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收前后，吴中社会上，田主和佃户的矛盾都会紧张起来。而在官场上，官员们“人人以恤佃为深忌”。李超琼似乎不怕犯这种忌讳。但几个回合较量下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他非但“不能见谅于上官”，连官场同事“亦吠声者多”，且“不由解说”。有个别要好的同僚在私底下规劝他“平心静气，耐烦忍辱”。但是李超琼不买账。在他看来，如果官场真的都是这般“浅然小人”，地方“何以自振”！
也是由于《租覈》的影响，使得身在官场的李超琼在历年惯例的约束中，不得不去扮演某个违心的角色，去做某些违心之事的时候，内心里痛苦万状，几不欲生。
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二十五日，苏州追租局一年一度开张。这年的追租局，临时设在玄妙观东脚门火神殿。
这一天，正是立冬以后的第三十天，催租时限已到，追租局开局追租的日子。按照惯例，长洲、元和、吴县，苏州府三首县的县令必须到场，当然包括刚刚受到过巡抚诫勉的李超琼。
苏州地界上的头面士绅早已济济一堂，他们彼此寒暄，兴奋地猜测着当年的好收成。这些士绅有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另一身份都是城外各乡的大田主。在众人簇拥之下侃侃而论的中心人物是盛康［6］，围着他的有前翰林潘谱琴、前河南道台潘观保、苏州商界领袖潘济之、费芸舫等人，那位多次扬言“必痛治农佃”，被李超琼视为“吴中第一祸根”的陆同寿也在现场。
火神殿里，各式刑具俱备，充满凶煞之气。墙脚处，正有三四个身戴重枷的欠租佃农蜷缩成一团，痛苦呻吟。见到此番情景，孩提时代从合江县衙大墙后头传出来的那种清脆的鞭扑声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又在李超琼耳边响起。
这是己丑水灾过去后的第一年。不久前，他在斜塘、甪直、唯亭等地巡视过一圈，每到一地，都深入集市询民所苦。他知道，各地表面平静，实际上到处暗流汹涌。
这日，追租局上午在玄妙观开张，那些如狼似虎的粮差、经漕和催甲天不亮就已经下到乡里，四处捕人了。严刑拷打也会随之开始。
李超琼出现在追租局，是被迫而来、含垢而来的。他紧绷着脸，一言不发，见到熟面孔也一律不予搭理，只在殿里小作周旋，转身离去。士绅和同僚们看着他匆匆而出的背影议论纷纷：这人还像个做县令的吗？
回到衙门，县丞江甸平刚刚从乡下归来，见了李超琼就哭诉亲眼所见田主对欠租佃户的毒打之惨痛，令人“闻之恻恻”。但是，淀泾李姓、高姓两个有乡绅身份的田主赶来求见，却是因为对本县催租力度远远不够而心怀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县太爷亲自出马去为催租追租压阵。
这些日子，李超琼一直在矛盾纠结中痛苦挣扎。他身为堂堂县令，不但对追租局“不能禁其不设”，还不得不“身与其中”，违心参与。他为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只劝不惩”。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无奈很软弱也很可怜，但要守住，又谈何容易。
十月二十七日，追租第三天，他亲自拟就告示一份，中心意思是：“冀佃农之知所诹，而翻然无抗。”写着写着，他“不禁泪为之下”。他整天“为之悒悒”，晚上请来几位朋友饮酒，“欲以酒逍之耳”。
元和县当局这种不温不火、拒不作为的另类做派，在苏州官场遭致严重非议。一时间，“诋毁者甚众”。平日里关系尚属友善的那些田主们都恨不得把他从知县任上挤走。
十二月，苏州积雪逾二三寸。李超琼下令，开释因未及完租而受羁押的佃户五十名，放他们回家度岁，逋欠业户的田租可以慢慢想办法偿还。时近岁末，他再度下令，索性把衙署内的羁押人犯悉皆开释。虽然这两道命令使“绅富、众胥役等辈皆不谓然”，但他却在内心里暗自享受到了难得的快感：我凭良心做事，别人想怎么说就由他去说吧！（“吾行所安，人言奚恤哉！”）
所幸的是，元和的大多数佃户和业主还是读懂了他。当年年成也算不错，佃户交租平稳进行，再无恶性冲突发生。漕米开征后，田主也都“输将恐后”，踊跃纳粮缴赋。开征五天后，入库漕粮已经“数倍于同城二县”。起初的怀疑者、讪笑者和抵毁者，终于无言。那些为李超琼担心的人，也都转而为他庆幸。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陶煦谢世。李超琼闻讯立即赶往周庄。
水云深处的周庄，是他心目中的圣地。他曾几次去周庄造访陶先生。陶家宅院在贞丰里通德门前一烟树深处，看上去就宛如一幅天然的图画。李超琼前往，每次都是有事急于求解，屣履造门，就像当年孔融拖着未穿好的鞋登门拜访郑玄那样。陶先生思绪缜密，言行醇笃，而谈及天下苍生，常常会潸然泪下。
陶煦过早驾鹤西去，使元和，乃至整个江南的佃农们都失去了一位毕生都在为他们治病疗伤，为他们抱打不平、争取利益的人；也使李超琼失去了一位博学仁厚、熟悉元和县地情人心的师长。
那天，从苏州到周庄的河流都结着冰，船行很困难，一路行进都靠船夫在船头用竹篙敲击破冰，半夜二更才到达周庄陶家的水码头。李超琼在船上吟成《陶子春先生煦哀词》一首，其中，深情概括了自己三到周庄登门请教的感受：
水云深处郑公乡，三接兰言意味长。青眼喜劳扶杖过，白头还为著书忙。纡尘我竟惭僧达，刮垢人知畏彦方。师事自今应莫属，瘁癯空冀宓琴张。
书生本色
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的一天，李超琼驱舟去往吴淞江边的车坊市镇，验收由当地乡绅出资修建的桥梁和驳岸。正事办完，便移舟至设在镇上的厘金局，顺道拜访一位在那里靠帮办厘务糊口的谭姓候补知县。两人对省、府当局一贯轻视读书出身的官员的态度，都有强烈不满。这本是一次同僚之间极为平常的顺道走访，但李超琼在当天的日记里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在与谭某的谈话中触发的一点感慨，很值得记上一笔。
李超琼慨叹，论“趋承伺候之周、应对之捷、逢迎之巧”，读书人往往“无用之尤”。但其实，读书人大多怀有为国尽忠、为民办事的抱负，只要给他们“以一官一邑”，抑或“授以一事”，他们是一定会不负“初心”，做成一番利国利民的政绩来的。再说，留住他们的“书生本色”，也有助于培养“民之元气”，拨正“风俗世道”。
因为语涉“有用”、“无用”的价值观，吐露出来的又是“初心”、“书生本色”之类的敏感词，那天的谈话确实不同于一般的牢骚话。
“书生本色”之谓，往大里说，是指大的襟抱、真的性情和独立的人格。而在这里，只是指李超琼自己对“为政以德”信念的一点坚守，对传统官德的一份执着，只是他在世风日下中对官德优劣事关民生社稷国家兴衰的一点清醒。李超琼身为县令，并无高深理论做指导，每天每时，处在基层社会各种矛盾风口浪尖上的时候，会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凭的也就是这点“书生本色”。
某一天，一位新任臬台到任。省里大小官员照例要“接官”，一大早都来到葑门外码头，列队迎候这位臬台履新。大小官轿沿着护城河，一字摆开，轿夫和各种伺应执事数十人在一旁聊天歇息。太阳已经一尺高了，新臬台的官船还是迟迟不到。
突然间，护城河里起了躁动争执之声。众官员和轿夫仆役正在百无聊赖中，眼光一下子全被吸引了过去。
原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护城河里，有条农船好像犯了什么事，船上的橹已被一个衙役夺下；船上农夫呼天抢地，哭叫冤枉。
无聊中，人们相互争执打趣，眼前所见岂不犹如一出好戏开场，正好拿来解闷。官员中间，有取笑那农夫语无伦次的，也有议论那农夫是不是疯子的。来自省里各个大小衙门的轿夫仆役们，则起劲地用吆喝和辱骂来驱赶农夫。全场没有一个人想到前去问个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