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青阳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李超琼回任元和。十月初三，他在署理江苏臬台的陆元鼎处首次见到了总理衙门与日本国之间《新订通商条约》的正式文本。这是在《马关条约》基础上，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形成的一份“专司议约”。
确如光绪皇帝所说，《新订通商条约》“与国计民生关系甚钜”，尤其是它还专门涉及江苏省的苏州府。因为《马关条约》除去商定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要求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以外，还要求开放长江流域和江浙两省的四个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四个通商口岸中的一个，将设在江苏省的苏州府。在苏州设“通商口岸”，在当时的国人看来，等于从此把倭寇引进了大清内陆的膏腴之地。
字字狰狞，句句锥心，元和知县李超琼读着读着，“泪淋汗下”，大叫“尚可为国哉”！“尚可为国哉”！此时，事情已经很明白，甲午年的中日之战之所以会留下这样的苦果，是因为大清朝“上下习于酣嬉，无自强之道，不能自立”。
十月下旬，中日苏州租界谈判在苏城举行，李超琼作为中方的相关地方主官参加。十七日，李超琼在元和衙署接待了参与交涉谈判的一位中方外交官刘庆汾。刘庆汾，字子贞，贵州人，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李超琼与之畅论时事，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言谈中，刘庆汾讲起他在日本十三年，经过对倭国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政治、营伍，以至农、商、工业的详细考察，写过大约十万言的调查报告，现在自己感觉内容已经比较详备，可以辑而成书，置之朋辈了。
当听说刘庆汾因手头“款绌”，书还没有付梓时，李超琼立刻拿出“洋蚨百元”，一定请刘庆汾收下。他诚恳地说，希望这套考察报告，能尽早出版，“以为中土人士考镜之资，或亦有俾时务者也”。次日，刘庆汾专门上门，“以昨所赠之百元璧回”， 还赠送了一套自己编的《日本海军志》。刘庆汾告诉李超琼，新书稿已有朋友愿意捐赀为助了。六年后，刘庆汾《日本维新政治汇编》（刻本）终于出版。
中日苏州租界谈判，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亲自部署和指导。张之洞要求，要通过谈判，“取益防损”，尽量减轻损失，争取有利于中方的条件。［1］
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选派江宁洋务局总办黄遵宪来苏州主持具体谈判。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州人，名重一时的外交家，曾任驻日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其著作《日本国志》，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倡导向西方学习。黄遵宪还是位高产的诗人，主张“诗外有事”。上年初，日军在威海卫围攻大清北洋水师时，他的《东沟行》中有两句尤其切中时弊：“人言船坚不如快，有器无人终委敌”。上年，他又在上海发起出版维新派期刊《时务报》，李超琼是最早以私人出资的方式为《时务报》做代销的现职官员之一。
在苏州的谈判中，黄遵宪提出：《马关条约》中、日、英三国文字的文本，都没有“许以苏州让出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的表述，日本方面在苏州要求“警察权”和“路政权”是非分之想，警察权和路政权涉及国家主权，不能商量。黄遵宪又指出，“苏州系内地，不同于沿海”，日方没有理由要求参照上海租界，开设苏州租界。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里收录的几首叙述苏州租界谈判中的诗中，“一月三往来，往来趁夜航”、“和戎盟已定，开港事方稠”、“彼酋领事官，时时从商量。喜则轩眉笑，怒则虬鬓张。岂免斗唇舌，时复虑肝肠”等生动写实的句子，都反映了当时谈判的艰难。
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中方代表之一的江苏巡抚赵舒翘自己先慌了神。他暗中给朝廷打报告，反映黄遵宪“持议过于高坚”，谈判“必至决裂”。这个小动作，给黄遵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黄还是坚决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国家利益。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1897年3月5日），中日双方最后签订有关的《苏州日本租界章程》。
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首先是“不设租界”，改称“通商场”，与上海租界不同，“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2］。其次是否决了日方将通商场设于“阊门外一带”、“胥（门）盘（门）对河一带”的要求，定址于“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阳地”。青阳地在李超琼管辖的元和县境域内。第三是确定范围：青阳地“西自商务公司界起，东至水渌泾岸边止；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采莲泾岸边止”，把日方原先索要的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元和知县李超琼作为地方主官，在谈判中提出，“通商场”用地范围以内的茔墓，必须妥善保护，谈妥迁移条件的，必须妥善安置。
正月二十九日午后，李超琼邀请中方谈判代表刘庆汾、陆荫宇，以及当地士绅代表十余人，加上日本领事珍田舍己、翻译官大河隆平，一起来到通商场地块现场勘查，解决茔墓问题。日方原本以为可以挖掘清除了事，但李超琼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敬畏祖先，实为题中应有之义，必须尽力保全茔墓。双方各执其辞，在青阳地现场发生了争执，争到傍晚都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最后，在《苏州日本租界章程》里，茔墓问题得到了这样的表述：“至于坟墓，地方官（应）极力开导迁移。其于坟墓多处，则应由地方官筑墙围护，以免践踏。”
通商场的土地丈量，由地方主官李超琼牵头进行。第一次丈量是六月初二下午，晴日朗朗，李超琼出盘门，先在丝厂与谈判代表刘子贞，当地士绅代表潘济之、尤鼎宇，以及日本驻苏州代理领事大河平隆则，暨日商五六人会合，一同前往青阳地。
在辽东边境有过八年守卫国土经历的李超琼知道：每一寸土地都意味着国家的利益，此时的青阳地就是战场。
双方谈判代表和到场见证的当地士绅、外商代表准时到达青阳地。看得出，双方都有慷慨走上战场的感觉。土地丈量中，双方都必须大眼瞪小眼地盯紧量地的木质大圆规的两根长脚。一跨、两跨……胥役们此呼彼应，大声地报数、记数；书役们一笔一笔地计算，半点不敢掉以轻心。
田野空旷，无遮无拦。炎炎烈日之下，中日双方的官员和绅商，个个汗流浃背，衫袍湿透，但双方都在毒日头下咬牙坚持，谁也不言退缩。
青阳地头一次丈量田亩，自下午一点量到天黑，只量完元字号地块五户人家的土地。天黑归来时，李超琼在衙门前走下肩舆，忽然感觉苦眩不已，身子不由自主地扑倒在地。
第二次丈量，李超琼仍坚持前往，结果在现场再次中暑晕倒，被人抬回衙署。
经过多次丈量，双方终于确认，青阳地通商场的面积为四百八十三亩八分七厘六毫，而日方最初以为可以得到的面积是一千三百三十一亩。
《苏州日本租界章程》对“界内地价（租）”和“界内地税”都有规定。租用土地“每亩议定租价洋银一百六十元”。这对元和县地方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负责征收和开具收租凭照的元和县使用这笔钱，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两江总督的要求是，此款必须上缴，由储粮道接收。
李超琼禀请“以通商界内地租钱文，除抵还漕银外，所余以干成计拨给五成归中西学堂，以资经费而植人材，盖中国目前急务莫切于此也。”报告分别送达巡抚、藩台和知府。李超琼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据理力争将近半年，与兼管海关事务的储粮道道台陆元鼎的私人关系也几乎闹僵，结果还是“尽先所收之款扫数清解”，全部缴省。尽管如此，李超琼的精明和顽强，还是给陆元鼎留下了深刻印象。八年后，陆升任江苏巡抚，对李超琼在南汇海啸抗灾、赈灾中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动情地说：“不遇巨变，则老手尚不足显矣。”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李超琼向巡抚奎俊请示向“租界居民当迁让者”发放补偿款事宜。以当时的拆迁补偿行情，迁让草屋一间，一般是给钱“十二千文”。
李超琼请来自己的同年友人、潘祖荫之孙潘济之同去勘地所，与诸位士绅商量。潘祖荫生前官至大学士，死后又获谥号“文恭”。这支潘氏家族在苏州有“贵潘”之称，有较高威望。小潘出面，一切好说。士绅们商量结果，把补偿款加至“十八千”。接着，李超琼又去向巡抚表扬士绅们的慈善之心，“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巡抚听了，也表示了自己的恻隐之心，考虑到“贫民之苦命”，把补偿款提高到每间二十千文。
葑门骚乱
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二十四日，熙熙攘攘的葑门大街早市上来了一帮恶煞鬼。这帮人不买也不卖，却一个摊一个摊地翻翻检检，问起话来腔声甚冲。街市上的摊贩们见势不妙，都怕惹事，能避则避，能躲则躲，要紧四散避去。
售卖缫丝的姚荣廷只是动作稍慢了一步，就被团团围住。
姚荣廷其实是个木匠，上街卖丝只是顺带而为。他本是城外唯亭人，他的家庭是一个苏州常见的“男耕女织”或“男工女织”型的劳动组合，妻子和老母亲在家里养蚕、缫丝，自己在外种田、打工，辛苦劳作，略有积累。几年前，他卖掉老家的“田面”，搬进苏州城里。因为缫丝的下家是织绸的机户，织绸的机户大都集中住在苏州城里，而他本人有木匠手艺，在城里混口饭吃也不愁。老母亲和妻子都是女人，抛头露面上街售卖都不方便，于是，赶个早市，卖掉些自产缫丝的活，也落到了姚木匠身上。
他上街很早，但街上的茶馆开得比他还要早。茶馆天不亮就开了，而且几近满座，那里其实才是讨价还价卖丝买丝的好地方。但只是为了省下六七个铜板的茶钱，姚木匠一般不去“孵茶馆”［1］，只是在街沿上摊开一块土布，把四绞缫丝在布面上摆开，四角各压上一块小石头，然后蜷缩一旁，静候过路的买主。
木匠姚荣廷没想到，等到日头一杆高了还没等来买主，却等来了几个恶煞鬼。几个恶煞鬼单凭口音，就怀疑他是个没交厘捐，混进城来的唯亭乡下人。 给我抓！抓住这个乡下人！为首那恶煞鬼一挥手，后头几个一拥而上。姚荣廷还算机灵，他见势不妙，丢下缫丝，拔脚就跑。姚荣廷朝街边吴衙弄逃去，但毕竟经不住恶煞鬼们的围追堵截，不一会儿就被反剪双臂，押了回来。一时间，葑门大街市场大乱，围观者如堵。光天化日之下，平白无故抓人，还有没有王法啦！人群中怨愤之声四起。恶煞鬼们收拾起木匠姚荣廷地摊上的四绞缫丝，扭着姚木匠，推推搡搡就往河里一条船上送。
这时，姚荣廷的老母亲哭喊着从吴衙弄里追了出来。我儿子犯了什么法啊，你们说抓就抓说抢就抢！我们辛辛苦苦收来茧子，起早摸黑缫这点丝卖钱，只为换点口食，碍得你们哪位老爷啊！
这时，邻居们都赶了出来，街上行人也驻足观看。恶煞鬼们触犯了众怒，被团团围在了河岸上。
这时，人群中挤出若干穿号衣的兵勇来。兵是守卫城门的门兵，勇是盐司衙门的巡勇，虽然听口音都不是本地人，但天天在此执勤，和百姓都混得熟。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个个同情姚木匠。他们的到来，立刻使形势陡转。
愤怒的群众围住了那帮恶煞鬼，有詈骂的，有喊打的，有推搡的，当然，也不乏暗中拍以板砖、捣以老拳的。恶煞鬼们一下子气焰全无，哭着喊着，求爷爷告奶奶。原来他们之中为首那个，是牙厘局的一名差委吏员，叫朱龙光。
委员朱龙光磕头如捣蒜，边求饶边解释，他们抓人是为缉私。木匠贩丝，本是嫌疑；唯亭乡下人进城贩丝，那就定是偷逃厘捐税无疑。现在既拿了人犯，又缴获了赃物，正要送官。
此时，守城的门官谭少坤披甲执戟，策马赶到。他用马鞭指着朱委员说：你，自称什么委员，却身无衣冠；你手下的这几位，说是巡丁，却也没穿号衣。你们凭啥在我眼皮下抓人？你们可以走，但人和缫丝全都给我留下！
委员朱龙光这才得以脱身，带着一干人狼狈而逃，事情却没有完。
这本来是件小事情，只是一些小人物在城市的某个小角落里发生的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但在一百二十年前的苏州，构成这一事件的时间、地点、角色、事物，几乎无一不是敏感话题。
苏州，唐宋以来，丝、棉纺织业直接拉动了苏州城乡的兴盛。明朝末年，苏州民间机户已有三万余人。清朝乾隆年间“织作在城东，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苏州有织机一万二千多台。
苏州是明清时代中国最重要的绸布生产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纺织业还催动了苏州周边市镇发育。在那些纺织业兴盛的市镇，如盛泽，“居民稠广，……络纬机杆之声，通宵彻夜”。绸布贸易“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又如唯亭，“比屋万家，男耕女织”，“古巷多耕织，前来贸易归。停耰农抱布，罢饷妇鸣机”。
丝、棉纺织业是苏州城乡百姓的重要经济来源。“苏城机户类多雇人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都爱引用苏州玄妙观里一块《叫歇碑》上的文字：“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每天清晨，天还没亮，苏州城里的一些小石桥上，人们“什百为群，延颈相望”，“听大户呼织”。说的就是等待机户招工的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苏州机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