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逐渐体会到战争中什么最重要。起先，他也曾因苦战正酣之际，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良擅自退却而当即宣布处以死刑，而悔于仓促。现在想来，不仅处置得当，而且及时，不然怎么会“前仆后继，每于肉搏登城，碧血淋漓之时，毫无悸怖状，浩然捐生，乐如还乡”，“死伤几逢三分之一！”
当时，他打心眼里佩服一个人：周恩来。他的博闻强识、处乱不惊、调度运筹……蒋介石曾暗自思忖，在偌大个国民党里，无论元老、无论新秀为何没有一人能与之相匹？从他那里，蒋介石才得知军队里还有政治鼓动、宣传百姓、杀敌竞赛这一套。而战前，他与汪精卫迷恋的是《革命军连坐法》……所以，当后方廖仲恺三番五次来电，要周恩来回校时，蒋介石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羽翼未丰的蒋介石既离不开加伦那样的苏联顾问，也离不开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人。
然而，他对苏联与共产党人毕竟抱有成见。从一开始，他骨子里就埋下了“士可用不可信”的玄机。他总觉得，苏联的强大与共产党人的能干，现在是盾，将来总要变作剑，戳到他的后脊梁，每想到这些，他双眼起雾，喉头发紧，足底有一股冷气急速升起，直袭心胆。
然而，最使他魂不守舍的是孙中山的病情。午间，他曾发电报向孙中山报捷，只得到汪精卫的代回电，对孙中山的病情只字未提，孙中山肯定凶多吉少！如果说苏联与共产党人曾是他的两根拐棍，那么，孙中山就是他的摇篮！
３月２１日，春分时节，风和日丽。清晨，蒋介石打开军用帐篷的窗子，情不自禁地惊叹道：“果真是春天了！”他叫侍从备马，他要到野战医院抚视伤病员。
一轮白日照进刚吐芽的树林。小道上铺着一层绿茸茸的小草，遮住了下面的岩石，即滑又危险。蒋介石的马突然被一块石头绊了一下。
“当心！”侍卫喊。
“当心什么！”蒋介石听了就烦。
“底下有石头。”侍卫怯生生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要么摔死，要么没事。”
他们来到一条小河沟前，这是东江的一条支流。马小心地越过浅浅的河水。蒋介石喘着粗气，两腿夹得紧紧地，唯恐坐骑一下子滑倒在地，把他的脑袋摔破。但这是一匹安详的阉马，丝毫也不冒失。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彼岸，岸上树丛里搭起的野战医院的帐篷，在初春的天气里呈现出一片静谧。
顺利地过了河，蒋介石松了一口气，心境立即好起来。“骑马过河，真是别有风味。”
棉湖之役，士兵阵亡及因伤残者计六百人，死伤占了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伤病员静静地躺在帐篷两边，烟草和酒精的混合气味熏得蒋介石直想吐，可他脸上仍然挂着笑，不停地向伤病员打招呼。
帐篷外的马突然惊叫起来。蒋介石一愣，穿着草鞋前来劳军的党代表廖仲恺挑开门帘，低头钻进来，脸色阴郁。他把一份电报交给蒋介石。
蒋介石不看则已，一看，脸色顿时苍白，差点朝后仰倒。他惊恐地圆睁两眼。
他往后退缩着，好像站在他面前的是要杀他的刽子手似的。
“总理逝世了？总理逝世了？”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微弱，显得很遥远。
“是的，”廖仲恺沉痛地补充道，“总理的遗体在协和医院施用了防腐手术，得以永远保存。北京政府拟行国葬，但我党中执委在京委员基于国民平等原则，拒绝国葬。已于前日移灵，由同志２４人扶灵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沿途拥送民众约１２万人……”
蒋介石悲痛欲绝，手在空中乱抓，口中喃喃道：“先生死了，学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干脆也死了吧！”说着，拔出身上短剑，直向喉咙口刺去。
哭成一片的伤病员们挣扎着过来夺剑，一齐劝道：“总指挥不能死！总指挥带我们去讨伐陈贼！”
廖仲恺劝道：“军临前线，不容许沉浸在哀伤之中，而必须勉抑悲痛，谨承总理遗志，继续努力革命。”
蒋介石隐忍地激动起来，或许是清醒过来，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低微的断断续续的喘气声。他望着坐着或搀扶站起来的伤病员，他们的脸上挂着泪水。他大声地一字一顿地开始说话，那声音里饱含着不可动摇的、惊人的信念：
“斩草须要除根，擒贼必先擒王，不诛叛逆陈炯明，不算革命真男儿，剜其心肝，祭我总理神灵，肃清东江余孽，实行三民主义，继续先烈生命，完成本党责任！”
为了不影响士气，东征军指挥部决定暂不发丧。直到３月３０日，东征军克服兴宁，才正式宣布孙总理逝世的消息，并在兴宁集中所有部队举行追悼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布置。连日征战，使他显得更加消瘦，颧骨突起，下巴尖尖，声音也沙哑了。但他对具体事情总是一丝不苟。有人说他像小学校长一样严肃，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精明干练使得每一个被这双眼睛紧盯的人都感到自己欠缺或是触犯什么。孙中山的逝世使他很悲痛，但丝毫不流露感情的痕迹，只在蒋介石高声训话完了才严肃地点点头，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他让人绘制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搭起灵台，用松柏和白纸花装点画像，然后他和蒋介石并排站在队列前，孙中山遗像下，带领全体官兵向大元帅遗像三鞠躬；静默致哀五分钟；由蒋介石宣读祭文。
蒋介石清了清嗓子，凝视着孙中山画像上深邃的目光，他仿佛要说什么，但又改变了主意，仍按祭文宣读：
……英士（陈其美）既死，吾师（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执信（朱执信）踵亡，吾师并以执信之责任归请中正……忆自侍从以来，患难多而安乐少，每于出入生死之间，悲歌慷慨，唏嘘凄怆，相对终日，以心传心之情景，谁复知之……今唯有教养学才，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而已！……
公祭之后，地方群众团体退出会场。周恩来和蒋介石商量，说道：“孙先生死了，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他的担子现在搁在我们肩上了。我们不要徒然悲伤，要由悲伤中发奋起来。我建议，带领全体官兵向孙总理宣誓：我们只有流血，没有流泪；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蒋介石客客气气地鞠躬表示赞同：“刚才我好像想到什么，你的提醒正合我意。”
队伍重新集合。蒋介石在衣袋里摸了摸，拿出一张纸片看了看，举起右手，握成拳头，经过一阵较长时间的沉寂，终于发出誓词：
“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军校急需人才
一连几天，蒋介石的心情很烦躁。孙中山死后，以胡汉民为代帅的方针，虽然是党的会议上做的决定，但蒋介石不以为然。尽管有人在东征军和黄埔军校有意与无意喊出了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然而，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中，谁也不敢自封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谁也不推崇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年轻好胜的蒋介石在期待和争取舆论中没占上风，满耳灌满的却是廖仲恺谈到的军校内的混乱情况，怎能不心烦意乱？
被撤职的管理处长林振雄前来告状……
宣传部长戴季陶被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人轰下讲台……
他在面临东江的帐篷里坐卧不安，一会儿坐到椅子上去，一会儿又站起来在那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又坐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去。不变的只有那咬着铅笔的愁眉苦脸的表情。
帐篷里还有廖仲恺，他很快要返回黄埔军校，他催促蒋介石要尽快挑选两党的优秀分子来军校执教，以便加强管理。他说出邀请共产党人恽代英和高语罕来校任政治教官的意思，向劳累了一天，坐在一旁慢慢吃东西的周恩来询问高语罕的情况。
尽管肚子饿极了，周恩来还是不慌不忙地吃着。
“高语罕是个人才。他从事教学多年，理论上很强，与陈独秀先生交往很深，与我也有通信来往。不但会写文章，口才亦好，与恽代英都堪称是青年导师。”周恩来掰开最后一块饼干，拿水送下肚去。
蒋介石不由地停住了脚步。问道：“他现在在哪里？”
“德国柏林。需要的话，我可以去信召他回国。”周恩来说道。
“你说到柏林，我想起来了，”廖仲恺搔搔眉心那颗黑痣，眨巴着眼睛思索着，“邓演达不也在柏林吗？军校需要他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为何不召他回来呢？”
蒋介石阴沉地抿着嘴，沉思起来。他想弄清楚廖仲恺的思路会往哪儿发展，接下去会提出什么问题。当他意识到廖仲恺想重新起用邓演达时，不由得一愣，搪塞道：“我看他只想学习德国的军事，对教学并无兴趣。”
“他离开黄埔有其不周之处，但我们也失之待其不公呀。”廖仲恺心平气和地说，“在总理去世之际，召他回国正是时机。”
蒋介石透过敞开的窗户，望着那一片明朗的、但烟雾弥漫的天空。他听到火车行驶的隆隆声——风从铁路那边吹来，传来了一列重载的火车发出的震耳欲聋的轰隆声。他还望见窗外的老榕树摇晃着树枝，风卷住树枝，把它们压向地面。某种不祥的预感爬上他的心头。他觉得国民党元老如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并不可怕，取代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妨碍他夺取权力终极的是国民党后起之秀汪精卫、邓演达之辈，尤其是邓演达在粤军和黄埔军校的威信，他那咄咄逼人的军人姿态，一开始便对他构成威胁。也许正是为此，他才极力扶植王柏龄，挤走了邓演达……“邓演达先生对国际形势和农民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这对军校学员开阔眼界大有益处，同时，他又善于以身作则严于治军，蒋校长应考虑召回他。”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
蒋介石有些尴尬，舔了舔嘴唇，不置可否。他突然灵机一动，一下子就使谈论转为对自己有利：“现在迫切需要国共两党合作，与其找个顶着国民党头衔的人来装点门面，不如找个共产党来弘扬黄埔精神。周主任，你快写信叫高语罕到黄埔来吧！”
三个赤子，隔海祭悼
在马克思的故乡，聚集着一批中国的文人武士。他们是朱德、孙炳文、邓演达、高语罕、章伯钧等人。西装革履代替了长袍马褂，满口德文代替了汉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兴趣，使他们由陌生变成了朋友。
柏林中心大街拐角处，字迹粗劣的酒吧间招牌五光十色，特别显眼。夜市的闹景还没开始，已从住家院内飘来德国菜汤的香味。朱德、邓演达、高语罕等几个中国人没有在这条街上逗留，径直往前走，也不搭理别人。他们像通过铁丝网一样，从一些脸无血色、密密絮絮的年轻人身旁挤过，在初次涂上青色眼影的中学生妓女的注视下穿过。当他们从花店里买了几束鲜花时，邓演达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
今天早晨，他们从报纸上看见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便一齐来到经常聚会的街心花园，商议着找个地方，悼念孙中山。
来自沙洛登堡区诺尔斯达街的邓演达默默地走着，思绪无法集中。孙中山给予他的教诲，他对孙中山开创事业的热望，这些年来，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不少是交错在一起，甚至是常常联系起来的。邓演达为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不安所控制，似乎是在拼命拨开层层记忆……
他们在易北河租了一条船，把船划到河中心。邓演达把带在身上的孙中山半身像置于船头，朱德把鲜花撒在照片四周，三人静肃默哀。易北河水的波浪哗哗地流过船舷，城市向后移去，灯火在花岗石的堤岸上游动着。
邓演达３０岁。中等身材，头发浓密，长得结实。他的动作干净有力，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然而，他的外貌的最动人、最富特色之处是他那一头黑发衬托下高阔的额头，他那双洞察一切的含威的棕黑色眼睛，以及他那棱角分明、刚毅、时常抿紧的嘴唇。他问比他大九岁，在柏林主办宣传马列主义刊物《明星》的朱德：“兄将作何打算？”
“我准备去莫斯科学习军事。”朱德爽快地口答，“学习几个月以后即回国。”
“你呢？”邓演达转而问高语罕。
高语罕比邓演达年龄稍大，但乍看起来好像还小。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头上戴顶鸭舌帽，直挺挺的，动作敏捷。他也在朱德主办的《明星》刊物中服务。
他低下头沉思着：“按我个人的意思，《明星》方兴未艾，我也正在兴头上，想接下去办几期，可国内来信，让我到黄埔军校去任教，我正在犹豫……”
“怕是《明星》之外还有明星吧？”邓演达一丝尖刻的笑意掠过嘴唇。
高语罕脸刷的一下红了。他急忙转移话题，问邓演达：“你放着堂堂的黄埔教育长不做，独自一人来到柏林，这又是为什么？”
高语罕不合时宜地提起有关离开黄埔的事，那是去年底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邓演达不愿意提起它。他望着船头花丛中的孙中山像，脸变得深沉、严肃起来。
“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危险。”他的不算浓的眉毛朝高语罕动了动，“可惜国民党内缺乏真实人才，个个垂涎做官，我是忍无可忍，才拔脚而去……”
周恩来发令过江军队进入城市很容易腐化。尤其是滇桂军，他们东下时是一伙饥军，一旦进入华洋杂处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广州，有新式的赌场，有旧式的烟馆，有上、中、下三等的娼寮，纸醉金迷，无奇不有，岂有不流连忘返之理？滇桂军将领自以为拥孙驱陈有功，孙中山又是一向宽大待人。他们赖在广州，想一生一世吃着不尽。他们就凭这一套本钱，横行百粤，无法无天。他们把新兴的黄埔军事集团，视为无足轻重，把东征的胜利，视为是粤军的内战，杨希闵、周自得白昼作夜地抽大烟，廖行超、范石生、赵成梁等不顾一切地刮地皮，声名狼藉，民怨沸腾。
蒋介石查获了滇桂军与林虎勾结的电报，隐约意识到广州方面不稳。蒋介石会同苏联顾问、周恩来一商量，决定派人返回广州探听虚实。侦察员——周恩来首先想到了陈赓。
“你马上过江，把广州的情况调查清楚。他们是要搞武装叛乱哩，还是要拯救广州！”周恩来说。
“我一定完成任务。”陈赓很有把握地回答，“给我一身西服，我化化装。”
“先吃点东西吧。”
周恩来塞过来一包饼干。陈赓抓出几块插进茶杯，润湿了填进嘴巴，边吃边把军装换下。
他走出指挥部时，已经是学生装扮。在江边，他找到摆渡的船家。船至江心，两岸的军队突然隔江对射起来，枪声震耳，划船的姑娘吓得躲进船舱，脸色煞白。
船在江心飘泊。陈赓自己划了几下桨，不得要领，对姑娘说：
“你别怕，不是朝我们开枪！”
“先生，我不要你的钱，你坐别人的船走吧。”
“小姑娘，子弹还远着呢。不信，我站着，你坐着划！子弹专打胆儿小的！”
“真的么？”姑娘疑惑地摸到船桨，“朝哪儿划呀？”
“向北，继续向北！”
船到沙面，他和秘密的革命机关接上头，就进入了广州闹市。“五卅事件”使广州的局势白热化了。进步力量公开出来反对滇桂军阀的阴谋。居民中的劳动阶层站到了国民革命军一边。为数不多的政府军各部队已于５月２２日开赴河南岛。从这时起，广州完全处于暴乱分子的控制之中了。
陈赓在街上走着，警惕地望着路两边。受惊的商人匆匆忙忙把自己的货物运到沙面的外国租界和香港。敌人沿街散发反共反苏传单，彩色纸片在空中飞旋。陈赓灵机一动：这不是送来的通行证嘛！他装作系鞋带，蹲在一捆传单旁，拎起来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