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补道员陈本植被派往柳条边以东区域，最初的使命就是“就地升科，设官分治”。升科，就是把开垦满期（水田六年，旱田十年）的土地，经过丈量，编列入册，作为征收钱粮赋税的依据。柳条边以东地区，俗称“东边外”，是一片广袤无边，而又长期无人管辖的肥田沃土。在这里征收税赋，设置官吏，实质就是明明白白宣示大清国对这片国土的国家主权。
陈本植的幕府，首要是了解“东边外”的人口、土地、社会等基本情况；然后是丈量田亩、立户升科、稽查税收、设置州县、筹建书院，筹建东边道的工作千头万绪。行营里簿书堆积如山，人员进进出出，昼夜繁忙。陈本植白天东奔西驰，夜里处理机要。李超琼追随左右，寸步不离，有关事务的文案全都由其一手办理。这些文案事务，其实都含有利与害的激烈冲撞，甚至血与火的生死搏斗。陈木植上马领军下马治民，在他率领下开进“东边外”的人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样的生活对刚刚走出书斋的李超琼来说，是一段高强度的历练。
起初，因为关外实际情势尚不清晰，朝廷还有些迟疑。经过一段初步的探索，终于下定了重新开发“东边外”的决心，其标志就是把“东边外”的候补道衙门明确为 “分巡奉天东边兵备道”（简称“东边道”）；把候补道员陈本植正式任命为东边道道员兼奉天全营翼长，与兴京副都统共同节制边外的八旗军和绿营军。
“东边外”是边境要冲，却与中原隔绝近三百年，从来没有政权设置，陈本植的兵备道既要整饬兵备，又要抚治地方，职能文武兼备，职权迅速扩大。一般道员是正四品衔；“翼长”是参照武职京官设定的军衔，正三品，但东边兵备道情况特殊，“东边外”开发使命重要，朝廷特事特办，把陈本植的品级加到正二品，还授予“便宜置吏”（根据需要自行设置官职、任命官员）之权。
两千年来。幕僚制度实际就是地方命官的自主用人制度。明朝曾经加以限制，清朝又逐渐恢复。清中后期，国家多事之秋，因为与南方太平军、北方捻军的殊死较量，急需启用能人，幕僚制度盛行起来。战事越是繁忙，朝廷对处于前线的封疆大吏赋予的用人权越是宽松。而光绪初年，国家略得喘息，朝廷就对各地幕府的用人权加以收缩，而且更多强调地方军政首长使用幕僚只属于以私人名义用人的性质，“可辟而不可署”。但是，陈本植的东边道是个“特区”，被特许不受此项约束。对有功的幕僚，他可以“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直接提拔。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李超琼以劳绩获得兵备道的保举，“选缺后以知县用”。当然，这个“知县”，只是“地方粮票”，出了所辖区域便不管用。
光绪二年（1876），朝廷一口气在“东边外”地区新置了三个县级行政单位：安东县、岫岩州和凤凰厅。次年（1877）又增设宽甸县。东边道驻凤凰城。凤凰、安东、岫岩、宽甸都归东边道管辖。陈本植全权总理边务。
政权建设、地方开发和军队布防，百废待兴。千事万端，无一不需要银子。朝廷拿不出银子，于是，又给出一条重大的特殊宽松政策：“边外所出，即供边外所用”，一切军需和行政费用，“皆由边地筹划归还，不使费内地一钱”。这实际又授予了东边兵备道一项类似汉代军幕“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土”的特权，允许就地筹集军费和行政开支。
开发“东边外”的银子从何来？唯有榷税。
榷税，其实就是一种商品流通税。明朝开始，国家就在江、河、海出入口设“榷关”，设军队把守，从过往流通的重要商品中征收关税。清代中晚期，边关的榷税和内地的厘金，成为朝廷继田赋、盐税之后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而在人口稀少，土地才刚刚完成丈量和升科的“东边外”地区，榷税实际就是当地军政机构唯一可能的财政来源。
光绪三年（1877）二月，在刺骨的寒风中，一队靖边营骑兵簇拥着一个人，出凤凰城边门，向南疾驰。这个人就是李超琼。他受陈本植的委派，去大东沟建立“东边外”第一个“榷关”，为东边道开辟财政税源。根据“便宜置吏”之权，李超琼兼任军职“靖边营帮带”。这是他首次独当一面执行任务。
大东沟位于凤凰城东南百余里、新设置的安东县南端，地临渤海，鸭绿江由此出海口。京津地区的客商越海而来，都汇集于此。鸭绿江上游诸山所产材木和山货，统统经由此地而销往天南海北。买卖兴旺，运输繁忙。不久前这里还是宋三好反政府武装的巢穴。长期以来，宋三好在此盘踞经营，私设关卡，把从材木、山货交易中抽取的红利，统统据为己有。东边道在大东沟地区设立榷关后，将推行“化私为官”政策，开始征收木材交易税。
当夜，李超琼一行露宿在七家堡一座“四壁皆罅”的草屋里。次日，行五十里，至北矿洞岭打了一下尖，继续前进。翻上一座叫棋盘山的小山的脊背，终于见到了先期抵达的靖边营马队主力。
他指挥靖边营官兵在山上的一片平地上搭起了一批泥墙草顶的茅屋。他们从当地朝鲜族人学来新做法，每座茅屋都用掏空的圆木做成烟囱，改善工作生活环境。这片掩隐在灌木丛中的茅屋，后来成了东沟榷局的办事处。从开辟财政来源的角度看，这些茅屋实际就是新生的东边道的命门所在。
“东边外”地区开发的头两年，因为税法未能划一，弊窦日滋。李超琼贫穷农家出身，平生只有祖辈父辈饱尝税吏勒索盘剥之苦的记忆，却从来没有想过向别人收过税。好在他是经过充分授权的。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原有税收条款进行逐条厘剔更订，努力删裁陋规。他订立新的制度，防止偷漏，确保“收款必涓滴归公”的条款更加严密；对办事的胥吏待遇有所提高（“优给丁胥口食”），对抗税和舞弊的打击力度也有所加强。［1］
在经李超琼修改重订的东沟榷税条例里，出现有“不涉苛细”、“力戒留难”等提法，以及比较注重“商民咸便之”的效果，都体现出一种既确保国家利益，又注重维护合法经商环境的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光绪三年（1877），新条例实施当年，东边道财政收入大增，“钱以百二十万计”。比较前两年，“赢十之四五”。［2］经过一年的整顿梳理，大东沟开设了一条不长的官街，沿街贾肆和民居渐形稠密。因地处鸭绿江出海口，“木排估舶，皆萃于此”；又紧邻藩属朝鲜国，商贾往来日益频繁。
这一年，“东边外”地区的清丈地亩工作［3］全面告竣，设官分治也基本定局。兴京通判府升格成为抚民同知厅，凤凰县升格成为直隶同知厅，岫岩通判府改为知州府，又新设了怀仁、通化两县。
李超琼继续兼管榷务，每年终了，东沟榷税为地方财政作的贡献都“未尝稍绌”。
光绪四年四月，李超琼又“以边务在事出力”，再次得到兵备道的保举，获加州同知衔。这一年，三十三四岁的李超琼颔下开始留须。留须，是当时男人事业有成的标志。
近三百年的封禁，已经把“东边外”变成了一个国际敏感区域。大片无人看管的闲置沃土，吸引越来越多的藩属国朝鲜农民趟过鸭绿江非法入境，垦荒种地，易货贸易，甚至安家落户，繁衍后代。同治八年（1869）以后，朝鲜连年自然灾害，“岁谷不登，饿殍载道”，逃荒灾民成群结队，冒险越境，自行开荒，如入无人之境。更有居心叵测的倭人紧随其后，假扮成渔民、和尚、乞丐乘乱潜入，到处刺探大清国的军事、经济、文化情报。同治十三年（1874），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日本，派遣配备有炮艇的巡逻队侵入朝鲜，实际目标直指大片国土长期边缘化的大清国东三省。
光绪八年（1882）春，朝鲜政局动荡加剧。与朝鲜仅鸭绿江一水之隔的“东边外”地区空气紧张起来。东边兵备道陈本植预感，中日之间在辽东半岛必有一战，他指示：集中精力“揣其情势”，并把具体事务“悉以见委”，全部交李超琼处理。
陈本植长期领兵打仗，深知舆地之学对未来战争的重要性。在他的指导下，李超琼把自己动手绘制朝鲜地图和日本地图，作为熟悉地形、地情，适应未来战争的主要功课。每绘制一幅，都要下一番“参考故籍”和“谘访往来通事商贾”的苦功。二月里第一次试画，因为“蓝本多歧误”，未成功；再画，“仍未悉合”。第三天“午后，朝鲜图始竣事”。
由于日本的悍然介入，朝鲜内乱愈演愈烈。春夏之交，朝鲜商民向东边道反映，朝鲜国中，“新有日本人万余闯入。已启衅端，势甚岌岌”。六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在凤凰城边门外商货交易场里做生意的朝鲜人，争先恐后地要求“薙发易服”，改成清国人装束，以求得大清国的庇护。鸭绿江对岸“义州一带，人不自保，情颇汹汹”。朝鲜国当局也深感日本的威胁，专门派出特使，经过东边道防区，急驰天津，请求李鸿章发兵救援。东边道进入备战状态，防务吃紧。
七月里，李超琼冒着暑热，以日本陆军参谋局所刻《亚细亚东部全图》为样本，又一次用毛笔勾摹的方法绘制地图。这次是两幅，一幅朝鲜地图，一幅日本地图。那是一个雨夜，“勾摹朝鲜、日本二国图一纸，草创仅定，已三鼓矣。就枕觉心血甚竭，未能甘寝。”次日，“再勾昨所摹图，仍苦未协。”第三日，“所摹朝鲜、日本图始成。粗有规模而已。”接着，他再深入一步，连续六天，分别勾摹了一批朝鲜国道、州级地方行政区的地图。然后，分送怀仁县令章樾、中江参军常松岚等同僚好友，请他们“就近访询地理之远近，分析注出，以资参证。”
八月初，在各军政同僚的协助下，李超琼详细核对了朝鲜境内二十四个重要城市的行政级别和彼此间的程途里数，还找出了日本军用地图中的几处遗漏和错误。当他把所勾摹朝鲜国八个道的行政地图，加上一幅朝鲜全图，付之裱工装潢成帙时，朝鲜内乱已经暂告平息，中朝边境的动荡暂时归于平静。但是有关属国朝鲜和敌国日本的山川地理和政治情势已经深深印入了李超琼的心中。
李超琼在“东边外”留下了整整八年的人生岁月。在这八年里，他获得了在科举道上所不可能获得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际经验。合江老家有句老话，叫做“投师不高，学艺不精”。把李超琼召来“东边外”，带着他走进官场，言传身教，手把手带他“学艺”的那个人，是陈本植。
陈本植，其实是个对东三省近代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具有战略眼光的豪杰人物。可惜他天寿有限，过早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这个人，在被派前往处理剿灭宋三好武装的善后事宜中，通过盛京将军，最先向朝廷提出了解除封禁、开垦东边的建议。他力主在“东边外”地区实行“无论旗汉，凡占地开垦者，概令升科，永远承种”的政策，使得“边民相继安帖，同心感激”。他力主在“东边外”地区建设县治，修建城垣，招募新军加强战备，以宣示国家主权。他捐出自己的养廉银，带动社会各界捐款，募集白银三万，为“东边外”地区修文庙，创书院，争取学额，大兴区域文教，以弘扬中华文化。
也是这个人，较早看出大清国策的蹒迂滞后，看出辽东边防的形同虚设，看出越境垦殖难以阻遏的鲜族饥民、尾随渗透伺机而动的凶险倭人和虎视眈眈的俄国人，随时会构成对中国东北的严重威胁。他敏锐的战略直觉，在日后的甲午之战、日俄之战中都一一得到了印证。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战略预见，没有他和他率领的东边道团队在光绪朝前十年的艰苦努力，辽东，乃至整个东三省，今天将不知是何面貌。
陈本植长李超琼十五岁，出道更是早了二十年。近年，李超琼又成了陈本植的姻亲兄弟。他对自己唤作“海珊大哥”的陈本植，是出自内心的“兄事师事，两相忘形”。主要原因，是陈本植在他初涉官场之时，给了他必要的打磨和正确的引导，使他迅速地成为一个足以独当一面的干吏。
使李超琼得益最大的是每年冬残腊尽之时，跟着陈本植的马队全面巡视防地。每次巡防，来回两千余里，冰天雪海，备经险阻。巡防中，“凡佟佳鸭绿之水、龙岗长白之山；古迹则丸都之遗墟；扼塞则萨尔浒、卑城之故地；靡不躬亲跋涉，登览纵观。五过兴京，再谒永陵于国家亿万禩发祥所自之区，亦获仰瞻”，对李超琼来说，确是“此生之幸”。
东边道每年冬季都有一次长途巡防。每次巡防，陈本植都会设置一个主题与李超琼沿途调研，共同讨论，分析归纳，提出对策，最后由李超琼起草成文，以秘密报告的形式，上报盛京将军府。这种秘密报告其实是政策建议，定题出自实际，取材“悉根目验”，一切不尚虚文，敦崇实效，写法完全不同于科举考试必须熟悉的八股文。
李超琼自编《石船居杂著剩稿》［4］，收录有两篇辽东时期在陈本植指导下完成的秘密报告。其中完成于光绪三年冬季巡防途中的《论黑龙江边防事宜书》从“圣朝长治久安”、 “（辽、吉、黑）三省唇齿辅车”、“保固东陲”的高度，对整个东三省的国防建设，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