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昇关于“革命人”与“革命家”概念的区分与界定，给我们的研究思路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丸山昇认为鲁迅通过文学和精神的方式关注中国人的灵魂改造，并对希望由政治变革达到民族兴盛抱有幻想，实际上与我们所认为的鲁迅是致力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思想革命家的观点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丸山昇对“革命家鲁迅”命名所持的异见，其主要依据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他认为，“革命家鲁迅”所要强调的是革命理论的外在灌输结果，其政治目的在于试图将鲁迅塑造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成功样板，成为“党的鲁迅”，到了“文革”更进一步被发展成“毛泽东的红卫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实践家”的鲁迅是强加于鲁迅的。这个事实产生于中国遭遇文化浩劫的特殊年代，“而这样的‘革命家鲁迅’、‘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的三元分离结构，正是‘革命人鲁迅’所格格不入的”。
丸山昇鞭辟入里的分析在给人带来深刻启示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如何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将毛泽东的“鲁迅观”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观照，客观准确地评价“革命家”冠名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将毛泽东“鲁迅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历史推进作用，与后来无限拔高的庸俗社会学的实用主义区分开来，而不是轻率浅薄、笼而统之地加以全盘否定，从而避免二次学术重创的出现。正视鲁迅在民族危难和阶级矛盾激化时代的政治选择和革命实践，历史地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参与整个革命过程的一代文化人的深刻影响，其中特别是客观评价左翼作家在腥风血雨中坚持理想和信念的斗争精神，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也是研究者必须坚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今天，在肯定鲁迅“三个家”的基础上，人们对于“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又有了新的理性认识。作为鲁迅研究的资深学者，张梦阳认为应该从注重改造中国人精神的独特角度来界定鲁迅“三个家”的定义：“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论者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从人学的高度精辟地阐释了“三个家”概念的基本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鲁迅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有，价值又在哪里呢？这的确是鲁迅登上‘五四’文坛后，中国思想界一直追问的问题。在各种探索中，自然是毛泽东的回答影响最大。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毛泽东，同时也诋毁他对鲁迅的评价。尽管我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持批评态度，并曾经深受其害，但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却仍然感佩毛泽东的智慧。因为在众多的文化人无视甚至诋毁鲁迅的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竟能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总而言之，毛泽东的“鲁迅观”并非他个人的主观臆想，而是建立在历史上众多鲁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的卓越之处在于，以一个革命领袖的特殊目光，从新旧文化转型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宏大视野中发现了鲁迅的特殊价值，并将鲁迅的思想作为构建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资源，这在民族革命战争环境中不仅有效扩大了一个民族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时代影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鲁迅思想与艺术的历史地位。当然，此后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成了鲁迅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二）“三个家”的相互关系及其学理反思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通过概念界定的方法，较细致地评析了毛泽东“鲁迅观”的基本内涵与历史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定“三个家”的辩证关系以及产生误读的历史原因，对于今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鲁迅经典大众传播将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老中青三代鲁迅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思路。
学术界将鲁迅研究分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三大阐释系统。李何林当属第一代研究者和主流意识形态派的当然代表。他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一文，曾被后来激进的研究者所否定。但今天重读，他对毛泽东关于“三个家”的相互关系的阐释是十分明晰和辩证的。他认为：“鲁迅主要是以文学创作为武器来进行战斗的。但是仅仅把他看作一个文学家，那是远远不够的。”鲁迅有着深刻的思想，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古今中外文艺、哲学、自然科学、伦理、道德、风格、习惯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认识，“如果分类整理出来，可以看出他一生思想的主导倾向，使他成为一个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正是通过“著作中表现的深刻准确的革命思想，对20世纪30年间的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由此可见，鲁迅首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以文学的形式负载思想，并以负载着深刻思想的文学作品参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因此，准确解读和阐释鲁迅原作，是鲁迅大众传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在谈到鲁迅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有“较多的美的享受”，“多读一遍就有较多的体会和收获”，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研究时，李何林认为，“这是和他时时站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最前面，不断参加人民的革命斗争，为祖国为人民的进步解放而写作的思想立场分不开的，和他从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品中吸收艺术的营养，艰苦勤劳认真的写作实践，也有关系。所以，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分不开的”。在此，李何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鲁迅的深刻思想与革命实践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和理性支撑的辩证关系，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者在鲁迅身上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日本学者丸山昇的观点也可以视作一种补充：“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性的文学性的。”在思想理论界，对鲁迅的认识则是在与胡适的比较中确立的。李泽厚认为：“从启蒙的角度上说，胡适比鲁迅更注重政治上的启蒙。如李慎之所说，他主要是：感受和认识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制观念等，而且坚信不疑。他反对过国民党，晚年仍支持雷震。他自觉地在政治舞台活动过。鲁迅则完全是个作家。以前神化鲁迅，给他戴了许多‘家’的帽子，其中最重要的三顶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80年代，我们去掉他第一顶帽子，现在似乎应该去掉第二顶，而只保留第三顶：鲁迅是文学家，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的伟大文学家。这才还其本来面目。”在此不难看到，对于“思想家”概念的诠释是如何牵制着人们的认识。除了老一辈学者之外，即便是在意识形态多元的世纪末，在一些“新生代”作家那里，鲁迅“三个家”的冠名和关系也是被充分肯定并切实认识的。“我觉得对他的思想作一个梳理的话，他的一生有一个基本线：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弱点，这是鲁迅最有价值的地方。鲁迅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个文学家。他思想和文学的革命性使他成为一个革命家。”而所谓“思想”和“革命”的核心，则是对民族根性的启蒙和改造，进而自强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鲁迅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少数几个精英之一，他最早致力于价值重建的工作。
他一生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追求中国人的现代化。”综上所述，不管人们对鲁迅关于“三个家”概念内涵的认识和次序的排列有多么不同，但归根结底，对鲁迅渗透于文学创作中的深刻思想在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鲁迅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渗透于他的文学创作之中，他的文学创作因为思想的深刻性对民族文化传统和人的解放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进而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深刻意义。
（三）阐释史：历经曲折走向“趋近性还原”
承认历史、尊重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应持有的基本态度。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后来一切事物的来源和因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原则是：“要求将历史人物摆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即是说，应当就历史论人物，以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来衡量其是非功过……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要求如实反映历史人物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反对任何主观主义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能把他说成是超时代限制的完美无缺的人，也不能用现代的标准苛求于前人。重要的是看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自己的努力给历史和人类贡献了什么，对人类历史起了何种作用。”以此来评价鲁迅本身以及评价毛泽东的“鲁迅观”都是适用的。所谓“将历史人物摆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即意味着不但要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人物活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结构、历史范围、历史过程中，还应将其置于他被评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鲁迅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鲁迅观”的现实依据及合理性是什么？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政治角度阐释和评价鲁迅及其作品，在重视读者能动性的接受美学范畴中是否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间？这是一些应该慎重思考的学术问题。
从接受美学读者阐释多元的理论而言，社会学解读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应该有其合理的存在空间。毛泽东的“鲁迅观”在特定的战争年代使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民族魂”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精神象征，在那个峥嵘岁月里成为凝聚一个民族力量的核心，在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浓厚的政治氛围和阶级斗争形势，反复出现的政治运动，以及不断强化的功利主义倾向，鲁迅研究被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中，更侧重从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层面估价鲁迅的贡献与影响。这种阐释因为服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革命需要，往往脱离了观点确立的原初语境，而将一些实用的价值外在地附着在文本之上，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事实上，瞿秋白、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被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具有不同阐释意图的阐释者不断阐释，不仅逐渐抽空了鲁迅形象原初的内涵，而且也逐渐远离了瞿秋白、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原初精神，直至最终成为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争夺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尤其，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论述的‘空白、沉默与沟壑’，被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阐释意图填满、夸大和教条化地发挥。”“毛泽东给予鲁迅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三个‘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来概括鲁迅，也都不失为精确。然而，长期以来，三个‘家’的内容被掏空了。按时髦的说法，全被‘解构’掉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右”运动带来的极端性使鲁迅研究受到重创；到了“文革”时期，鲁迅被推上“神坛”，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者按照“文革”精神与造反派模式，重塑鲁迅形象，并将鲁迅杂文当做“阶级斗争经验的概括和结晶”，充当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鲁迅不幸沦为这一疯狂时期某些政治风云人物篡党夺权恣意利用的工具。
“文革”时期唯一出版的仅有半部的《鲁迅传》，在写作宗旨上“以极‘左’的政治需要为纲，不惜一切地突出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内容，而略去或掩盖学术文化和个人情感的部分，结果把鲁迅塑造成了一个极端化、概念化的斗士。既没有人的血肉和生活，也没有一位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蕴藉与个性趣味”。此种不顾历史真实，微言大义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以致任意篡改的卑劣做法，不仅与鲁迅研究无缘，更是对学术理性的无视和践踏。此时，鲁迅不是被“神化”，而是成了一尊被随意涂抹、任意装扮的玩偶而被极端丑化了。这不仅是鲁迅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悲哀。极端政治功利主义的做法，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的审美规律，歪曲了鲁迅文学经典的原本内涵，而且也颠倒了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内在逻辑结构，最终导致广大读者对鲁迅的误解和隔膜。这样的历史教训应该铭记并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