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风险投资：网络媒体的助推器(5)

增加流动性。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通过鼓励企业收购兼并、培育产权交易市场、培育网络企业股票二级市场等退出渠道，来提高风险投资的流动性。

促进企业化。政府采取多种政策措施来促进网络企业化，这些措施包括风险分担税制、特许贷款制度、信息咨询服务等等。

总之，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市场形态，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强力扶持。政府政策措施扶持是吸引风险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主要条件。

三、网络产业化基础与企业制度的成熟性

风险资本市场是将资金、技术、管理与创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在支持创新活动与培育网络产业过程中使参与者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新型市场形态。它不仅体现了一种奋斗、创业、开拓、冒险精神，更是一种经营与管理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源泉则是生动而丰富的网络产业化实践。

理论上讲，市场的发展总是依赖于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增长。从供给方面看，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网络产业化基础。只有存在一定数量的风险投资机会，风险资本才有足够的选择空间，才有可能产生与高风险相对应的超额利润，刺激风险投资。从实践上看，美国风险资本市场之所以起步早、发展快、功能健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半导体、计算机、生物技术等领域内的研究与开发基础较强。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风险资本从中选择潜力较大的项目进行投资，产生了像数据设备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等有超额利润的投资项目，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络产业与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把前者作为独立外生变量来解释后者，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经济环境中，投资利润已经被平均化，以追求超额利润为主要目标的风险资本不可能有快速的发展。

有了一定的产业化基础，还必须具备较成熟的企业制度。从企业组织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三种基本企业制度的演变。风险资本作为一种长期的权益资本，当然要求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制度与之相对应。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创新的投资方式，风险资本对所投资企业的组织制度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由于风险资本家承担比企业家更大的风险，因而外部投资者(即风险资本家)，往往要求控股权，即使单个风险资本家不处于控股地位，在可转换优先股份合同中也必须被赋予比其所占股份大的权利。又如，在风险资本企业中，外部投资者不仅要进入董事会，而且要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本书第四章已经详细介绍了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总而言之，在高风险环境下的风险资本对所投资企业的组织制度的成熟性有特殊的要求。不成熟的个人业主制、家族制的企业制度，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加大代理成本，同时不太可能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因此，这些企业不太可能成为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

四、文化适宜性

作为创新的市场形态，风险资本市场要在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中才能顺利发展。文化因素从多个方面制约影响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

首先，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一种勇于冒风险的创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精髓就是敢于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建立生产新产品、引进新工艺、开发新资源和采用新组织形式的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种创业精神在科技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其次，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在网络产业诞生和发育过程中，人才是关键的因素。风险资本家和科技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具有开创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的创造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于冒风险、勇于开拓，并兼有对科学技术的前瞻力和对市场的敏感嗅觉。这些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以人为本”的高科技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以人为本”的高科技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鼓励个人创新，鼓励个人创办企业；(2)尊重知识和人才，提倡人才流动；(3)鼓励专业人才通过创新和建立网络企业获取高额报酬；(4)尊重和鼓励科技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的个性化发展。从企业的角度讲，创业者要有开明的态度，必须克服“独立性”与控股心态，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要敢于让外部投资者参与进来，甚至放弃或暂时放弃企业的控制权；同时，要有一种向股东负责，与股东坦诚相待，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文化。从投资者的角度看，要有一种敢于冒风险、愿意进行长期股份投资的高科技投资文化。

五、规范有效的中介服务体系

风险资本市场是一个有组织有中介的市场，是一个有明显特性的经济活动领域，除了风险资本家本身就是一个中介外，还需要一系列针对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企业以及政府、投资人、公众等的中介服务机构。这些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增值机构、项目市场咨询机构、专业融资担保机构、行业协会等等。随着风险资本市场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分工越来越细，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从理论上讲，中介服务机构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专业分工提高效率，其二是通过规范化和规模化的信息收集和传播降低市场信息不称性。风险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这就要求有较完善的中介服务与之配合。

不仅如此，由于技术、产品、市场、财务等方面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市场参与者之间又是依靠一定契约相连接，因此要求有较规范的中介服务体系。中介服务的缺位或不规范运作，会限制风险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普遍应用，严重阻碍市场的发展。

六、资金供给的数量和价格

风险资本的供给是影响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资金供给的数量和价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1)政府的限制，即政府规定可以进入风险资本市场的资金类型和数量，包括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两部分，对国内资本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机构投资者上。美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依靠退休基金和保险基金提供资本，其所提供的资本占风险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可以想象，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放宽风险资本的供给限制，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繁荣的风险资本市场。(2)经济环境，风险资本供给的数量和价格取决于所处经济环境所能提供的机会收益。一个低利率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增加风险资本的供给，而一个泡沫化程度较高的经济环境则不利于从事长期的风险投资。

七、专业人才群体及与之相对应的人才市场

风险资本业具有信息超群、人才趋群、地域趋群特征。在风险投资主客观诸多要素的组合中，最重要的是人才资源。在第三章中我们看到了众多开创网络产业的科技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他们是具有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的社会精英。不管是英特尔的罗易斯、DEC的奥尔森等科技企业家，还是朋山的创始人多里奥特、多家著名公司的投资人洛克等风险资本家，都是敢于冒风险、勇于开拓，并兼有对科学技术的前瞻力和对市场的敏感嗅觉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在市场上的聚集与竞争，是推动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

第七节中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

一、中国风险资本市场的萌芽

中国风险资本市场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时间上看，并不比欧洲和日本晚多少。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形类似，中国风险资本市场的萌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从以政府为主导的风险投资开始的。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网络开发工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在人民银行和当时的国家科委的支持下，相继成立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公司、中国招商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网络风险投资公司、广州技术创业公司等类似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萌芽。

中国风险资本市场萌芽的另一块土壤是各级政府下属的网络创业开发区。国务院在《网络产业开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中指出：“有关部门可以在网络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用于风险较大的网络产业开发。条件成熟的网络开发区可以创办风险投资公司。”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风险资本的作用并给予了一定重视。但是，风险投资业在我国经历了近十年漫长的孕育期，未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风险资本产业。

到1995年，针对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严重缺乏的状况，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中，再次提到要发展科技风险投资。在此背景下，全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心，顾问公司等。至1998年，全国有22个省、市已建立了各类科技信托公司、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和科技信用社80多家，其投资能力达到35亿元。但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生产方面，这些机构的贡献率仅为2.3%，其余的97.7%依靠单位自筹、国家拨款和银行信贷来解决。在上述风险投资企业中，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从其本质上看属于国家风险资本，在管理上也未能摆脱计划经济下的国营特色。在这一阶段，我国风险投资业在数量上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发展的质量变化不大。

1998年，中共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把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在中央政策的激励下，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多个国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许多上市公司、民营企业也开始涉足风险投资领域。几乎与此同时，国际风险资本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国际数据集团、英国凯瑞投资银行等机构相继在中国设立合资风险投资公司或分支机构，华登基金、大和证券、瑞士波士顿第一银行等风险投资机构相继进入中国。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风险投资业正在中国获得迅速发展。

二、中国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现状

中国的风险投资业从开始萌芽发展到现在，仍然处于初步发育期，真正的风险资本市场还没有形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没有形成发展风险资本市场的观念和市场经济环境。

从总的方面看，我国政府已经把发展高科技产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但很多部门和决策参与者对风险资本市场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它的运作机制还认识不足，由于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所形成的惯性思维的影响，忽视了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培育。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主要由3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即国家科技开发计划、科技工业园区和重点项目及重点技术改造计划。支持这一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及地方财政拨款、政府对网络产业的投资、科技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的科技活动专项经费、银行发放的科技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等。长期以来，这一创新体系对我国网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一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创新体系不适应形势发展的方面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由于采用计划式的运作方式，不能吸引市场上非政府的其他资金来源，因而出现了投资形式单一、投资总量严重不足的状况；(2)与市场相脱节的资源配置方式带来了科技成果转化比率低、资金运用过度分散、产出效率低下等资源浪费现象；(3)管理体制无序，因为部门或小集团的利益扭曲了国家风险资本的功能，大量的政府投入变成了人头费、养老金，甚至生活保障费。

从目前政府支持风险投资及网络企业的运行体制来看，除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职能部门外，还有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国家经贸委、对外经济贸易部、科技部等多部门管理。一个行业由多个部门分割管理，不仅使管理程序繁琐、效率低下，而且产生了不少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现象，使企业无所适从，不利于也不适应风险投资业及其所支持的中小企业灵活运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从国际上风险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的情况看，美国于1958年专门制定了支持风险资本业发展的《小企业投资法案》并相应的成立了专业化的“小企业管理局”，形成了专业性的行业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