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瑞明汽车配件公司的董事长韩玉明在回忆起1984年创业的情景时曾说：“我是靠丈母娘家借的5000元，开汽车摩托车配件店起家的。”其二，企业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自家人”的鼎力帮助，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遇到严重挫折时，挺身而出出手相助的往往都是自己的“亲信”。而且我国许多家族企业都是利用同学、同乡、朋友等关系网络来获取企业所必需的资源、市场和信息。比如，在宁波服装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就充分利用了宁波与上海的亲缘网络关系而获得了大量的技术和信息。浙江一家生产家用电器的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在回忆了企业20多年的艰辛发展过程后，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家企业曾经有三次陷入了绝境，但每次都靠几位‘铁哥们’的无私救助而度过了难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内，由泛家族主义文化所编织的亲缘或准亲缘网络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创建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泛家族主义信任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影响也表现在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业主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招聘“自家人”进厂做工，以至于管理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几乎就可以用父子、（表、堂）兄弟、（表、堂）姐妹以及叔伯婶姨来进行称呼了。王晓毅（1996）调查了3家私营企业的79名在册员工，其中只有18人与企业的所有者没有直接的亲戚关系，超过75%的企业职工都是企业所有者的亲戚。
家族成员之间天然的共性使企业业主自然地偏爱“自家人”。夫妇和兄弟姐妹们能够清楚地懂得彼此言行举止中隐含的意义，口头的和非口头的信息能在企业内迅速传递，企业可以从“自家人”共有的亲缘、经历、身份及共同的语言中汲取到特别的力量，因此许多家族企业都无法逃避亲情网络的限制。家族企业在选拔管理人员时往往具有浓厚的任人唯亲的色彩。泛家族主义文化对企业用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该家族企业中许多中层管理岗位实行了外聘，但核心岗位都由家族的“亲信”掌管，这使外聘管理人员难以真正地放开手脚。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在家族企业中一旦将一件事干砸了，如果是“自家人”干的，可能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但如果是“外来人”干的，其动机首先就会遭到怀疑，就可能会受到处罚，甚至被解雇走人。此时家族主义的泛化在企业这种组织形态中达到了极致。
泛家族主义信任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影响表现在民营企业的对外交往上。
民营企业在对外交往上往往也采取“特殊主义”原则。在与供应商、分销商、债权人甚至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时，家族企业往往采取见“人”行事的“特殊主义”。如果是与陌生人做生意，则谨小慎微，生怕吃亏上当；如果是与“自己人”做生意，则放心大胆，合约条款双方心知肚明即可。毋庸置疑，在一个低信用度的社会中，特殊主义就有可能成为布劳所谓的“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为社会成员和组织提供一种基本准则。许多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关系网节约了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高风险时，“自家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可靠的相互支持、互相保护的战略网络组织。比如，在北京闯天下的浙江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浙江村”，并发展出一个依托乡土人际关系的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供销市场，泛家族主义文化在企业运作中的影响一览无余。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特殊主义”的交往原则不是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所独有，而是全世界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共性：华人企业家大都认为最可靠最易于合作的是家族成员，其次是亲戚、干亲、拜亲，然后是同乡、同学等一系列的“圈里人”。我们在看到“特殊主义”原则对家族企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正是在这种与外界交往中的泛家族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家族企业往往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在任何一个狭小的时空范围内都企图寻找出“自家人”，从而让无数的“圈外人”望而却步，最终使企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泛家族主义信任对浙江民营企业的影响还表现在民营企业的所有权的代际传承上。在资本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的后工业时代，企业间的兼并收购似成家常便饭。然而，家族企业所有权的更替却深受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企业业主身兼企业家和家族领导的双份职责，企业家的职责要求他们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做出恰当的反应，而家族领导职责则需要他承担着使和睦的家族企业绵延传承的重任，绝不能让企业落入别人之手。因此，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大都希望企业能在家族中传递下去，而不希望像一般企业那样以资产或股权的形式产生继承人。哪怕是在企业发展遇到资金特别困难的时期，家族企业也往往都会拒绝外来资本入股的诱惑。当然，家族企业中这种所有权的垄断可以保持企业经营理念和目标政策的一贯性，从而保持企业的相对稳定性，使企业文化源远流长。但这样做又使得家族企业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重用本族人、慎用外族人极易导致人力资源的近亲繁殖，担心家族所有权受到野心勃勃的非家庭成员的威胁，提防那些经历了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元老们在企业中形成实际控制权，还需要为企业发展预留出足够的流动资金以备不测。他们避免给年轻的不属于家庭的经理们以发展事业的机会，或对他们有所限制；对于公司元老则满怀戒心、时刻提防、伺机排挤。这种“世袭制”
的企业所有权传承俨然是千百年来家族领导权继承的翻版。虽然说在全世界华人家族企业所有权代际传承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也有诸如王安电脑公司惨痛的教训--1980年王安公司营业额高达30亿美元，王安个人名下的财富就有16亿美元。1986年，王老先生不顾众人的劝说，任命其36岁的儿子王列为公司总裁。但无奈王列对企业经营懵懂不知，自其接手公司后一年之中亏损了4亿美元，公司股票价格三年内下跌了90%，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万贯家业还是付诸东流了。
上述分析表明，泛家族主义这一积淀在中华民族儿女血脉中的古老文化在当今中国的私营企业管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浙江省企业而言当然也不例外。这些企业采用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在现有的社会资本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民营企业主不自觉的泛家族主义惯性使然，或者说是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在起作用。毋庸讳言，泛家族主义文化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倘若不是亲情熟识的帮助，许多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创立；不是“自家人”的团结与忠诚，许多私营企业根本就无法渡过难关；况且家族成员对企业负责的态度、长期的投资、快速的行动和对企业天然的爱，都是许多一般企业费尽心机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也难以达到的。因此，我们认为简单地指责这些家族企业的企业家“思想保守”、缺乏“现代意识”、欠缺“管理水平”等等，显然是过于表层化了。
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更明白地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我们的分析表明，那种断定家族制管理就是“落后管理”代名词的观点既经不起理论的深究，也与现实中活生生的例子相违背。我们在浙江省宁波市调查方太厨具公司时，董事长茅理翔先生给我们道出了他对泛家族主义文化以及家族企业管理的认识。他说：“泛家族主义文化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实现超越；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我们在浙江省多家家族企业的调查和访谈中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要想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将泛家族主义文化彻底根除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同时还显得极为可笑。事实上，只有充分地认识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企业管理中因势利导地运用它，浙江省家族企业才能适时地突破家族封闭的圈子，超越亲情熟识的人格化社会网络交易而进入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交易，完成从非规范的管理向现代化管理的转化，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
从当今世界企业模式的发展趋势看，西方国家的企业越来越重视东方“人伦文化”的影响，海外众多华人家族企业也开始逐渐跳出“小家文化”的圈子。把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共识，一种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和中国要素的混合模式”正在欧美和东南亚国家兴起。在这种新的模式下，华人企业的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两权逐步分离，实施民主化管理，培养员工的创造力，给外来成员更多的晋升机会。这也许就是浙江省家族企业模式下一步演进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泛家族主义文化使家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自我封闭，从而对家族企业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无形的束缚。例如，对“圈外人”的排挤、对外部股权资本的拒绝，对陌生交易者的防范，对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不公平对待等。从表面上看，家族制企业的组织结构的特点仅仅是家族控制企业的决策权这一点；而实质在于，这种结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仅仅在家族或家庭的内部存在。股权不向家族以外扩散，本质上是因为对外人的不信任。对“外人”的低信任度阻碍和制约了家族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信用制度变迁的重大障碍。
（三）家族主义的信任结构：信用体系扩展的严重障碍
浙江经济本质上是建立在家族制企业基础上的经济。家族主义信任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它决定了浙江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行为特征上、内部权力结构上以及产业结构上都有十分明显的特色。首先从企业的规模看，浙江经济是中小企业主宰的经济。这一特点是与产业结构相互适应的。浙江的主导行业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低，对规模的要求少，对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少，非常适合于在一种自然家庭组织的范围内来运作，毋须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就可以有效处理各类经营管理的决策和人力资本、资金的供给问题。这类企业的运行成本（管理成本）极低，经营非常灵活，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很灵敏，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运行严重不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基于家族的民营企业优势十分明显。其次，浙江经济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主导的经济，服装纺织和各类小商品行业一直是浙江经济的优势行业。这是因为家族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货币资本存量十分有限，如果不能从家族以外谋求人力资源和资本的供给，则家族企业只能生产和经营资金门槛、技术门槛和人力的门槛都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产品。第三，浙江的市场化采取专业市场这样的组织载体。家族企业的辐射半径很小，独立的营销系统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大量小企业共同依赖附近的集贸市场来集散其原材料和产品，这种市场形式肯定是成本最低的。中小型的家族企业对专业市场的依赖是这种处于工业化前期的产品市场至今没有退出浙江经济的主要原因。第四，专业化区域加工经济体系或者说块状经济本质上是家族化企业取得外部经济效果的必然选择。中小型的家族企业通过区域聚集的方式彼此共享基础设施、信息、金融、政府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等资源。迄今为止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浙江经济模式的活力。
然而，家族信任本质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信任，是建立在亲熟度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的基础上的，它把信任的对象局限于“自家人”（“自家人”并不一定指的就是自己家里的亲人，它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或关系密切的人，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因此它是一种非正式的信任，不同于基于制度制约的社会正式信任，这种信任资源是极为有限的。当家族企业处于创业阶段，或者当企业经营是小规模的、产业层次比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因而从生产到销售的可控性比较强、家族所提供的人力资源尤其是管理资源以及企业主的权威和决策，能够满足企业经营的需要时，那么家族伦理和家族信任一般是能够保证企业的稳定经营和利益的。但是，当家族企业经营到一定程度，要进一步扩大规模、进行产业升级做大做强时，家族信任就不仅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对于信任资源的需要，而且可能还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制约因素。
首先，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成员之间尤其是企业主与其他家族成员之间在财富、地位、权力之间的差距会逐渐拉大，相互之间的沟通会越来越少，创业初期家族成员的那种同甘共苦、不计得失、不分你我的情形逐渐丧失，与企业经营的稳定和发展相伴随的是家族成员劣根性的逐渐萌生，维系彼此的亲情逐渐被利益侵蚀而日益脆弱，甚至酿成亲朋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家族成员的忠诚度和信任度日益减少，一些小事也可能成为利益冲突的导火线，因此，父子反目、兄弟分家、夫妻离异等情况在家族企业中不断出现，企业发展的能量大量丧失在内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