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没有指导意义。如果有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在鲁迅生活的年代，而不是当代。”“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当然也有近半数的青年作家从思想、文学、人格等方面表达了对鲁迅的景仰之情。问卷集中反映了60后“新生代”体制外自由主义作家群对鲁迅的非理性否定。他们依据的主要是疏离中心、消解意义、反叛权威、颠覆传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按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讲就是：“一个解构的时代里，已没有楷模，何况时代环境变了。”这些过激言论除了反映了他们对文学秩序重新安排的内心冲动和焦虑之外，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也是题中之义。“我们的行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种所谓优越的秩序取代我们所批判的秩序。我们的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它的绝对性远远大于秩序本身的存在和个人的利益功名，甚至也远远大于一部作品在历史中的显赫地位。无论是旧有的秩序或是新建立的秩序，一旦它为了维护自身而压抑和扭曲文学的理想就是我们所反对的。”话语中真诚地表达着他们对文学回归自身的艺术诉求。
在鲁迅文学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的今天，重新质疑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身份，确实令人感到莫名的困惑。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是当之无愧、史有定论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最早运用白话创作了在思想和艺术上堪称典范的现代小说，而且，他的创作和译文在数量上也足以震撼人心。就杰出成就而言，他还塑造了阿Q这样意蕴丰厚的世界级文学典型，开创了“思”与“诗”融为一体的杂文文体。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个民族语言，不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而且也融入了世界文学整体。在纪念鲁迅120周年诞辰的时候，有学者用“奇迹”和“悲剧”两个概念表述了对鲁迅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奇迹”，“是指作为一个伟大文学家，鲁迅在白话文的初创阶段，也就是刚刚进行另一种语言方式的写作实验时，他的小说就写得这么精彩，语言那么成熟，文体那么独特，真是奇了。单凭他的两部小说集（《呐喊》与《彷徨》）和一部散文集（《野草》）就足以卓绝千古。还有另一点也很奇，他的思想那么深刻，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的认识那么深刻。鲁迅代表着新的文学时代的深度，这一点，其他现代作家（包括胡适）望尘莫及”。如果上一句话是对“文学家”的概括，那么下一句话则开启了我们对“思想家”鲁迅的讨论。
与鲁迅是否是“文学家”一样，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也是一个早已为历史定论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期，自《呐喊》出版后，当时的许多媒体已将鲁迅称为“思想界的权威者”。而鲁迅研究后来成为中国学术的一门显学，也正是缘于鲁迅在中国精神文化界的权威地位。事实上，只要简单回顾一下鲁迅研究的学术史就不难发现，从思想史角度观照鲁迅的艺术成就，始终是鲁迅研究的基本途径。尤其是在新时期之后，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国民性改造的思想、“立人”思想等，都已成为许多学者舍得投入大量精力甚至毕生心血去研究的问题，而文学艺术形式的研究却相对被忽视了。贯穿新时期挑战鲁迅思潮始终，并且在世纪末愈演愈烈的状况，主要也是来自体制外的“晚生代”作家群对权威和中心的宣战，由此形成了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道缤纷的人文景观。
对于鲁迅是否“思想家”的质疑，总体说来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鲁迅没有为国家民族指明道路；二是肯定鲁迅对民族文化传统批判的深刻性，但认为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源自西方人的东方观；三是鲁迅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事实上，新时期以来，作为诗人气质思想家、哲学家的鲁迅正在引起学者们的浓厚兴趣，并成为鲁迅学术研究中开辟的一个新的空间。孙玉石认为，多年来“许多研究者混淆了文学家的思想与哲学家的思想的区别”。他强调应该尊重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的独特性。“他思想的深邃性与他思想的非凡的实践性是密不可分的。他是以自己的直接感悟与无休止的批判来辐射他的思想能量，而不是在逻辑系统的思考中来论证他的思想凝结的，有追求关注的一贯性、批判的直击性，却不一定有哲学家思想的严密性。”王乾坤凭借自己从事的哲学专业背景，首先发现了“鲁迅是一位具有独特思维方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诉诸于概念系统，而是形之于感性的文学符号（意象）”的这一特征，并认为“‘中间物’是鲁迅思想的轴心概念和生命哲学的本体”。魏韶华则从鲁迅丰富复杂的灵魂和精神特点这一全新的视角，展开鲁迅与丹麦近代著名宗教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比较研究，认为鲁迅“极具诗人气质，又兼具哲学沉思者的禀赋；他的文学世界有着高度哲理化的倾向，而他的某些理性思考又达到了高度诗化的澄明境界。……诗人与哲学家的双重气质使他更易与西方现代那些‘诗人哲学家’产生兴趣共鸣，他的诗人气质使他与所受影响的‘诗人哲学家’如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建立起的是一种‘我’与‘你’的精神相遇‘关系’”。魏韶华通过大量资料证实，鲁迅从早年留日期间接触克尔凯郭尔开始，并将这种精神上的“亲缘关怀”一直维系到生命结束，进而得出结论：“正是通过与克尔凯郭尔的精神交往，鲁迅完成了对‘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鲁迅思想丰富的内向性以及深刻的自我省察倾向不能不说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浸润有关。”从鲁迅生命个体的独特气质出发，通过与之有关联的国外思想家精神特征寻求鲁迅的思想渊源与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十分新颖而令读者为之振奋的。
与以上研究者不同，思想界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则将鲁迅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的纵深度得出结论：与胡适、陈独秀以及其他“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相比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惊人深度上，几乎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在概要追述了鲁迅自辛亥革命到20年代女师大风潮，直至由孤独者走上马克思主义左倾道路的基本历程后，认为：鲁迅的独特的思想光辉始终闪烁，并至今天仍有强大吸引力的主要原因，“除了他对旧中国和传统文化的鞭挞入里沁人心脾外，……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这种孤独悲凉并不仅仅在于他在背负因袭重担，肩住黑暗闸门时沉重的社会历史内容，而重要的在于：“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这点上，也有学者持同一观点：“鲁迅是一位将现实关怀与超现实的形而上关怀统一起来的思想家，由此而产生了独特的思维与表达方式：一方面，他不是那种‘从书本或推想’出发，即从前人的实践经验或自我静观的抽象思辨中推导出观念的思想家，而是重‘事实’、‘亲历’，即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推导出观念。因此，最平凡的，也是最生气勃勃的，最原生形态的人生现象对鲁迅的思维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种“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现象形态，不仅对鲁迅思想的形成，而且在鲁迅思想的表达上，都具有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意义”。鲁迅用这种独特的“文学的表达方式所显示的文学与哲学的交融趋向，正是本世纪人文哲学的一大特色”。钱理群从20世纪大历史纪元的范畴来确立鲁迅的历史地位，认为鲁迅是可以与孙中山、毛泽东齐名的思想家，“他们三位可以说是对本世纪的中国历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着最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留下的是一份“世纪中国遗产”，其影响之深远表现在：“人们无论在总结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在展望21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精神走向时，都不能绕开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影响。”与孙中山、毛泽东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同在于，“鲁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层面”。
综上所述，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位不但没有因为颠覆风波而有丝毫动摇，相反，由于他的诗思与哲理融合一体的特殊魅力，吸引着后人不断探究并结下了丰硕成果。
关于“革命家”，这是“三个家”里最复杂、也是长期以来为一些读者质疑乃至误解的问题，主要纠缠在对“革命”概念内涵的界定上，即是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还是将其外延辐射到政治、文化等诸多“革命”领域。此外，还涉及两个问题：对毛泽东冠名本意的理解；以及对这个冠名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意义的再评价。
对毛泽东冠名鲁迅为“革命家”本意的理解，这是一个目前在学术界尚存歧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是从文化革命的视角去阐述和评价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业绩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多处论及。从鲁迅一生的实践活动考察，他参与更多的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活动。
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些革命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他在文化进步的领域里被称为“革命家”是当之无愧的。但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在逻辑外延上不免有重叠之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由此规定了鲁迅的文化意义不可能超越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意识形态制约。“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传统，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传统，所以毛泽东关于鲁迅三个‘家’的评价在这个传统中必然是以‘革命家’为终极价值的，并且这个‘革命家’的标准就是‘政治革命家’的标准，鲁迅是放在‘政治革命家’的标准下被认识的，‘思想家’、‘文学家’只是这个‘政治革命家’的具体注脚，是在符合‘政治革命家’要求的意义上被肯定的。所以政治革命意义上的‘革命’成为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关键词。”各执己见，见仁见智。
竹内好和丸山昇都是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史家。与竹内好致力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的视角不同，丸山昇“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生发出文学者鲁迅这一无限运动”作为他的研究立场，并提出了“革命人鲁迅”的命题。在丸山昇看来，“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换句话说，即鲁迅的生命始终离不开革命的思考和实践。此外，更为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即这种革命对鲁迅而言是发自内心的，是其生命本身的渴望和需求。无论是他的精神还是生命都与革命这一神圣思考紧密相依不能分离。鲁迅对辛亥革命押赌了自己的青春，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而生的20年代的寂寞与绝望，“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此外，丸山昇的认识与国内鲁迅研究学者观点不同在于，革命与政治在鲁迅身上是同时并存的。“鲁迅后来就处于政治的立场中，所有问题都与政治课题相联结，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所有问题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处于政治的场中。”丸山昇认同鲁迅致力于中国人灵魂改造和精神革命，但他明确指出：“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他以鲁迅企望通过“灭满兴汉”这一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来改变中国人奴性为例，再次肯定地认为：“即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但这并非意味着鲁迅是个“革命家”。其依据是：“如此渴望革命的鲁迅在文章中，对于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一句展望。这也许表示他作为政治家是不够格的。”而且“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他由此的最终结论：“革命家”鲁迅是外在于“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的。它的实际含义只能是“革命政治实践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