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县的一些市镇也是同样情景，“织作在唯亭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黎明林立，以候相呼”。
在苏州，机匠群体的人数数倍、数十倍于机户。机匠之外，还有更庞大的缫丝人群体、养蚕人群体，丝绸经营人群体。史家说苏州老百姓“多以丝织为生”，一点都不为过。
木匠姚荣廷售丝的光绪二十三年，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
根据《马关条约》，大清国要向日本支付赔款二万万两。日本方面的条件极其苛刻，两国换文后六个月，大清朝廷就应首付五千万两；过六个月，再付五千万两。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三年之内，全数还清。未经交完之款，则“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清朝财政收支，向来沿袭的都是“量入为出”原则，但甲午战争改变了一切。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之中时，为了筹集战时军费，大清朝廷已经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举借“洋债”，共计库平银二千八百多万两。战后，本已严重“肾亏”，几近枯竭的朝廷财政，要在短期内向日本支付如此巨额的战争赔款，实际是不可能的。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挖肉补创，借债赔款。其中，战后第一年（1895）向俄、法借款，合银近一万万两；第二年（1896）向英、德借款，也是合银近一万万两；第四年（1898）再向英德续借，合银一万万一千万两，如此三笔洋债，年均摊还外债本息约二千万两。
借来西洋债去还东洋债，债还是得还的。怎么还？“朝廷责之酷吏，酷吏责之有司。有司不取之百姓，将于何取之？”还是从老百姓头上榨取。江苏历来是国家税赋重地，苏州又是“重中之重”。于是，所有商品，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无物不捐。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也趁机搭车发财。
《马关条约》后，苏州各种名目的捐税，遍地开花，于是物价腾涨。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李超琼了解到的市场物价是：买一斗米“须钱四百五十文”；就算买最糙的，也最多只能省下三十文。买一斤油“须百八钱”；一石麦子“须洋二元八角”；一百斤稻草“须三百四十钱”……所有的生活必须品，“皆视往昔加倍值焉”。十月，市场米价再次大涨，一担米，价至“须洋四元七角五分”。乡民的生计已“不堪问”，连一些士绅也反映：“年来米薪并贵”，“生计之绌，颇甚于前。”
苏州的蚕丝历来是抽取税赋的“重中之重”。桑、蚕、茧、丝，所有生产环节的产品，一旦流通，就要捐厘。包括姚荣廷家庭自产自销的缫丝。
朱龙光混迹其中的牙厘局，自是肥差。“牙”，本义指槽牙，上下槽牙交错才能“咬”，引申义为“互相交易”。“厘”，清咸丰年间，为筹集军费，朝廷允许各个有战事的省份从商品流通中征收交易税，税率初定为货值的百分之一，所以叫“厘金”。或许是为了降低纳税人的痛苦指数，又改称“厘捐”。“牙厘捐”，就是指交易税。
于是，不管打仗不打仗，各省都纷纷设局收厘。名目、税率、章法都不一样，以至于“全无法度可守”，委员、吏役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厘金制度后来成为晚清最招人诟病的一大败政。
执行厘金制度的机构，各地名称也不一样，天津、金陵叫“厘捐局”，松江、上海叫“捐厘局”，陕西叫“厘税局”，湖南叫“厘金盐茶局”，在苏州则叫“牙厘局”。在清朝，“局”就是没有品级但又参照品级授予权力的临时机构，担任“牙厘局”主官，并不要求科甲出身，心狠手辣即可。他们薪金不多，却肥不可言。清末官场流传这样一句话，说：“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
厘局有稽查、缉私之权，在苏州六座城门都设有分局。在各通商要道上都设立厘卡，并派遣分巡。苏州到昆山仅五十里，便有厘卡四个。分局和厘卡的稽查、缉私，都委派专门人员，委员朱龙光便是。厘卡的装备有巡船和炮艇。当时所谓炮艇，其实也就是木船上架门小炮，但比起只有冷兵器的守卫城门的军队要优越许多、先进许多。可见，朱委员那天出现在葑门大街上的时候是多么的“牛气”。
委员朱龙光逃回牙厘局，自有一番哭诉；牙厘局再详之巡抚衙门，又有一番提炼。当天，巡抚衙门就出了通禀，把早晨葑门大街上发生的那次骚乱，定性为“勇丁护私抗查”。意思是：守城官兵袒护走私，抗拒缉私稽查。［2］
［1］“孵茶馆”，苏州土语，在茶馆里喝茶。
［2］本节的情节及未加说明的引文均出自《李超琼日记（元和—阳湖—元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担粪者说
发生了骚乱的葑门内外，均属元和县管辖，治安责任人是李超琼，所以涉案的姚木匠、谭门官，及兵勇四五人都由元和县负责讯问查究，案子落到了李超琼手里。
四天后，李超琼向巡抚赵舒翘报告了查讯结论。在他的叙述中：姚木匠售卖的缫丝，属于自产自销之物，并非由“包揽收购”而来；姚家住城中，并非“绕越贩卖”。姚家出售缫丝，已经按规定在城里的丝业公会缴过了厘捐。至于门官谭少坤，只是“解纷之人”，而不是存心“抗蔽”。各位兵勇，或“有鲁莽之咎”，但不是“庇私”。
他反反复复地证明着、重申着自己的观点，但巡抚赵舒翘“皆不我听”。
李超琼再去向臬台吴承璐、藩台聂缉椝陈述，他们也都爱莫能助，推说搞不清楚，把一切推回到了牙厘局。
于是，李超琼又去了设在桃花坞原枪炮局旧址内的江苏省牙厘总局。牙厘总局督办朱之榛是苏州地界上一个顶顶厉害的角色，在江苏为官近四十年，精于核算，管理厘务最久，一向以洞悉地方利病，并且手段强势著称，是历届督抚都十分倚重的敛财专家。国家越是战败赔款，欠债累累，越是离不开朱之榛这样的人。
据说，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那个“洪瞎子”，原型就是朱之榛。“洪瞎子”戴的眼镜，镜片一圈一圈的，像洋瓶底那么厚，只看得到银子，别的什么都看不到。
总局督办朱之榛炙手可热如此，根本不会把县令李超琼讲述的关于什么木匠、什么门官之类小人物的冤屈放在眼里。
他明确表示只相信自己属下朱龙光的汇报，并且还蛮横地要求元和县把门官谭少坤扣留的“三四十斤”缫丝交出来，否则，就罢你的官，治你的罪。
李超琼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可能恳切地申诉葑门事件中的“小民疾苦”和“兵弁屈抑”，但是朱之榛“皆不入”。
总局督办朱之榛的铁石心肠，其实正是一个敛财老手早已作出了某种利益选择后的必然表现，比其他官僚的昏聩偏执更加难以撼动。
李超琼极度伤心地意识到，自己名义上算个“父母官”，而在人民蒙难，需要有人一伸援手的时候，却变得如此的软弱。
牙厘局害民至深，在苏州百姓中早就是人人厌恶人人喊打的对象。上年，《马关条约》刚签订不久，牙厘局就因过分提高厘捐税额，曾经引发过一场颇有声势的“机户闹捐”风潮。
所谓“机户”，大都是些拥有“土机”（木质传统织机）的个体生产者，他们男耕女织，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有些村庄，家家有土机。只要经营得法，成为拥有几架十几架土机的业主，就可以进城去发展了。但在明清苏州，他们是一个庞大而且重要的职业群体。他们靠土机为生，就与以前靠田土为生一样；他们也像按田亩缴纳田赋一样，按土机数量向官府缴纳机捐。他们雇用机工操作土机，就跟以前雇人种田一样，且莫去扯究竟是他们养活了机工，还是机工养活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机户的存亡，关乎苏州城乡许多老百姓的命运。
上年四月，苏州机户忿于牙厘局苛罚，“纠众大哄，一呼而集者数千人”，“将牙厘局、六（城）门牙捐局，及玄妙观机捐局，概行打毁”。下午集中到桃花坞牙厘总局，一时“万众塞途，势汹汹不可喻”。人们“见舆盖则戟指诟詈，声如雷”。混乱中，总局督办朱之榛“为桀石中伤，流血被面”，牙厘局总捕刘锡庚“亦罹殴辱”。
苏州府城由长洲、元和、吴县三县分治。牙厘总局所在的桃花坞，属吴县管辖。于是，吴县县令凌焯赶去处理。凌焯一向为官清廉，在吴县民众中有较高威信，受过皇帝的颁旨嘉奖。凌焯老成宿望，面对矛盾，坚持说服化解，坚决拒绝动用守城中军前往镇压。他说话恳挚周详，苦口婆心劝解到天黑，愤怒的机户们才慢慢散去，秩序也终于恢复了平静。凌焯的做法和他对机户的同情，赢得了苏州满城赞誉，但遭到官场里一些利益相关人的深刻忌恨。上年末，凌焯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当年巡抚提名参劾的八名属员之列。
葑门事件的规模和后果，可能稍逊于上年桃花坞。但是有“勇丁护私抗查”的情节，这就意味着军队搅进了地方缉私案，性质之严重，已经超过了桃花坞。
于是，牙厘总局把压力加到了元和知县李超琼头上。朱之榛强硬要求，务必按照巡抚赵舒翘的定性来办案，严惩木匠姚荣廷、门官谭少坤，以及兵勇人等。否则，定将革职拿问（“非是，则必褫治之”）。
现在，售丝的木匠姚荣廷与查丝的委员朱龙光之间的是非，已经演变成了倔强的元和知县与冷血的牙厘局总办之间的公开对决。
有凌焯被褫职罢官的先例在前，该是李超琼作出选择的时候了。五月二十九日，李超琼出手了。他使用的是世界上最笨拙的招数，让事实说话。
他传唤姚木匠的父亲和姚家左右邻居若干人到县衙接受讯问。再把讯问记录，交众人一一画押具结，形成一份具有法律意义的证词。
这份证词证实三个细节：一、姚荣廷出售的缫丝，“固缫于家，而非包揽”，是自产自销性质；二、姚家住在城里，销售地点也在城里，既不是出城销售，更不是城外之人进城销售；三、交案之丝，仅有四绞，“重二十八两有奇”，且“色黯甚”，质量不高，而不是牙厘总局所说的“重三四十斤”和“色纯白”。
“二十八两”和“三四十斤”差别甚大，案值也是姚荣廷售丝是否正当、朱委员当街抓人是否合法、谭门官劝解是否恰当的关键证据。
当时缫丝的市场价值，已经难以考证。但有一首流传于道光年间的乐府诗《南浔丝市行》，或许可以参考。诗里有“共道今年丝价长，番蚨三枚丝十两”句，提供了一个近似的比值。
“番蚨”，指清代江浙通用的西班牙银元，每枚约值白银七钱二三，三枚番蚨约合白银二两。以此推断，二十八两丝约值银五六两，与姚荣廷家庭自产自销的性质基本相符。
另外，姚荣廷涉案之丝，实际“仅有四绞”。当时，家庭缫丝成品确是以“绞”的状态呈现的，每绞七两上下。这也印证了李超琼讯问调查的结果。
如果丝重“三四十斤”，依当时的十六两制计算，其重为六百两左右，可以值到白银一千二三百两。这与一个小市民自产自销，摆摊售丝的基本情节大相径庭，不可采信。
于是，李超琼当堂判决：姚荣廷交保释放，缫丝“亦给之领归”。作出这样的判决，他自己也深深舒了一口气。至于“上官之苛求”，就不去管他了。
判决后次日，有朋友悄悄来告：姚荣廷一案真的触怒了牙厘总局督办朱之榛。朱在背后破口大骂，说元和县李超琼的此项判决是“有意姑纵”。
李超琼的回答调门不高却铿锵有声：“穷民无辜受累，忍听之乎？虽参劾，不敢辞。”触怒上官，固然可怕，但是听到穷民无辜受累，难道我能忍心吗？即使将受到处分，我也不敢屈从。
一个月以后，有人传话警告李超琼，巡抚赵舒翘和厘局总办朱之榛还在为他对葑门骚乱的处理耿耿于怀。
他想起了自己首度任元和知县时，为了抵制官府出面为田主向佃户逼租的荒唐做法，分别当堂释放过被当地劣绅诬陷为“抗租”的佃户徐友泉和佃户姚银和，被当地劣绅“恨之次骨”，结果受到巡抚衙门“诫勉”处分的往事，知道自己的官途已经再次落入了危险的境地。
对此，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知道“官途险巇之可畏”，一方面，内心倔强，一向“不屑求容”。
他一向立志做个好官，但现实是好官坏官的判定，常常只是出于某些心术不正、心智有缺、或者心思无定的上司个人。
他也曾经得到过朝廷“卓异”的评价，省里的考评，也有“明敏勤能，殚心民事”、“才能肆应，明干有为”之类的好话。朝廷规定，州县官员三年考核一次，“卓异”官员的名额是“十五而一”。得到这样的褒奖，当然受用。但官场褒贬，常是浮云，当不得真。曾几何时，凌焯也曾以“勤求治理，留心民瘼”的考评，受过谕旨嘉奖，现在，不是说参劾就参劾了吗？
那年九月江苏人事变动，赵舒翘进京升任刑部左侍郎，奎俊调来署理江苏巡抚。新巡抚上任，带来了些许宽松的气氛。吴县士民在吴县县衙之前，为褫职已两年的凌焯树起了一块“去思碑”。
闰三月某天的下午，又有人在元和县衙署前的仪门之外，也树起一块碑，碑石上镌刻着“民不能忘”四个大字，是感戴李超琼的。来树碑的是青阳地村民顾凤山。顾凤山原本是个实心务农的近郊农民。因设立“通商场”需要，他和同村的乡亲栖身的草屋面临“迁让”。原拟政策是每间“给钱十二千文”，后因李超琼多方奔走，甚至还游说了巡抚大人，使补偿标准最终提高到每间二十千文。
顾凤山务农之余，又做包干粪段，收集城市粪水的营生。李超琼突然由此想起一句前人说过的话来：“做官须担粪桶者说好，荣于戴纱帽者说好百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