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出关
那年秋冬之交，好运终于出现了，而且是两个机会同时到来的：一个是吏部又给出了一个去偏远省份做候补知县的机会；另一个是有位叫陈本植的合江同乡写来邀请信，辗转送到他的手里，信写得盛情洋溢，热烈似火。
两个机会中，当然是陈本植的邀请更让李超琼心动。
陈本植，字海珊，世居合江县南乡王家场。王家场与东乡大字湾都在葫芦汇里，彼此隔川江相望，直线相距不过二十里，但人员来往不多，彼此往往但问其声而不见其人。
说到大名“陈本植”，大字湾的人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提起王家场的“陈海珊”，大字湾人人知晓。这位很早就出道，只身在外闯荡天涯的海珊大哥，一直是少年李超琼心目中的传奇英雄。［1］反过来也一样，东乡大字湾李家的老三超琼考上拔贡的信息，自然也会不远万里地到达陈本植的耳边。还有一层，大字湾李氏一族近年正好有位姑娘嫁到了王家场的陈家，夫婿陈绍三是陈本植的一位堂兄弟。论葫芦汇里的辈份，李超琼是陈本植的小老弟。
对于起于微末的寒素之士而言，一个隔河相望的老乡，在他们一无依傍的时候，绝对是仅次于血缘兄弟的最珍贵社会关系。大山里所有有志出去闯世界的青年人，对于这一类信息无不敏感。即使他们日后发达了，身边结成了更大更广的人际网络，隔河老乡的关系，仍是他们所有人脉中最灵敏的神经末梢。
王家场陈氏，从前是户家徒四壁的赤贫人家，但陈本植胸怀大志，刻苦读书。早在咸丰八年（1858），他还是秀才时，就经人推荐，投身到当时的南溪县令唐炯门下担任处理文书的幕僚。唐炯后来做到云南巡抚。咸丰九年（1859），在围攻开进四川的李永和反政府武装的战役中，唐炯部战绩最著，而陈本植一直追随其左右。战后，陈本植以劳绩被保举为县令，并赏戴皇家侍卫官的蓝翎冠饰。
同治三年（1864）陈本植考中举人，次年又以举人身份拣发热河（在今河北承德市）知县，后来又在建昌县（属今辽宁葫芦岛市）和朝阳县（属今辽宁朝阳市）做过代理知县。同治十二年（1873），陈本植因在剿匪中擒获大盗王江、王海，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保，从代理知县提升为知府，并换戴五品侍卫的花翎冠饰。
光绪元年（1875），四川总督完颜崇实调任驻守奉天（沈阳）行使总督职权的盛京将军。他从吉林调来骑兵，从天津调来洋枪武装的新式练军，直扑辽宁东南边境的貔子窝和大东沟。数月之间，将在那里盘踞经营多年的高希田、宋三好［2］两股反政府武装一举荡平。为稳定大乱之后的局势，朝廷采纳崇实建议，在辽东地区建立一个军政合一的派出机构——兵备道；还接受了崇实推荐的首任道员人选——陈本植。于是，时任直隶知府的陈本植，被以候补道员的身份调往辽东，全权办理剿匪作战的善后。
道员制度，承袭于明代。在省、府、县三级地方政权中，道是省的派出机构，地位在省、府之间，但不算一级政权。道的长官是道员，俗称道台，有专设衙门，也可以开幕府。其职责是辅佐总督、巡抚和藩、臬两司管理政务。《清史稿·职官志》说，道员“各掌分守、分巡及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并佐藩、臬核官吏，课农桑，兴贤能，励习俗，简军实，固封守”，另有监督府、县两级机构的职责。所以，道员还有个别称，叫做“观察”。
那年秋，辽东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新任候补道员陈本植向同邑后进李超琼发出了邀请信。信到之时，李超琼刚刚乡试失利，又不甘返回山村，正在京都彷徨徘徊。
对李超琼来说，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和天寒地冻的辽东大地，都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是，此时他认准一点，他这个科举落第的布衣才士，与其回四川当个一辈子都难有出头之日的县教谕，倒不如跟着陈本植去辽东闯一闯。在边塞幕府，说不定也能蹑级进身，走出一番响亮的人生。何况，幕僚制度秦汉就有。所谓幕僚，就是兼负军事和行政责任的高官按一定程序自行聘用的僚属官员。幕僚种类繁多，有参议军政事务的“长史”；有协助指挥军事行动的“参军”；有协助文案工作的“主簿”。本朝的许多名臣，如嘉道时的陶澍、林则徐，咸同时的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幕僚出身，陈本植本人也做过幕僚。于是，李超琼决定出关去，投奔陈本植。
李超琼裹上厚重的羊皮袄，背起沉重的行囊，一路顶风冒雪，策马东行。
数日之后，万山环抱之中，抚宁城遥遥在望。这时胯下坐骑就因疲累而病倒了。找人打听问讯，得知此处离辽阳尚有千里，连山海关都还未出。
一群南飞的大雁从空中飞过。李超琼孤零零地站在抚宁城外冻结成冰的护城河上，随着大雁频频回望，思乡之情油然升起。
合江老家，母亲一定还倚着门框，盼望着京都来信，等待着儿子归来的消息。老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此刻正在冰天雪地里朝着一个与家乡方向完全相反的远方日夜奔驰。儿子此时的装束，已完全是一个浪迹天涯的“胡人”，母亲即使见了也不可能认出来。
一个早晨，李超琼改雇了一辆马车，驶出山海关。
关外驿道贴着长长的海岸线向东伸展，一边是渤海，“海上朝霞分外红”；一边是松岭山脉的群峰，“连天紫雾起山中”。过宁远，过高桥，直到锦州，都是沿着海岸疾驰。跨过大凌河，他见到了一座积雪覆盖，其势直接天门的大山，这就是闾山。闾山南麓是大凌河，渡过河，马车进入了一条垂杨夹道的长濠，车夫称之为“御道”。
这条御道，就是著名的“柳条边”，实际上是一条依明代关外长城的基础而筑的巨大壕沟，宽八尺、深八尺、底宽五尺，东起凤凰城，北到开原威远堡，再西折，直到山海关，最初总长超过一千六百里，称“老边”。后又增筑通往吉林的一条“新边”，长约六百里。开沟掘出的土方，又堆成沿沟长堤，堤上遍插杨柳，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环带。这条大环带把满族祖宗发祥之地的建州女真地区、圣地赫图阿拉、陪都盛京，及盛京故宫、永陵、福陵、昭陵，乃至整个辽河平原统统囊括在内。这个浩大的工程，始于皇太极崇德八年（1638），历时四十三年，康熙二十年（1681）完工。
李超琼乘坐的马车奔驰在柳条边的长堤上。时值隆冬，满沟垂柳，他一路都沉浸在“想见春归绿化烟”美好的遐想中。
柳条边所包围的辽河平原，曾是后金的都城所在，被认为是满族的“根本重地”、大清朝的“龙兴之地”。修筑柳条边，曾被算作是清初的几位皇帝的得意之笔。皇帝们以为，利用明长城遗址修筑起一道巨大的“篱笆墙”，便足可以防止满族人与西面的汉民族、西北的蒙民族融合，保持住满人的生活习俗，同时又可以保住龙兴之地木材、黄金、东珠、人参等丰富的自然资源。“篱笆墙”筑成后，朝廷就实行“封禁”，严禁外族人垦殖、伐木、采金、开矿、猎牲和采珠、采参。封禁，作为大清的一条重要国策，一禁三百年。
但事实严峻。这条出自狭隘族群意识的环形篱笆墙，画地为牢，使原本生气勃勃、资源丰富的关东地区，变得 “野无农夫，市无商贾”，人烟稀少，几近蛮荒。
更严重的是，柳条边这道“篱笆墙”，只开设边门若干，进出人货必须持有所在地区衙门发给的“印票”（通行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边门，登记之后方可通过。出入边门的车马是要收税的，出二百文，进四百文，甚至连死人出葬通过也不例外。
柳条边与东北走向的鸭绿江之间形成的一块广阔的三角地带，习惯称“东边外”，南北长千里，东西间宽处四百里，窄处上百里。
那块被柳条边圈定封禁的“龙兴之地”，严重阻隔了朝廷对东边外地区的行政辐射力，切断了关内关外的民人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两百多年来，“东边外”人口锐减、土地闲置，行政缺位，税收流失，“兽鸟充牣，绝巢窟而野无居人，山嵯峨而径鲜猎迹。”［3］
不仅如此，边境防务也因此长年空虚。“东边外”隔着鸭绿江与藩属国朝鲜相邻，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状态，成为一块被倭人觊觎已久的“肥肉”。
大片国土的长期边缘化，终将招致外患。李超琼应召进入陈本植幕府之时，正是整个关东地区面临一轮重新开发的历史时刻。大清朝廷凭借近十年洋务运动积累起来的本钱，决定改变实行了三百年的封禁政策，打开“龙兴之地”的禁脔。
李超琼风尘仆仆追上队伍时，陈本植本人也才出关不久。率领参谋人员巡视“东边外”各处，熟悉地形地貌，了解匪患平息后的经济民生、风物人情，是他每天的必要功课。巡视队伍从辽阳出发，沿途查看曾是貔子窝和大东沟两处匪巢所在的海城、盖平、岫岩、安东等地。所到之处，尽是断垣残壁，满目苍痍。巡视队伍时不时会与一车一车运载人头的马车擦肩而过。马车上那些血淋淋的人头，是剿匪部队用来证明战果的，而被割掉头颅的尸身，却被到处随意抛弃，胡乱堆放，任凭狐貉豺狼争抢攫夺，狗獾野犬疯狂吞噬。［4］
在宿营地的篝火旁，陈本植请小老乡李超琼说说对沿途所见的感受。
李超琼直言：各处城池郊外，到处是死人骸骨，看着实在叫人伤心。战争的残酷，在所难免，但曝尸不葬，就是不仁不德，会有报应的。应该及时纠正，这也算是积阴德。他建议部队广贴告示，命令官兵及时掩埋敌我双方的战死之人。
陈本植沉默地听完，说：这事儿，主要是有益于现世，部队应该去做，随即命令李超琼起草相关告示。
当巡察队伍在下一处村庄支灶休整时，李超琼起草的一篇洋洋数千言的文稿就呈到了陈本植手上。陈本植阅后说：文章说的正是我的意思，而且写得恻恻动人，足以使闻者感泣，一定会有好的作用。传令下去，立即将此稿转呈盛京将军，建议抄成布告，在辽河流域各处战场广泛张贴，要求部队抓紧掩埋尸体，禁绝曝尸不葬。盛京将军崇实也很快批复同意，并檄令各地在三个月内必须掩埋所有暴露在地面的骸骨。事后统计，辖区内数以千计的骸骨得到了妥善处理。
文告只是一种“公牍”，与读书人看重的诗词文赋相比，“其体卑，其事琐，其辞浅且俗”，而这一篇文稿却成了李超琼人生中第一篇真正得意的笔墨。它言简意赅，在短时间内“达于上”而“布于下”，直接导致整个区域发生某种变化。他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吏事”。吏事带来的成就感，是皓首穷经的秀才难得感受到的，估计“县教谕”也不见得有机会体验。
陈本植的赞许，总是以严厉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次，他给李超琼的是一个严厉的忠告：你的文告写得好，那是因为它有益于现世的社会民生。我们开发东边道，是关系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人民安危的大道正义，你老爱挂在嘴上的那些“积阴德”之类的话，以后少说。［5］
就这样，李超琼成了陈本植帐下幕僚，开始了他书斋以外的另一番人生。
李超琼起初受陈本植保举，“以知县选用”，四年后又得保“加同知衔”。主要工作是“襄理文案”，后又参与军政形势的研判、重大经济政策的制订，还受委派开辟地方财政税源。他在东边道军幕的作用比“长史”有过之而无不及。［6］
［1］陈本植，光绪元年以直隶（河北）候补道员，调凤凰城，办大东沟（东沟县镇）善后事宜。允许该地无论旗汉，凡占地开垦者，概令升科（编户造册），永远承种。使边民相继安帖，同心感激。同时，建设县治，置通化、怀仁、宽甸、安东四县。招练军三营，分驻各县要隘。又改岫岩厅为岫岩州，并设兴京、凤凰 二直隶厅。三年，又请置道员统辖东边。清廷遂命其任盛京东边道道员兼奉天全营翼长，并都理中江税务。是年又请学额，修文庙，以促旗汉民众进化。五年，首创"启凤书院"，自此，东边凤境文教大兴。九年，卒于奉天。东国暨凤凰城士民，建"遗爱碑"，昭其政绩。
［2］宋三好，祖籍山东。清同治初年，与高希田在金州貔子窝组织农民“锄捐抗税”。为躲避缉捕，于清同治三年到大东沟至大孤山沿海一带的木材集散地谋生。同治十二年，宋三好聚众抗缴捐税，并乘势击败其他反政府武装，垄断了大东沟的木材经营。同治十三年，清军讨伐宋三好，被击退。光绪元年，清廷从直隶调重兵围剿，用重炮击毁宋三好踞点。宋三好沿鸭绿江北撤，弹尽粮绝被俘，押至盛京处斩。
军幕生涯
光绪纪元的最初四年（1875—1879），是管辖“东边外”地区的军政派出机构“奉天东边道”的筹备期。
此时的大清国，刚刚从“长毛之乱”和“庚申之难”中缓过劲来，又从“洋务自强”的初步进展中获得了些许底气。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朝野上下终于取得共识：荡涤关外顽匪，解除关外封禁。接着，又做出了一系列重新开发东北的政策动作：默许和鼓励直隶、山东农民“闯关东”，推行移民实边，并且加强边防。
清政府开发辽东的举措，实际应该被看成一次迟到的国策修正和一场被倒逼出来的改革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