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九日，长堤整修工程完成。那天，李超琼雇了条船，
带上女儿淑馨和儿子侃，经独墅湖进入金鸡湖。他沿着堤岸查看一周，看到湖堤整修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实际上，李超琼在苏南各地每任一县，主要精力都放在抗灾、赈灾和修筑各地的基础性的公用设施上。这类事情是他作为一个出身寒苦的读书人为良知所逼，而不得不去做的；实际上也是他唯一能做的。
水利设施应该是以政府投资建设的有形公共产品。太湖流域的两条主要行洪大河吴淞江和娄江河，都从元和县大地上奔流而过。上年，元和县在“己丑水灾”中的遭遇，是自“黄河夺淮”以来，大面积水灾移向太湖流域的标志。在元和县，兴修水利其实就是解民倒悬。但元和农村在咸同年间遭受过毁灭性的战争破坏，加上银库空虚、官员贪腐、人心涣散，历届知县在水利上即使是小修小补，也很难作为。
李超琼在两次元和县令任内，有过许多为民请命的作为和言论，大多难见成效；他无数次为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拍案而起，挑战为官不公或为富不仁之人，大多碰壁于无形。而他发动并完成的金鸡湖长堤工程、沙湖石塘重修工程、葑门官塘工程，以及章练塘（今属上海市青浦县）、陈墓、白沙港、蔡泾等处的河道疏浚工程，甿字圩等防洪设施工程，以及众多的市镇桥梁工程，却都深深印在元和老百姓的心里。他的名字一百年后还因为这些大小工程，而在当地为妇孺皆知。即使当年的工程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李公”、“李公”，人们还在口口相传。这是因为，上述工程都事关水利，都是解民于倒悬的保命工程。［6］
［1］见《清史稿》卷二十八河渠志。
［2］凌焯（—1898），字镜之，四川中江人，举人，光绪十年任镇江府丹阳知县，十四年任松江府华亭县知县；十五年任苏州府吴县知县。二十二年（1896）因拒绝动用守军镇压苏州机户上访而被罢黜，二十六年贫病而死。
［3］俞樾（1821—1907），清末朴学大师。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赐进士出身。曾经担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后因所拟试题“割裂经义”而罢官。光绪元年，在苏州建成 “曲园”，自号曲园居士。有《春在堂全书》二百五十卷。
水云深处
光绪十五年岁末到十六年年初始那几天，伴随李超琼辞旧迎新的是一部题名为《租覈》［1］的手抄本。
“覈”，通“核”。覈者，实也。道光时期元和籍训诂学家朱丰芑解释：“凡物包覆其外，坚实其中，曰覈。”［2］《租覈》是一部探究苏州地区土地所有权核心秘密的著作，当时只以手抄本形式，在极少数人手里私下流转。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手抄本《租覈》由周庄孝廉陶惟坻［3］寄来元和县衙。陶惟坻是光绪十一年李超琼充当江南乡试的阅卷官时举荐的一位优秀考生。《租覈》的作者就是陶惟坻的父亲陶煦。手抄本寄到时，己丑涝灾刚刚过去，府、道、州、县都在为勘灾和善后忙得不亦乐乎。
陶氏祖籍兴化，明末移居周庄。陶煦的祖辈、父辈都以经商致富，又都以勇于任事，闻于乡里。陶煦生平“好读书”，“有志经世之学”；“好学工诗”，“自少屏荣利，以诗文辞自娱”。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被选为监生，后来又获得过“候选翰林院侍诏”的资格。陶煦还精通医术，年轻时曾在苏州齐门外及唯亭金家村一带行医，广泛接触过社会下层，逐渐滋生了对探究当时社会经济深层问题的兴趣。同治三年（1864）他放弃了衣食无忧的行医职业，开始在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的苏州地区开展社会调查。他长期披风沥雨，走村串户，辗转于苏州近郊农村等地，搜集反映农民疾苦和农村生产关系的材料。晚年陶煦“足迹不入城市”，住在周庄老宅里潜心著述。他深居简出，立志揭开苏州经济表面繁荣而百姓生活日益困苦的秘密。同治末光绪初，他写成了《重租论》，因话题敏感，持论尖锐，且所用实例又大多是周遭现实，容易引起“对号入座”，形格势禁之下，不得不采取隐晦笔法，看上去“无所著见”。他又煞费苦心地借主编《周庄镇志》的机会，把《重租论》作为附录，附在《周庄镇志》正文之后。光绪十年（1883），又有《重租申言》和《减租琐议》出炉。次年（1884），陶煦悄悄地把它们与《重租论》合编为一书，定名《租覈》。
陶煦的著作，除《租覈》外，还有《周庄镇志》、《贞丰里庚申见闻录》、《沚村诗钞》、《贞丰诗萃》、《国朝医学丛钞》、《医学须知》等。
《租覈》以确切的事实和严谨的逻辑，揭示了苏州农村佃农受到深重压榨的秘密，对佃农长期以来的苦难生活表达了深沉的悲悯情怀。成书后，陶煦还是耽心自己的著作观点尖锐，可能得罪某类缙绅地主，不得不把书稿深藏不露，“非其人不轻出以相视”。
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元和涝灾后，李超琼在陶惟坻引导下，雇舟巡视被水灾区，第一次到达元和境域最南端的周庄，登门拜见了年近七旬的陶煦。在李超琼眼里，陶老先生“精神甚健”，“性极恬淡”，“是隐君子而非忘世者”，俨然一位隐居偏远江湖而心系国计民生的高人，令李超琼“忻然起敬”。
在与陶煦的谈话中，说起刚刚过去的水涝浩劫和此起彼伏的抗租风潮，李超琼痛感“吴人惟佃农最苦”，但对吴地社会上，佃农与田主之间“几几有不两立之势”；官场中，“官亦必仇视佃农”，“治之如盗贼”，“人人以恤佃为深忌”的现象，表示困惑和担忧。
陶煦取出封存已久，绝不轻易示人的《租覈》书稿，向李超琼介绍了成书经过和主要观点。这是陶煦第一次向当道掌权的地方长官展示这部倾注了自己毕生心血的著作。
陶煦告诉李超琼，同治二年（1863），因为战争的浩劫，朝廷对吴地曾有过一次赋税蠲免。但是，蠲赋的结果是“赋减而租未减”，“租之名虽减，而租之实渐增既如”。地方当局还变本加厉，设立“追租局”，对佃农“拘系鞭笞惟所命”。“佃农之受祸酷矣！”陶煦当年弃医著书，就是立志通过调查研究，揭示深层矛盾，呼吁当局采取切实措施为佃农减负。
晚清江南，被赋予具体行政职能、由地方士绅组织运作的临时政府机构多称“局”。陶煦提到的追租局，又称“催租局”、“比租局”。是一个官府搭台、士绅唱主角，动用政府机器专门替田主向佃户追收田租的季节性临时机构，每年秋收时节开局办公。其目的就是“惩创乡民之抗租不完者”。这是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猫腻机构，士绅藉此借官府之手，堂而皇之地利用官府的权威和刑拘手段，帮助田主（实际上主要是士绅们自己）追逼、勒索佃户。说起来，还算当时苏州府的一项“制度创新”。在陶煦笔下，它是一种“太阿倒置”的怪胎；在李超琼眼里，它是一项“欺天虐民之秕政”。它所造成的“农佃毒苦”，尤其使李超琼“深痛之”。
李超琼当场索要书稿，以便回去详细拜读。陶煦答应，请人抄写后，立刻寄往。一个月以后，李超琼如约收到了陶惟坻寄来的《租覈》抄本。
李超琼读过《租覈》，“叹其怨毒之积，为有由也”。但他知道，“办理之无良法”，“无可解也”。他深为自己的“餐素之罪”感到羞愧。
他与一位自己所信任的上司、时任苏州藩台的黄彭年谈到了陶煦和他的《租覈》。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元年，曾在骆秉章幕府参赞军机。又曾掌教于关中书院、保定莲池书院，还应李鸿章之聘，编修过《畿辅通志》，其著作还有《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陶楼文钞》等。可以说，藩台黄彭年同时也是晚清的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苏州藩台任上，“以挽浇俗、持公道、励士风为己任”，并且作了“孜孜不倦”的努力。有现代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黄彭年的思想，涵盖儒学、方志、教育、文论，在清代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初，力主把李超琼从镇江府的溧阳调到苏州府任元和知县的正是这位黄彭年。
黄彭年听闻有此奇书，立刻借去抄录。读过之后，再与李超琼谈起时，两人“相对唏嘘慨然”。黄彭年多次向李超琼感叹陶煦先生“用心之仁厚”，表示很希望“得一二同心者，以救此间农佃之困”。
光绪十六年（1890）八月，黄彭年奉调任湖北藩台。九月十五日破晓，江苏省和苏州府的官员们在苏州葑门外的灯草桥为他送行。黄彭年与各级官员一一告别后，特地走到李超琼面前，说：“吾官吴四年，以不得见陶先生为憾。”慎重地叮嘱，一定要代为向那位从未谋面的周庄陶子春先生致意，并说，只有像陶先生这样“惓惓于潜修”，才能成为真正的“出隐之士”。
当年十二月，黄彭年在湖北藩台任上逝世。因为与黄彭年有过围绕《租覈》而展开的深层的政治思想的交流，李超琼的挽联说：
真知己不在感恩，手《租覈》一编，相对泫然，惜我竟无同志；负重名宜膺大任，送行旌两月，遽闻溘逝，哭公正为苍生。［4］
在李超琼心中，《租覈》是一部“吴下不刊之典”。“不刊之典”的意思是“无可争议的典籍”。它对李超琼日后在江南地区的居官施政有重大影响。
首先是对元和县衙门书役的整肃。当初，李超琼到元和县任后第一次当堂点卯，就发现衙署里“书役之多，数倍溧阳”。书役，即州县衙署里掌管文书的办差人员。
书役借办差对农民苛敛勒折的事常有发生。李超琼又发现，为书吏办事跑腿的是一种从事“经造”营生的人群。他们人数众多，元和县域内，就超过了四百。读了《租覈》，再琢磨琢磨这些人的谋生之道，李超琼心里“不免为吾民惕惕”。
所谓“经造”，其实是“经漕”之误。苏州人说话，“漕”和“造”是一个音。为征收田赋，县衙署设有“粮差”，是书役的一种。一旦走出衙门办差，他们就成为了被人呼前拥后的“漕头”。每个县都有这样的漕头十几人，每个槽头手下又都有经漕若干人。每个槽头分头包干若干都、图，向各田主征收钱粮田赋，又代田主向佃户催租。“经漕”便是他们的跑腿和打手。
漕头联络的那些经漕，都只是不在编的“临时工”，但能量非同小可。他们下乡，公差、私差集于一身。他们出头向田主征赋时，就算帮办公差；替田主向佃农逼租时，他们干的就是田主委托的私差了。但对社会底层的佃农，他们仍谎冒衙役，俨然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经漕们的营生，“技术含量”甚高。他们手里都捧有一本“鱼鳞册”。鱼鳞册是一种用传统方法绘制的地图，因常用成片的半圆弧线表示水域，远看像鱼鳞而得名。鱼鳞册记载着分管区域的地亩数目、位置，以及田主和佃户的名单。各家各户田亩的信息、每块田土的分布、谁家田土在哪里、有多大、是肥是瘠、产量多少、租金多少，都在鱼鳞册上记着。经漕们下到乡间，或征粮或催租，按图索骥就成。鱼鳞册年年累积，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信息都可以查出。所以，有关土地所有权的“乡民词讼”，也“类由伊等（经漕们）包揽”。尤其要命的是，这些鱼鳞册都系手绘，其编造、添补、更正和保管，全在经漕。无论田主佃农、富户穷家，他们都深知家家户户的底里，轻而易举便有机会上下其手，营私舞弊防不胜防，而且手法诡诈万状，不易发觉。经漕这一行当，在苏州早已被一些人“倚为世业”，他们祖祖辈辈都藉此鱼肉农民、侮弄良善。他们上下通吃，所到之处，人见人怕。“小民畏之甚于官府”，连县太爷也要让他们三分。
在江南农村，佃农们终岁勤动，主要靠秋收一熟。田主们也都眼睁睁地盯着秋熟。拥有功名的大田主都设有自己的租栈，其他田主可以把自己的田土交托给租栈，请其代为经营。秋稻登场在霜降。霜降节前，租栈开始运作。大田主派出“催甲”，向各户佃农发送一种俗称“租由”的收租通知单，载明佃户姓名、租田面积、应交租金、交租日期和地点。立冬时，稻谷已经脱粒。租栈设定的收租时限，一般是三十天。在规定时限前交租者可得减收。过了时限而不交齐租米（后折算为租金）的，就是抗租。
时限一过，经漕便出场抓人了。他们带着从县衙门里开出的空白的拘人牌票下乡去，让田主在牌票上填写欠租佃户名单，然后按图索骥，上门向佃户追逼催租，追逼无着就动手捕人。捕来的佃户都在衙门里拘押，受冻挨饿，拘禁期间的饭食费用自理，这叫做“吃租米官司”。对“情节严重者”，可以严刑拷打。
李超琼在元和知县任上，曾用一首诗表达他内心里对经漕角色的痛恨：
米珠薪桂甚长安，岁晚民生亦大难。鞭扑催科心更苦，黄绸泪渍几曾干。［5］
小小元和，便有书吏四百，书吏之下经漕难以计数。这说明，除了沉重的皇粮国税、土地租金，小民百姓还要忍受经漕的作弊盘剥和酷刑威逼，水深火热可以想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