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人文精神、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禀赋和有利条件，浙江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但也应清醒认识到，由于信用制度也像其他历史遗产一样具有继承性，从过去的制度中受益的人，会在新的制度安排出现并代替旧制度后的一段时期内，对过去的制度安排保存记忆，这种“制度记忆”会使制度创新的发生及其作用的真正发挥相对滞后，使制度变迁进程中充满着“路径依赖”。在我国信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逻辑，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由于我们在市场经济信用制度上的理论准备不足，加上市场制度创建之初选择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路径，市场信用制度不可避免地对人伦信用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使市场信用制度过分依赖人伦信用而失去其特色。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信用制度的评价体系、调整方法常常与人伦信用的评价体系、调整方法相混淆。任其发展，市场信用制度将被锁定在人伦信用的低效率状态之中，难以摆脱人伦信用的困扰而无法谋求自身独立的新发展。这是困扰中国信用制度创新的重大障碍。
认真分析市场信用制度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信用制度创新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一、路径依赖：制度变迁中的自我强化机制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思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得到优化；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同时，路径依赖还常常将制度创新牵引到旧的轨道上来，使新的制度中掺杂大量旧制度的因素，甚至成为旧制度的变种。新制度经济学的上述理论，无疑适合于对中国市场信用制度创新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分析。
（一）路径依赖及其形成机理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在社会领域中，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机制、承袭机制和选择机制。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由于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贝奇霍、亚利山大、基德、瑞奇纷纷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
在经济学领域，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缘由解释方法，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成为路径依赖理论的先驱。在凡勃伦看来，制度是过往进程的产物，它与以往的客观条件相适应，因此总是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要求。因而，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具有相对保守的因素，这是社会惰性、思维惰性和保守主义的根源。在经济社会领域内，制度的这种由承袭机制决定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成为演进的最主要障碍，而制度的变迁则是对这一障碍的突破。尽管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承袭性累积的进程，但每一新的进展都创造了新的条件，这些新条件的出现使总体的承袭过程必然包含变异。在凡勃伦的理论里，变异机制代表了制度演进的促进因素，而承袭机制则是演进的主要障碍，制度的演进体现的是变异机制对承袭机制的克服。
凡勃伦对制度变迁的承袭机制的描述以及缘由累积的分析方法尽管接近于后来的路径依赖概念，但他将承袭机制和变异机制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未能进一步深入分析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密切关系。
1985年保罗·大卫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的观点。他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即技术演进），而且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可能不比放弃的另一种技术路线更为有效，它也会持续到最终。而后W·马兰·阿瑟创造性地发展了保罗·大卫的这个思想，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越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战胜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的事件如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思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是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贡献，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第二，制度变迁除了受报酬递增机制决定外，还受市场中的交易因素影响。诺思指出，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显着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如果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制度是不重要的。而随着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性增强，制度变得非常重要，自我强化机制仍起作用，只是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二是学习效应，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三是协调效应，通过适应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以及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这项正式规则。四是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总之，制度矩阵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第三，由于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以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诺思认为，“在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结果的不完全反馈下，行为者将具有不同的主观主义模型，因而会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中，边际调整就不会完全趋同”。所以，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行为者的不同的主观抉择，既是各种制度模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不良制度或经济贫困国家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现存制度现实地制约着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速度和方向”。
尽管诺思首先提出并阐述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从而为解释现实世界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可能拥有广阔前景的思路，然而，诺思的理论止步于揭示路径依赖确实存在，他无法通过将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融合在经济学模型里去解释过程理性在宏观领域里是如何运作的，他同样未能洞悉导致路径依赖效应发生的微观基础。这些理论空白为后起的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驰骋天地。
莱博维兹和马格利斯根据不同程度的可获取信息区分了三个层面上的路径依赖。第一个层面的路径依赖指如下状况：行为主体拥有足够的信息，他也知道什么方案是自己的最优选择，然而考虑到完全放弃原先选择的路径将引发若干费用，他实际上进行的是次优（但与既有路径相吻合的）选择。第二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则源于决策进行时的信息不完全：随着时间的推进，行为主体逐渐发现最初的决策并非最优，但先期投入的资源已成为沉入成本，经济行为只能按次优路径继续展开。第三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则是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存在更优的选择，但还是拒绝其他方案，而坚持具有路径依赖性的选择。如果说前两个层面上的路径依赖在引入“有限理性”
概念后仍可置于新古典范式之下的话，则第三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在该范式下就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了。事实上这一层面的路径依赖是如此广泛的存在，以至于它占据了路径依赖事件的绝大多数。更为重要的是，行为主体据以判定最优选择的信息的获取同样具有选择导向性，信息获取过程同样是路径依赖的：一个特定的决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既定的路径使行为主体相信该选择是最优的。在这个意义上，路径依赖可被视为“真实规则的遵循”，它显然与新古典范式的收益最大化设定相对立。于是，路径依赖理论被视为新的理论框架的一个起点。
坎贝尔（1995）探讨了变迁主体对制度的认识和判断的形成过程。他认为，现存制度内生出对其自身的评判框架和制度内个体与制度自身的互动模式，这二者共同作用，决定了变迁主体如何定义其面临的问题、潜在的利润及可行的解决方案，而变迁主体的这些认识最终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向。坎贝尔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变迁发生之前变迁主体偏好的形成过程，而非变迁本身，更非（如新制度经济学家）变迁的目的。他认为，变迁主体的偏好形成可理解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它时而十分稳定，时而高度动荡，取决于制度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特点及变化状况。简言之，制度与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形成一个正反馈环，在此作用下，变迁主体的偏好高度依赖于现存制度。制度变迁不仅是高度路径依赖的，而且具有“即时”特性：规则和惯例对主体的偏好形成诚然有很大的影响，但当前的综合制度背景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坎贝尔指出，个体受极其有限的信息状况及高度不确定性限制，其行为更多考虑到制度上是否可行和文化上是否适当，而非成本-收益分析，于是，个体通过如下方式构建新制度：将已存在的制度性规范、惯例及概念扩展到新的行为领域。
坎贝尔的即时信息因素从更本质的层面上探讨了路径依赖效应的信息根源，从而打开了新古典范式完全理性的“黑盒子”；而其对变迁主体偏好形成的论述也体现了演化经济学重视过程的特点，从而使其进一步区别于新古典的“目的导向”模式。在坎贝尔那里，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对新古典范式的一个更富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替代。
瑞哲罗把路径依赖理论引向奥地利学派传统，为该理论寻找到了微观基础，从而为将路径依赖理论的最终系统化奠定了基石。瑞哲罗（1995）秉持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传统，并将“满意”树立为决定个体决策取向的标尺。他指出，一旦个体预期制度的创新或变迁（对比现有制度）能给自身带来更多的满足（而非最大的利润），则该创新或变迁就可能发生。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的特定经历来诠释所获得的信息、并创生出新的概念，因此客观的制度变迁根源应从主观个体的“心理维度”中去寻找。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路径依赖获得了基于微观个体的解释：制度变迁“受其特殊个性影响，受其既往的经历影响，受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与环境形成的特殊正反馈影响，受个人学习过程影响，最重要的是，还受知识获取的主观机制影响”，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作用下，变迁的最终结果就将是“基于（制度）内生信息积累过程的”、“以适应已有传统和既往经历为前提的”，因此，这个变迁结果就将是“高度路径依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