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区域的江南文化柔婉、秀美的审美风格，对现代散文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在谈到新文学创作的实绩时曾指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特别是从浙西区域涌现出来的散文家，如郁达夫、俞平伯、茅盾、徐志摩、丰子恺、梁实秋等人的散文创作，都具有较为鲜明的江南文化柔婉、秀美的审美风格。
郁达夫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他还强调现代散文创作应做到“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本着这一理念，他的散文创作大都是在柔美的抒情氛围中，自抒怀抱，展现生命情怀，表现出一种率真性情。如在《青烟》中，他这样写道：“世俗所说的‘成功’，于我原似浮云。
无聊的时候偶尔写下来的几篇概念式的小说，虽则受人攻击，我心里倒也没有什么难过，物质上的困迫，只教我自家能咬紧牙齿，忍耐一下，也没有些微关系，但是自从我生出之后，直到如今二十余年的中间，我自家播的种，栽的花，哪里有一枝是鲜艳的？哪里一枝曾经结过果来？啊啊，若说人的生活可以涂抹了改作的时候，我的第二次的生涯，决不愿意把它弄得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倾诉人生的不幸、不满，甚至有点颓废，但深藏背后的则是对人生、生命的一种强烈诉求，表明了在五四新文化熏陶下，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这显然不是故作多情、无病呻吟，其中蕴藉的是平淡而又深刻的人生哲理，正如他在题为《雨》的散文中写的那样：“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那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在柔婉的自我抒情中，郁达夫的那种率真性情是清晰可见的。
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如《陶然亭的雪》、《清河坊》、《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在当时就受到读者的喜爱，其特点是多以一种朦胧、柔美、空灵的艺术意境，展现在新旧转换之际的人生感悟，具有一种淡淡的人生忧伤感和玄奥的人生哲理。如其代表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朱自清散文同名），这样写道：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匀得他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的年华，已都如蜜饧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哪里论到哀嘶。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生命的流逝，总是会让人感到一种人生的无奈和忧伤的。无论是谁，也无论是在什么时段、什么场合，欢快也好、忧伤也好、激情也好、痛苦也好，感受到生命的流逝，这也就是生命的觉悟，是探寻人生意义的起点。所以，周作人非常赏识俞平伯的散文，说他的散文风格“是那样的旧而又是这样的新”。与俞平伯散文风格有些相近的浙西作家，应该推丰子恺，虽然他与俞平伯并不属于相同的创作流派，也并无实质上的相关交往和联系。一般来说，丰子恺的散文创作是他的人生观的艺术展现，其特点是在平静的日常生活叙说中饱含人生的哲理真谛，于精细、秀婉的描述中发掘人生宏旨大义，字里行间浸润着他那隽逸、洒脱、淡泊的人格风骨。他十分注重散文的意境构筑，擅长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定格下来，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
丰子恺一生淡泊，自称居于心灵中的惟有“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和儿童”。他的散文创作，多是有关艺术、宗教、儿童的感怀和体悟，注重人生美学风范的建构，追求人生的美学意境。
在题为《秋》一文中，丰子恺写道：“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
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意境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对应、互动、协调所产生的一种主体感受和心灵情怀。在这当中，情与景、情与理、物与我、对象与人、主观和客观的浑然一体，以及由此所萌发的主体的满足感、愉悦感和幸福感，便是意境的主要内涵。作为佛教居士，丰子恺表现的不是常人的“悲秋”，在明白如话、平淡如水的叙说中，体现出来的是他那种超越了生与死的洒脱的人生美学风范。正如他在《告母性》一文中所写道的那样：“天地创造的本意，宇宙万物原是一家人，人与狗的阶级，物与我的区别，人与己的界限……这等都是后人私造的。”将人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和品位，其人生的美学风范是高洁的，从中表现的人生的美学意境是广博、深沉、悠远和富有神韵的。
相比之下，梁实秋则是集文人散文与学者散文的特点于一体，旁征博引、内涵丰盈，行文崇尚简洁，风格柔美、雅致，重视文调，追求“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艺术境界，且注重洞察人生百态，文笔机智闪烁、谐趣横生，严肃中见幽默，幽默中见文采。抗战期间，在重庆大后方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曾风靡文坛。在这种“闲适性”的小品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博雅、柔婉的人生情趣。例如，《雅舍》
一文写战乱时期作者在重庆的住所，虽然简陋到“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透如滴漏”，然而，久居则生情，觉得自己的“雅舍”总是“有个性就可爱”。
在这种富有审美意味的描述中，作者由“雅舍”触发自己的生活体验、感悟，透露出知足常乐、洒脱豁达的性情：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下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浓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砉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以柔美、秀婉的美学风格，表达对于优雅、恬适人生的体味和神往，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展现出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种种丑陋现象的玩味和调侃，这构成梁实秋散文艺术风格的两大层面。梁实秋将人生艺术化、诗意化、喜剧化，体现了他俯仰自得、悠然自在的雅士风度。尽管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的这种人生雅趣显得不合时宜，但从艺术风格角度来予以认定，人们就不难发现他的人生雅趣当中，也包含着苦中寻乐、愉悦性情、调剂生活的精神涵义。他将安时处顺、出入自如的处世态度，外化为恬淡、温婉、雅致的艺术风格，是极富有艺术情趣和风雅的。
茅盾和徐志摩的创作虽然主要在小说和诗歌上，但“柔婉”风格也同样影响到他们的散文创作。茅盾的散文创作抒情性很强，像《雾》、《虹》、《卖豆腐的哨子》、《白杨礼赞》、《风景谈》等散文，都表现出了他的那种细腻、柔婉的抒情风格。徐志摩的散文创作与他的诗歌创作一样，也注重抒情和联想，注重在大自然中感悟生命意义的传达。如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他写道：“我们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远似一天。离开了泥土的花草，离开了水的鱼，能快活吗？能生存吗？从大自然我们取得我们的生命；从大自然我们应分取得我们继续的滋养。”人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是生活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生命的自然法则。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中，徐志摩这样描绘道：
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的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它们纡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膛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罅里的泉响，有时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
大自然给予了生命灵感，使生命在大自然中尽情地舒展。从浙西区域走出来的作家，无论哪种文体的创作，都总是能够将浙西区域江南文化柔婉的审美风格体现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使之能够精细地对应处在急遽变化中的人的敏感心灵。
不言而喻，浙西作家的思维和艺术风格是“柔婉”，但不是“柔弱”。
这种地域文化孕育的色彩鲜明的“江南意境”提示人们：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仅只是高歌奋进式的刚性“欢唱”，同样也需要唯美色彩的温情与柔婉，因为它能够抚慰在历史转型时期由社会变迁给人的内心世界所带来的伤痛，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悲剧的艺术效果那样，这种柔性的艺术审美元素将同样是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地展现了现代中国新的文化和美学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