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浙”作家的美学理想与诗性审美品格
中国新文学与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审美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两浙”区域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一批重量级的作家。从审美风格上来看，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孕育了“两浙”作家独特的文化性格和独特的文化审美意识，形成了“两浙”作家特有的“刚”（精细坚韧）和“柔”（柔婉飘逸）并济的诗性审美品格，从而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审美姿态出现在现代文坛上，并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重压抑和屏蔽下的古典创作及文风形成强烈对比，进而能够以白话文这种新型的创作和文体形式，充分地袒露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情感，展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风采，显示新文学的“实绩”。
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谈到“两浙”文化性格及其所形成的风格，他指出：
现在只就浙江来说吧，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份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的成绩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淡，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在明末时这种情形很是显露，虽然据古文家看来这时候文风正是不振，但在我们觉得这在文学进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些文人多无意的向着现代语这方面进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点如徐文长，随后有王季重张宗子都是那飘逸一派的诗文的人物；王、张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要是不被间断，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了。毛西河的批评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泠五布衣显然是飘逸一派，袁子才的声名则更是全国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实斋，我们读《妇学》很能明白他们两方面的特点，近代的李莼客与赵益甫的抗争也正是同一的关系。
俞曲与章太炎虽然是师弟，不是对立的时人，但也足以代表这两个不同的倾向。
周作人对“两浙”文化性格和艺术审美风格的认定，是富有见地的。
他以“飘逸”和“深刻”来对“两浙”的文化性格与美学风格进行高度概括，总体上来说是比较能够道出“两浙”文化的审美特质的。所谓“飘逸”和“深刻”，实际上也就是“两浙”文化诗性审美品格的表现，表明它具有“刚”（精细坚韧）和“柔”（柔美飘逸）并济的美学特征。
丹纳在论述意大利绘画艺术特征时认为，意大利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意大利民族的精神状态、精神修养和文化性格，构成了“意大利人心灵的深刻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则对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两浙”文化及其所具有的“刚”“柔”并济的诗性审美品格，对“两浙”作家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它使“两浙”作家在进入新文学的行列时，总是能够以一种全新的审美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重压抑和层层屏蔽下的僵化创作及陈腐文风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的创作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的痛苦状况，而且也真诚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人对以“爱”和“美”为代表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尤为突出的是，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两浙”地域文化对“两浙”作家美学理想的孕育和影响，使他们获得了从现代性的角度，确立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人生的独特审美视角，同时也使他们的创作成为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标志。“两浙”作家以江南文化的审美维度来审视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文化转型和精神状态、心理变化，反而能够避开中心区域正统文化（或曰中心文化）的重重束缚，透过思考传统文化的内在隐喻，发现被历史裹挟着的中国人的精神苦痛和心灵的真切感受，精细、精美和精湛地传达出现代中国人由意义危机而产生的心灵困惑，以及不甘于滞后的心理。可以说，由地域文化孕育而成的“两浙”作家的诗性审美品格，不仅展示了他们自身深广的心灵世界，而且也展露了整个中国在现代化演进中的精神脉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浙”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创作实践，指引着20世纪中国由乡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封闭形态转向开放形态、由古典审美意识转换为现代审美意识的时间迁移路径与空间结构模态。
黑格尔曾经指出：“具有心灵意蕴的现实形式在事实上应该了解为具有一般意义的象征性，这就是说，这些自然形式并不因为它们本身而有意义，而只是它们所表现的那种内在心灵因素的一种外现。”“两浙”区域江南文化所孕育的“两浙”作家新的美学理想，使“两浙”作家在面对20世纪急遽变化的社会动荡，感受新文化的律动当中，表现出了一种积极、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从创作上看，“两浙”作家的诗性审美品格，具有以下两点突出的特征：
其一，“两浙”作家善于以精细的艺术手法，描摹和刻画人性，着重挖掘蛰伏在国民心理——性格中那种严重不适应现代文明的劣根性，展示国民长期受封建专制压迫所造成的精神疾苦。他们注重从人与文化融合的角度探讨人性，展开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中营造出一种对人性解放、心灵自由强烈渴望的精神氛围。像鲁迅的《阿Q正传》，目的就是执意写出一个现代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集中地“暴露国民的弱点”。鲁迅不是采用一般的写实主义手法，单纯地描写、反映中国人在物质上的贫穷，也不是单纯地关注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变动，而是着重探寻人的异化，特别是心灵异化及其引发的精神疾苦问题。居于鲁迅意识中心的是思考如何使人从封建专制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获得真正的自由，获得人的主体性的价值确立。作为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鲁迅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思想深刻性。通过文学创作，鲁迅把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作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以展现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心理性格和历史命运，并由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可以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影响的“两浙”作家，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人生的反省，从中展现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高度关注和崇高的新人文理想，表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是与坚韧、精细、缜密的艺术表现紧紧糅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两浙”作家的创作，凸现了中国新文学美学理想和诗性品格中“深刻”、“精细”、“坚韧”、“沉郁”的风格类型。不过，要指出的是，相比较而言，秉承这种美学风格类型的，在浙东作家的创作上表现得要更为明显些。
其二，“两浙”作家善于以主体对现实人生怀有深切感悟的方式，突出主体的一种精神状态，真切地表现主体在受到外在的压迫时所作出心理反应和感受。在新文学的初始阶段，“两浙”作家就倡导以“我”——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怀。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以“狂人”这个“我”的视角来表达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郁达夫。他以其特有的艺术敏感，用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描绘出了现代知识分子不放弃五四理想，却又与历史主流发生脱节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落感。郁达夫是最早将艺术视角对准“自我”，对准心理世界，把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与自我形象融为一体的作家。从艺术表现上来说，郁达夫的自我抒情与叙述是建立在被遗弃、被放逐的孤苦伶仃的主观感悟境遇之上的，折射出了时代的负面因素在人们心灵中所投下的重重阴影。此外，还有像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凸现出了白话新诗优雅、浪漫的审美意境，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美学理想和诗性品格中“柔美”、“浪漫”、“飘逸”、“婉约”的风格类型。相比较而言，秉承这种审美风格类型的，在浙西作家的创作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些。
如同本书在论述“两浙”文化审美意识转化时所指出的那样，“两浙”作家的诗性审美品格，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情感基调和审美心理，特别是与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境况有着内在的关联。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总是具有一种与北方中原文化相对应的历史感怀和伤感的情愫，一种强烈的自尊心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忧伤。从审美的维度上来看，这种由历史变动和文化移位生成的美学理想和诗性品格，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的审美表现。在艺术传达上，它更加追求物象的明丽、情感的细腻，追求诗性精神的唯美色调和感伤情怀。江南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在成为审美的能指对象过程中，也往往成为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和人生遭遇挫折时，通过自然美景的咏怀而感悟人生、抚慰心灵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而且它使主体对外部物象总是具有极其敏感的审美意识特征。
“两浙”区域江南文化诗性审美品格，作为一种历史“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两浙”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因此，在文化转型时期，从“两浙”文化圈内走出来的作家，往往能够以其敏感的主体感知，以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一种全新的紧密关注社会和主动参与现实的文学态度，在中国文学史上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震荡与文学革命。因此，深藏在“两浙”作家的“刚”“柔”并济的诗性审美品格背后的审美理念，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江南”审美理念、审美意象的历史延伸，又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对“江南”审美意境、审美风格的重新建构，使之在世纪转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牵动并对应着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值得指出的是，“两浙”作家诗性审美品格，其表现不只停留在单纯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现实表层现象上，它还表现在对国人精神特质进行深入探讨上，以寻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人性的建构，充分地体现现代中国新的文化和美学的理想精神。这是“两浙”作家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