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信用制度创新中，大力加强信用文化建设，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信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是有较大的区别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体系是一种普遍信用体系。培育市场信用文化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务之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人们的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伦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信用。在推进信用浙江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挖掘中国传统信用资源。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之美誉。千百年来，“民无信而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信用观念深入人心，挖掘传统信用资源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信用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立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积极地进行信用制度创新，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观念和信用文化。
应当说，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伦信用模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经济领域。所谓人伦信用是指人们在发生经济往来时，主要依靠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依靠无字无据的“君子协定”来使双方自觉地履行经济义务或其他义务。家族内部或同乡、朋友等熟人之间的高度信任是人伦信用模式的基本特征。人伦信用模式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家族内部的高度信任关系，决定了浙江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行为特征上、内部权力结构上以及产业结构上都有十分明显的特色。
仔细观察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组织结构、管理，不难发现，在民营企业中，家族成员或同乡、朋友等信任关系就是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意义十分突出。正是这种亲缘或圈子里的高信任度及由此而具有的节省交易成本的利益，使人伦信用在浙江经济发展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迄今为止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浙江经济模式的活力。
在浙江诚信建设中，还积极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塑造浙商群体的信用形象。在经济日趋全球化，以人为本成为准则的今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最终的竞争制胜点。二十几年来，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浙江省，浙商在这块土地被培育起了平等、自主、竞争的意识，激发了创新、合作、冒险的精神，强化了实事求是观念和法制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伦理精神、行为规范也正在确立和建设之中。在浙商中涌现出大批具有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出现对精神文明的弘扬起到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提高了浙商的国家集体意识，改善了个体工商经营者和“大亨”老板们的形象，确立了浙商改革、创新、文明、务实、自律的良好形象。新浙商体现出来的创业精神和群体形象，不但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浙商品牌的传播和弘扬，也成为浙江经济极具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现在，浙商的足迹不但已经遍布全国，而且出没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力量。
从本质上说，信用文化是一种道德生态和一种社会环境。如果说，社会刚性的法律和管理制度是一种理性安排的话，那么，信用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主体间的互动、呼应、习惯性的信任问题，亦即主体间的情感性联系问题。从信用的形式要求到信用的诚实遵守之间的距离，需要靠营造浓厚信任的精神价值氛围来填充，或者说，信任更像是润滑剂，使信用制度之轮能更自如地转动。信用文化有历史经验的积累，是经长期互动而形成的能抵消疑虑的习惯性社会心理，其目的是促使信用要求得到贯彻，使信用得到低成本的遵守。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主要是从宗教、传统、文化中产生。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我国是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现代社会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关系和信用文化在我国没有充分发育。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信用文化，营造市场信用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氛围和环境，是实现我国信用制度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变迁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六）政府与市场互动：信用制度创新的基本机制
目前，从全球的角度看，信用制度建设的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欧洲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所谓的欧洲模式，另一类是在美国实行的所谓的美国模式。在欧洲模式下，信用制度建设的主体是政府，政府不仅通过法律法规的制订来保障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模式下，政府一般是通过直接设置专门的部门和机构对整个信用体系的建设进行深度的参与，信用信息的征集工作主要是由政府的专门机构来完成。在欧洲模式下，绝大多数的信用评级机构也是由政府出资参股而设立的，从而带有很强烈的政府色彩。在美国模式下，政府和市场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中的作用都十分突出，两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充分体现了政府督导和市场原则的结合。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保证上，尤其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方面更是突出；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甚至是主权国家的信用评估上。可以说，美国是目前全球对企业、金融机构和主权国家的信用评估进行得最好、最成功的国家。无论是欧洲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其信用机构的设立，政府都起了或大或小的作用，至于市场的参与程度有多少，要看各国的国情，再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运作。西方国家的信用制度建设发展到了目前比较成熟的阶段，对于信用制度建设起步的国家，包括中国，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浙江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过程中，浙江省首先十分重视培育自然的市场秩序，让市场主体在经济交易活动中自然形成商品交易、利益分配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有一句广为流行的顺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浙江各级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正是这种“清正廉洁的政府”，使得浙江经济得到蓬勃的发展，激发了浙江人创业的巨大热情！也正是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形象，使浙江各级政府在履行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职能时，正确地处理好政府、企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许多地方政府能从实际出发，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明确政府与企业各自的经济行为和责任，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使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大大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使企业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为市场信用秩序的建立奠定了产权制度基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信用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赢得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信用是在财产性的市场活动中产生或逐步形成的，它既意味着对市场主体财产权利的尊重，也意味着对在市场交易中所产生的财产义务的严格履行或财产责任的完全承担，因此，信用问题的实质是财产问题或产权问题，信用活动产生的制度前提是交易双方拥有独立的财产，或者说交易主体必须是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财产主体。市场主体没有独立的财产，就没有真正的能力讲信用；市场主体没有独立的财产，也就没有动力讲信誉、守信用；市场主体没有独立的财产，也就没有内在的压力守信用；市场主体对其财产权没有信心，就必然会产生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因而，产权是信用的基础。产权制度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预期的制度。产权制度越不确定，政府从中干预越多，个人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人们就越有积极性追求短期的利益。从浙江信用建设的实践来看，尊重和保护企业的独立财产对于浙江信用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
同时，浙江省也十分重视发挥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中的重任。在推进浙江诚信建设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努力做好表率，提升自身的信用形象，另一方面，十分注意扮演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角色，主要定位在信用管理上的指导、规范和监督作用上。在实施和完善《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的同时，浙江进一步开展《浙江省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个人征信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征信条例》等信用立法工作，编制浙江省“十一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依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要求，深入研究浙江“十一五”期间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为市场信用秩序提供有效的信用制度供给，实行政府的有效监管，通过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各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发挥政府在培育信用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浙江信用建设实践表明，政府调控的目的和作用在于形成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禁止、控制、规范和惩治那些违反市场竞争机制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安全、顺利地完成，使经济主体愿意进入市场，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与其他主体进行自主交换，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经济转轨时期，一方面，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良好的信誉并不能单纯依靠交易者自发形成，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制度供给不充分和对失信行为惩治不力的情况下，必须靠政府强有力的监管和引导来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另一方面，政府对信用关系的行政干预又会导致对市场信用秩序的直接破坏。因而，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政府每做一件事，都应先考虑该不该由自己来做，该怎么做的问题。政府监管要注意掌握一个“度”。政府监管超过一定临界点后，监管越多，市场主体越不讲信用。因为监管部门的处置权越大，未来就越难预期，市场主体就会只注重短期目标，更多的监管容易使权力渗透进入市场，产生巨大的“寻租”空间，容易导致政府腐败，也不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因而，在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方面，政府角色必须进行准确定位，即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错位”。“缺位”是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服务职能发挥不够；“越位”是政府干了企业和市场能干的事，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错位”是指市场监督管理要靠政府，维护市场信用秩序是市场监管的重要目标，但政府不是去直接介入市场搞信用产业。解决这三个“位”的出路在于“让位”。在社会诚信建设中，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就应让给市场，企业能做的事情应让给企业。
从各国信用体系的实际运行来看，市场化运作是大趋势。因而，政府在推动信用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市场化意识和市场化运作。中国要走市场化的道路，政府不应该垄断信用评级内容。作为一个征信欠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应体现在强制和协调征信数据的建立和开放（常常先从央行做起），发展信用管理行业以及推动立法，培育信用管理行业的市场竞争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指导公司运营，初期发展很容易，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把信用信息集合起来，但是它容易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进而导致垄断和不公平竞争，使社会成本变高。而且资产归属权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国家信用体系建设上，业务发展前期，尤其是在法律法规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推动和协调力度，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开放政府掌握的信用信息，出台信用立法，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种类、尺度，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信息市场环境，至于如何进行信用评定，则完全是信用评级机构专家的事。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和法律环境的完善，政府的行政干预应逐渐淡出，以遵循市场规则和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