喉咙里阻满了痰，胸脯还在微微起伏，但脸色灰白，两手滑落下去……９时半，孙中山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总指挥闹自杀
再说东征的结果，大大出乎人们意料。
此刻的蒋介石感慨万端。一则他觉得自己生逢乱世，大有可为。虽然几经危难挫折，终究峰回路转，化险为夷。胜利使他更加自信。队伍开出淡水时，他以戴着白手套的右拳抵腰，左手抚刀柄，目露威凌地训示道：“这次打淡水，是我们最起头的第一仗，不过是发展的第一步，我们的大事业还在后面；有了这样的战练，将来得个天下无敌的美名，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为国为民，做个真正的革命军！”如果把这段话里的“我们”改成“我”字，就足以窥见蒋介石的心迹。
他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还为时尚远，但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的运气与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