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诸多文化思潮的涌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带来了宽松的话语环境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学术研究而言，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开放多元的文化语境中，突破了教条主义设定的禁区，也难以避免另一种学术弊端的出现：或者以偷窥和流言绯闻的方式，从日常生活隐私的角度贬低鲁迅的人格和品质，将鲁迅庸常化、凡俗化；或者通过推崇当年鲁迅的论敌和思想的对立者等方式，否定鲁迅的人格品质和文化判断，从而怀疑和贬损鲁迅的思想价值与历史地位。这些问题包含着诸多复杂性，但对于处在大众文化语境中，享受着世俗生活，长期被动地仰视圣坛上的尊神和束缚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思维的读者而言，无疑有着一种被解放的轻松感。此类观点尤其容易为思想单纯而充满叛逆精神的青少年所接受，如果不加梳理和引导，极易造成对鲁迅再次误读的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自鲁迅去世至今的75年间，鲁迅形象塑造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鲁迅文化遗产被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作为新意识形态的资源，这属于历史范畴中的常态。此后庸俗社会学的功利主义、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以及复杂的政治权力之争，在使鲁迅经典被“过度阐释”的同时，也使得阐释走向了“神化”和“丑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鲁迅镜像”，而非真实的鲁迅本身。
20世纪末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和商业化炒作，则是对鲁迅形象的凡俗化和平庸化。这些错误倾向都严重影响到青年学子对鲁迅的客观认识。可以预言，随着学术理性的进一步回归，鲁迅的形象阐释将逐渐趋向于科学化，从而实现“趋近性还原”。
21世纪初的鲁迅颠覆风波中，另外一个支持语文教材削减鲁迅作品的原因是：鲁迅是当代“愤青”的主要思想来源，少学点鲁迅，即可少制造一批“愤青”。有人认为：鲁迅从早年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到后来转向左翼，最终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是崇高理念下所保持的战斗姿态，这无疑也是当代网络“愤青”的一个标准剪影。这不禁令我们想起70多年前鲁迅说过的一段话。1936年8月，鲁迅在反驳徐懋庸对巴金、黄源的贬低和污蔑，并回击鲁迅竟“与此辈为伍”的谬论时肯定地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鲁迅的话语中包含着对青年的热忱与爱护，也表现出他透辟地揭示荒谬的逻辑推理及因果关系的智慧。用鲁迅的话语来回应今天对鲁迅的质疑，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文明传承者和创造者，语文课程是鲁迅经典大众传播的重要渠道，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研究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鲁迅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等问题，显然是非常迫切的。但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回答“鲁迅是谁”的问题。除了鲁迅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的影响之外，语文教育本身也应该进行自我反思。研究课堂教学中如何去除概念化、教条化和程式化，实现语文课程的人文化、审美化和现代化，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在2009年“鸡肋说”的风波中，有教育界前辈感叹：并不是学生不爱学鲁迅的文章，而是现在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很多老师一上课就直接讲鲁迅的战斗精神，让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提鲁迅，大家就联想到一个‘横眉冷对’的老头。这种误读，大部分是在教学中产生的。这样怎么能完整地认识鲁迅的作品呢？”因为事实上，在现实的语文课堂里，鲁迅并不是以“文学”的方式被感受，也不是以鲜活的生命个体而出现的，更多的时候，他被转化成了语文知识和政治思想教育的材料，是那些非文学的方式压缩了鲁迅的血肉之躯和鲜明人格。政治和教育的双重功利性，将鲁迅异化成了生硬的概念和抽象的符号，接受者是被动地、机械地接受那些与自身生存全然无关的知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只有真正走近鲁迅，拂去蒙在鲁迅形象上的种种尘埃云雾，尽力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努力揭示、描绘出一个血肉丰满、有情有欲的作为鲜活生命个体的真正鲁迅的新形象，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起学生阅读鲁迅、走近鲁迅的浓厚兴趣，从而逐渐理解、接纳、认同鲁迅，并最终将之转化为珍贵的人生精神资源。”在这里，“还原”、“走近”需要传播者具有相关的学养和情感的积淀。鲁迅的回忆录和传记汗牛充栋，但有谁像萧红那样以细致的观察和深情的笔墨，将鲁迅的个性和气质畅快真实地传达出来呢？讲课也是此理。
认为越是深奥、抽象越能提升鲁迅的形象，纯属文学教育的一个常识性错误，它成了普通读者走近鲁迅的一个先在障碍。文学是形象思维，它与科学主义相左。许多时候，文学拒绝精密细致的理性分析，它更需要细节和具象，需要片段的自然衔接衍生出真实而动人的情绪体验。那样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它绵延不绝，像茂密的常青藤攀缘生长着，像鲜血一样流淌在读者的生命里。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走近”鲁迅，才不至于产生疏远甚至憎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将一个负载着巨大的民族现代文化因子的文学大师和他的经典作品，化为中国现代公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从而在“人”的基点上实现鲁迅经典传播中的人文价值。显然，这是一个让人充满了激情和理想的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完成这个课题，需要学术界和教育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二、“英雄”与“平民”：“历史是人的历史”
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人是历史的人”与“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同一个命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交织着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并不适宜作机械划分。在鲁迅评价中，毛泽东为鲁迅冠名的“三个家”、“五个最”，以及“民族魂”、“民族英雄”等，同样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只是为了阐述的条理和行文的方便，将一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即前者重在从“人是历史的人”这个角度，科学分析鲁迅作为“三个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使之与后来的政治“神化”区别开来。后者试图从“历史是人的历史”的角度，肯定杰出人物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地位，将鲁迅所具备的天才气质与后来的“神圣化英雄”符号相区别，从而肯定鲁迅作为“民族英雄”在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的历史推动力量。
（一）鲁迅之重构：“英雄”还是“平民”？
鲁迅作为“民族魂”、“民族英雄”的称号始于20世纪抗日救国的战争年代，此后始终与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相关联，并持续了半个多个世纪。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和场合，人们往往从“仪式”本身受到某种暗示，领悟到隐含其中的意义。“仪式”无疑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功能。“鲁迅在1981年度过诞辰100周年，恰好迎接中国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时期。在这个历史时刻，鲁迅的民族英雄形象成为了中国人告别‘文革’、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开端。正如鲁迅恰逢其时的辞世于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样——‘民族魂’的形象强化了中国人抗日的凝聚力。”鲁迅11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鲁迅仍然在意识形态框架之内，意图在于通过鲁迅作为“民族魂”形象，将本民族知识者聚集于爱国主义旗帜下，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贡献力量。世纪之交，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环境的特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从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模式向着淡化政治、适应大众以及外延更为宽广的方向调整，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规范的双重功能。
鲁迅12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仪式呈现出沉静低调的特点，它意味着“新意识形态的逐渐确立使得国家意识形态不再像以往那样将鲁迅形象作为政权巩固、高度集中的阐释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被放逐在国家意识形态之外，而是相反，它隐含了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的框架下对于鲁迅的重构。更确切地说，低调的纪念仪式是重新整合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结构）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对这三个纪念仪式的简要勾勒，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鲁迅形象在认识和建构方面的微妙的历史性变化。
“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文化浩劫和巨大悲剧，使人们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强化了对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否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人与事，都成为众矢之的，鲁迅也不能幸免。否定“意识形态化”与“鲁迅重评”几乎成为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子。“意识形态”如何走向“僵化”？它对中国文学的严重后果是怎样造成的？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解释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世纪之交风波迭起的鲁迅论争深层所隐含的历史本质。
研究表明，“意识形态”从法国托拉西自19世纪提出，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改造，创造性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包含了诸多丰富的思想内容。毛泽东创造性地阐发了“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思想，建构了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正反两极的历史效果，即在推动中国社会革命历史向前的同时，也造成了无法挽救的严重后果。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之间，忽略了以人为中介的重要环节；二是缺乏对意识形态在历史实践中滞后性的认识。两者都使当代中国文学的创造和理论建构发生了问题。前者使文学要么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要么被抛开到意识形态的范围外；后者使理论家与批评家放弃了从生活与创造实践出发建设新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可能性。在实践上都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发展”。
以此理论为参照，我们看到，鲁迅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也出现了两个极端。“新时期”以来的几次论争，都很强烈地表达着批评家们要求冲决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束缚，将鲁迅研究从定于一尊的权威言说和庸俗社会学实用主义的工具论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如今看来，在那些偏颇过激的言语行动中，包含着将鲁迅阅读还原为更自由、更多元的个人化行为的愿望与构建一个“平民化”鲁迅形象的合理因素。“平民化”鲁迅与鲁迅人格及思想艺术的基本特质并不相悖。“平民化”鲁迅建构的初衷在于将鲁迅从“神化”的宗教崇拜中解放出来，回到他所挚爱的人间，还原其民众立场，让他以更亲和、更朴素的人格魅力走向民间，使其对中国现代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力量。“平民化”宽广的外延中应该仍然保留着作为“民族魂”的精英元素，但后来不时浮泛的“凡俗化”、“妖魔化”、“商业化”的反常现象，不断地消解着鲁迅的思想深度和意义世界，几乎与研究者的初衷南辕北辙。
显然，这是在消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化”历史涂饰之后的又一种世俗化彩绘，究其实质，它与政治意识形态化一样，都无法使我们科学理性地认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真实的鲁迅。甚至，世俗化淹没对鲁迅本身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如何准确厘定政治的“神圣化英雄”与作为创造历史的杰出人物的“英雄”本质内涵；如何认识“平民化”立场与凡俗意义上“平民”概念的区别；如何科学把握“英雄”与“平民”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一个合适的框架中重新评价鲁迅的历史功绩，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二）鲁迅：作为“思想界英雄”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鲁迅身上最集中地体现着鲜明而深刻的现代理性与启蒙意识。在谈到鲁迅的现代精神时，人们这样来概括：“他的现代文学精神，包含始终如一的以个体自由为原则的启蒙理性，质朴的平民情怀与自审意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永不愿放弃的人的解放的理想。”只要稍加分析，不难看到，鲁迅的现代文学精神里包含着“个体”与“平民”、“现实”与“理想”这样两组对立而统一的相关概念。我们所要探索的是，表面看来截然对立的这两组概念，它们是怎样和谐地体现在鲁迅的文学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