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县是大清的基石。江苏是天下首富，苏州、松江两府更是江苏首富。早在两年前，李超琼还在南汇任职时，就眼看着“近日米价益昂，上海石至十元上下，小民不堪其苦，遂多滋闹。上海塘桥等处已数见矣”。［1］南汇县境内的大团泥城一带，也是人情汹汹。而现在，李超琼任职的上海县，“银价洋价并昂，所征地丁，每两折价二千二百文，除解银一两须钱一千八百五六十文外，仅余钱三百有奇。而随忙提捐六分，及书差应领舟盘辛二，及捐入学堂等项之捐款，与应摊民欠等等之摊款，实需五百数十文。是尚缺二百余文也。”这些全都要由县财政赔垫。即使如此，县衙署的日常开销还没有着落呢！就拿说话当日，县衙里的“日用所需”来说吧，“概归挪移借贷”，全都是挪来借来的！“官私逋累，日有增益。”即使是像晋代石崇那样的巨富，恐怕也支持不下去了，何况一个不名一钱的区区穷官呢！
当时没有人知道，李超琼说出这番话来的时候，他的生命还剩不到一年。他生于贫困，但一生耻于言贫。做县令“逾二十年，不名一钱”，却“向不以为介介”，偏偏不肯在人前显露自己的窘迫，以至于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但是现在，他已经“公私皆成穷途”，实在撑不下去了。
不堪言说的另一方面，是达官贵人的巧取豪夺。到上海县任后，他作为地方官照例要为过境高官迎来送往，并承担供张。三十三年（1907）六月初三日，刚刚获准退休的当朝相国王文韶［2］返回杭州老家，途径上海。巳午之交（中午），王文韶乘坐江裕轮到达上海。知县李超琼按规矩“迎于其舟”，但根本未得一见。当晚王文韶下榻在盛宣怀在上海的豪华寓所，于是，李超琼又“谒于所寓之盛氏宅，亦未得见”。次日，再去谒王相国，还是未得一见。
其实对李超琼来说，见不见都无所谓，身为牧令，礼数既到，就应该算尽职了。王家的孙子辈的傲慢和家奴索要门包的无耻嘴脸，李超琼也都默默地忍下了。
初六午后，王相国启行归杭，李超琼按规矩前往戴生昌码头送行。王家家丁竟公然伸手向李超琼要钱。王相国一行在上海“所用民船、马车皆由县给价”，总数是数百元。钱是不算多，但是凭什么呢？家丁告诉他，相国大人此次是奉旨“驰驿回籍”，所以才劳烦地方，满足老爷子的需求。
所谓“驰驿”，指驾乘驿马疾行。是秦汉时期起就建立起来的政府接待制度内容之一。乾隆二年（1737年），清高宗弘历曾明确规定，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违例迎送，不得因事营求，不得乘便贿赂。官员赴任费用一律自理：“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3］
只有像当年林则徐奉旨赴粤禁烟那样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公务，才会有“奉旨驰驿”的特权。
王文韶署理户部尚书时，曾因从军费报销中拿回扣而被迫辞
职。但跌而不倒，不久反而升了军机大臣，又升大学士。这位晚清相国才具平庸，却长期稳坐钓鱼台，人称“政坛不倒翁”。他此番回杭州原籍，只是一次普通的官员退休之旅，根本谈不上重要和紧急。“奉旨驰驿”，从何谈起，无非是临时杜撰。
李超琼虽是个基层穷官，却从心底里瞧不起这个王文韶：你执掌国家大政十几年，弄得海内虚耗、国势日衰，自己却大富大贵到了极点，算个什么东西。今天，你引疾退休时，还要倚势沿途强取这区区几百元小钱，“真无心肝之所为也”！如果我有机会当面见到你，一定要当面痛骂你一顿，才算出得这口恶气！（“若是一见，必面诟之而后快已！”）
他感到，大清朝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极点。
三十四年（1908）五月三十日，李超琼去看望同乡吴权奇。吴权奇曾任内阁中书，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听吴权奇谈起春天开学时在日本听到的一堂演讲课，两人都禁不住义愤填膺。讲课的老师是上年冬天被日本派来中国的一个“调查之员”。讲演的主题是勉励学生积极进取，却提到中国，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亡国的征兆，因为它已经无法掩盖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事实。
这可能是日本人不怀好意的有意唱衰。但大清国内官场“自好者受累不堪，不肖者别图取盈”的情况的确所在都是，王文韶就是一个。如此官场，“民生之受害，犹不堪言”。
长夜如磐，李超琼每每“思之骨痛”。
他经常会收到知府衙门转来的钉封密札，从中读到有关“革命党”活动的消息。每每见到有体制内人士的大名被列入革命党人名单时，他总有莫名的震惊和特别深长的慨叹。刘道一、刘揆一，好端端的官费留洋学生，竟“不知志学之谓何而竟甘为叛逆，自取杀身之祸！”徐锡麟，身为副榜出身的候补道台、安徽警察局会办，竟以洋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殊为可骇”。他们这都是为个啥呀！
李超琼是不会赞同“革命”的。除了后天长期的儒学教育，他对“革命”还有一种先天的排斥和恐惧。他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川的幸存者的后裔，也是同治年间洪杨之乱的亲历者。在他眼里，革命和造反，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流血和杀戮。流血牺牲的绝大多数都是些什么人？无非就是普通的农民。
三十二年（1906）秋，整个淮北因大面积水灾而绝收。朔风中，四十万逃荒者老幼相携，沿途乞讨，向苏南各地涌来。十一月，逃荒大军的“前锋”到达濒临大海的南汇角。当时，南汇海塘还在修筑中。当南汇人突然发现外地灾民扶老携幼，三五成群，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塘之上，并且开始在海塘的向阳背风面择地搭建席棚时，都又惊惧又害怕，不知所措。
淮北灾民需要赈济。有难不帮，固然天理不容。但赈济是要钱的。南汇县在上年的特大海潮中损失惨重，这年为了修筑这条保命塘，又不得已动用了积谷款和截漕款。到哪里去找钱呢？
李超琼一口气写了四首七律，拿去县里最大的慈善组织——众善公所门前张贴。
县太爷大驾光临，众善公所的绅董赶忙迎出来。李超琼不等众绅行礼，自己抢先双膝跪地，高呼：请允许我代数十万受灾群众给各位磕头求援！（“先代数十万灾黎顿首以请！”）
县太爷这一跪，吓煞众绅董。众善公所大门前，立即黑压压跪倒了一大片。
县令李超琼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诵读自己为劝赈写的诗。绅董磕头如捣，纷纷表示愿意尽力而为。当晚，众善公所就出面募集到首批棉衣数百件，解往海塘，为饥民御寒。
他跪地诵读的四首七律，都是当天早晨的急就章，主题就是劝赈。他提醒人们，勿忘了历史上那一次又一次农民揭竿而起的教训。一旦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将是大多数人的灭顶之灾。其中一首说：
百十圩围筑未完，鸠形鹄面满江干。蓬皆黄□愁遗火，骨化青磷罕得棺。已觉蠭屯生楚疫，更防鹿铤揭秦竿。一衣带水分南北，莫笑忧天幸苟安。［4］
“楚疫”、“秦竿”等暗含诗中的典故，都是指秦末农民起义。起义和革命，他都是惧怕的，而且他认为，“莫笑忧天幸苟安”，所有的人都应该来分担这种惧怕。
他不赞同“革命”，并不妨碍他对革命党人同情和庇护。
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一日，一个闷热的雷雨天。受端方密派，来上海缉拿革命党人私运军火的南洋侦探队长凌汉骞，抓获一个“剪发、西装之少年”，押送到上海县衙门。
少年姓叶名仰高，字景山，浙江景宁人。［5］供称曾在武备学堂肄业，后又留学日本速成师范。
凌汉骞报告，叶仰高被捕时，把随身带的三张纸，“揉而成团，嚼之”。凌扑上去“扼其喉，为之抠出”。纸上是手抄的若干首诗，七律、七绝都有。“词意悖逆”，有“不灭胡清誓不还”等句。人证物证俱在，凌汉骞指认叶仰高为革命党，要求县衙羁管，并押送南京。
端方为此事早有专函通过电报发来，所以李超琼收押了叶仰高。
次日，李超琼去南京汇报禁烟事项，并顺带押解叶仰高去南京。上船前，他收到叶仰高在羁押处写的一份申诉状。叶仰高申诉说，被搜出的那些逆诗，是凌汉骞的朋友黄树森临时塞到他手中并唆使他吞咽的。他接过诗稿，正待吞咽，凌汉骞才从旁“乘而夺之”。可见，对他的抓捕，完全是一场暗设陷阱，抓人“冒功”的常见把戏。
在南京两江总督行辕，李超琼汇报完上海查禁烟馆情况后，与端方有一番单独谈话。李超琼告诉端方，凌汉骞所抓获革命党的事漏洞百出，很不可靠。并说，以文字给人定罪，本来也“非盛世所宜有”。
第二天，他从驿馆被端方用电话再次召去总督府。端方说，叶仰高其人，已经本督亲自审讯。本督的结论，与你所判断的完全一致。叶案的确“毫无实据”，所以决定将叶仰高“即予疏释”。至于冒功的黄树森等人，本督也是要惩究的。
一场处心积虑布置抓捕，哪有这样三言两语就草草收场的。这事折射出的是当时政治复杂微妙和变化莫测，李超琼只是凭着良心做了几个该做的动作而已。
五个月以后，国家大丧。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前后驾崩，接着又是庆亲王奕劻薨殁。上海县衙素缟白帐，上上下下都循章行哭临礼。早一遍，晚一遍，忙都忙不过来。
一片忙乱之中，上海县衙前来了三个浙江人。他们规规矩矩以弟子礼求见知县大人。门子阻拦，这三人就是不走。他们在门外再三再四恳切地表示，此来登门完全是为了表示对知县李紫璈大人的崇敬感戴之意，还说带来了一只木匣，是特来“璧返”的。
见了面，李超琼便认出，三人之中有一个竟是叶仰高。说起夏天为叶仰高辩诬的事，李超琼连连摆手：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再说，那都是大帅端方的恩德嘛！
叶仰高走后，李超琼打开木匣一看，里面是十八枝吉林人参。［6］
宣统三年（1911），叶仰高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在光复南京的关键之战——天堡城攻坚战中，担任敢死队队长。他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冲锋，在城下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1］光绪二十六年上海米价“最高每石二元余，故三四口之家每月入二十元尽可敷衍”，见胡祥麟、吴健熙《上海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十四年初，“米价日昂，食米已到七元，糙粳则五元五六角”。见李超琼三十四年正月十二日《致侃儿》，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2］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庚虞，又号退圃，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二年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巡抚、兵部侍郎、云贵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署理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3］引自林则徐《由襄阳赴省传牌》。
［4］诗句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古今体诗剩稿》南汇集。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5］叶仰高（1880—1911年），字芝峰，号高鹰，浙江省景宁县陈村乡黄寮村人。早年入安徽练军营，转学武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留学日本宪兵学校，加入同盟会。返国至沪被清兵逮捕后，曾密书友人：“士可杀不可辱，吾必不辱。”后得营救。宣统三年参加武昌起义。后为江浙沪联军司令部参谋官，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牺牲。南京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赐祭，浙江都督朱瑞亲自葬烈士遗骸于杭州。
［6］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在官日记》稿本，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自治督办
凭一纸公函就挡回苏州藩司的调令，硬是把李超琼留在上海知县位置上的，是大清朝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是经上海地方绅商建议，由上海道台袁树勋批准创设的一个新型城市管理机构。当时中国，仅此一家。
这个机构，仿效外国租界的城市管理方式，拥有一定的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用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和地方税收权，而且在事实上具有地方行政机构的性能。它负责办理上海城厢内外一切公共事务。总工程局设有议事会（代议机关）和参事会（执行机关）。议事会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其领导人从绅商中投票选举产生，报上海道台择定。
在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获准成立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地方自治”，作为地方政治改革的先声，已经成了中国官场的热门话题。但是，上海的这个“总工程局”举的是“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的旗号，要模仿租界的“工部局”，建设上海的自治机构。这个总工程局，心思真不小，它要从传统的行政权里剥离出去的，不仅仅是市政、公用之类一般权力，还包括民政、治安、税收和组织人事等更为敏感的权力。
如此大事，上海道台袁树勋说声“本道极愿赞成”，就大笔一挥，给予批准，不见有半点迟疑。其勇敢程度，看起来就相当于一个不擅长水性的人，在情急之下一个猛子扎进“深水区”去。袁树勋积极赞同上海自治，罩着他的，当然是一个偌大的背景。此举多少也说明了晚清改革变法的极端紧迫性。
清末地方自治是一场有序改革。有历史学家把1905年最早在上海南市开展的地方自治选举，看作是“中国人首次迎来民主政治实践的机会”。与革命暴动相比，改革的好处在于“创面”小，难度在于“精度要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