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一般可分为省、府、县三级。巡抚，为行省最高军政长官，从二品，别称“抚帅”；藩台，为掌管财政和人事的行省长官，三品，别称“方伯”；臬台，为掌管司法的行省长官，从三品，别称“廉访”；道台，是省的派出机构，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四品，别称“观察”；知府，为府级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长官，五品，别称“太守”；知县，为县级地方行政机构的主要长官，七品，别称“县侯”。
帖式出身，光绪十一年任山西巡抚。十四年调任江苏巡抚。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刚毅积极主战，任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郎。二十四年，因坚持反对戊戌变法，升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五年，赴南方各省督办税务，被称为“搜刮大王”。 二十六年，主张利用义和团达到“扶清灭洋”的效果。这年八月，随同慈禧太后“西狩”，途中病死于山西侯马镇。
［6］本节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日记（元和—阳湖—元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堤情深
国计民生方面的大事，是轮不到县令去想的。一介县令，任内能做成一两件有益民生的小事就不错了。出身农家的李超琼，此时已有了四年在江南任知县的经历。从己丑水灾中，他看出一个道理：江南鱼米之乡频遭旱、涝灾害的最直接原因，是江河水利长年失修。
自古以来，中国大的水灾都在北方，黄河是祸首。但是，在约莫七百年前，黄河南下夺淮，国之膏腴的苏南就时时处于洪水的威胁之中。这七百年，长江上游开山毁林，水土流失；长江下游到处筑圩垦田，江水不得畅流，年年泛滥，成了新祸首。加上战争、腐败，水利不兴，于是，近百年来，“淮受其病；淮病，而入淮之水泛滥四处，江（苏）、安（徽）两省无不病。”［1］
在晚清的江南，要了解一个地方官员是否算个明白人，是否还有守土安民的责任心，仅看他在治理水患中的表现便足矣。
还是光绪十三年溧阳知县任上时，李超琼去邻县丹阳，走访在丹阳任知县的好友凌焯［2］。那是正月初的一个风雪之夜，将近半夜，凌焯一身泥浆，才从治河工地回来。两人谈话过子夜。第二天夜里，星月皎然，而寒意甚剧。两人谈话继续进行，直至天明。那两夜，主要是听凌焯讲由他所主持的九曲河工程。
九曲河在丹阳东北，北口通到太平洲，全长七十余里。自嘉庆年间挑浚以后，已经超过了七十年。“久患淤塞。沿河农田数十万亩，旱，则苦潮水之不入，无以资灌溉；潦，则口门阻遏，水不即销，苦多淹没。”历任知县“鲜有能筹及者”。
沿九曲河，有位汪姓拳勇，战争时期曾救过礼部章京周家楣的性命。周家楣后来发达，升到了顺天府尹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便把汪拳勇提拔为巡勇管带。汪管带也争气，后来立下了战功。按例行赏时，汪管带坚决不受，只提出一项要求，那就是请周府尹利用其影响力，帮助修浚自己家乡丹徒的那条九曲河。于是，周家楣托人致意丹阳县地方官，要求修浚九曲河。丹阳知县凌焯“躬为履勘，察访周咨者两年”，“深悉其利害之原”。估算下来，这项工程开办经费甚巨，筹款成了难题。经过商议，决定分三年六次，对沿河土田每亩征收二百四十文。周家楣知道后，又捐助银两三千，推动及时兴工。于是，九曲河工程于去年十月开工。招募夫役等事务交给当地有河工经验的士绅去办。工程进展两月有余，一条宽八丈、深五丈、底宽一丈的新河已见雏形。葭山以北施工比较困难的河段已经打通，工程完成已经指日可待。工程用款两万多串，比预算的省下好几千。
不久，就传来九曲河疏通的消息。九曲河“实为民生久远之利”，一旦疏通，丹阳旱、潦无虞。李超琼对凌焯为官一任能有机会为当地办成这样一件实事，羡慕不已。大丈夫为官一任，理当如斯耳。
己丑水灾的后一年，光绪十六年（1890），属于李超琼的机会出现了。
三月，李超琼正忙于娄门韩蕲王庙和葑门天宁寺两处春赈散放的事务。张樾阶和沈宽甫两位甪直乡绅来见，他们说出了一件困扰元和县境东部诸乡百姓数百年的难事：金鸡湖是南部诸乡百姓进苏州府城办事经商的必经之路。湖面宽阔，风高浪大，经常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老百姓进一次城，如同赌一次命。所以县域东部斜塘、车坊、甪直等乡越来越闭塞，越来越穷困。再说，由于湖浪大，沿湖圩田受冲蚀十分严重，动辄垮塌。圩一垮，大片良田就成泽国。
金鸡湖，一名金泾渰，一名金镜湖，是太湖东泻行洪的通道之一。面积逾万亩。湖东有斜塘河和吴淞江，南连独墅湖，北则连接至和塘。《乾隆元和县志》把它一分为四：“由葑门塘出黄石桥为‘西渰’，过此为‘东渰’。中有花柳村，间之南为麋渎，北为龙溇。”
金鸡湖成湖年代无考。清初，尤侗在《避地斜塘》诗里最先提到它，“十里镜湖非诏赐，数间草屋即吾庐”。“镜湖”就是金镜湖，后来叫金鸡湖。最早提到这个湖泊的存在的历史文献，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长洲县树立在金鸡湖西黄石桥堍的“严禁强霸湖荡索诈渔户碑”。碑文中出现湖名“金泾湖”。乾隆二十六年（1761）刻印的《元和县志》载：“金泾渰，一名金镜湖，一名金鸡湖。”金鸡湖名称显然由金泾、金镜讹化而来。“渰”，在苏州方言里，是指水淹后形成的湖泊。
至少有三条航线从金鸡湖经过：一为由太湖经澹台湖、朝天湖、金鸡湖，而至娄江；一为苏州葑门出黄石桥，经金鸡湖、塘浦、甪直，而至华亭北门；一为吴江经金鸡湖、塘浦、吴淞江，而至昆山。但每值风起，湖上波浪如山，行舟屡屡翻覆。
乡绅们建议在金鸡湖上修筑一条长堤，堤上设纤道。这样，一可提升湖上水路行船的安全，二可开辟一条东部乡镇百姓从陆路进城的通道，三可用长堤缓冲湖上风浪，保护周边圩田，也算一举三得。
李超琼接掌元和县印后第一次巡乡，是沿至和塘察看沙湖石堤垮塌的情况。沙湖石堤是当年林则徐亲自发起建设的一项水利工程，堤长四百四十一丈。因年久失修，己丑那年，在湖水冲刷激荡之下，已“坍卸三丈有奇”。但听了甪直乡绅的建议，他立刻表示采纳，认为金鸡湖大堤建筑工程与沙湖石堤修复工程同样紧迫，要争取同步进展。
四月和五月，李超琼先后接见或约见了张樾阶、沈宽甫、潘谱琴、潘济之、吴语樵、胡蕃之等一批当地乡绅，为金鸡湖大堤筹措钱款、发动人力、确定工程方案。苏州府又给他派来一位从户部退休下来的高级官员钱申甫协助工程勘察。
五月十四日，李超琼在经受了大半夜腹泻呕吐的煎熬之后，硬撑病体，亲往金鸡湖现场指挥勘察和丈量。中途因体力不支，不得不提前返回。
经费是最大的难题。李超琼本是个身负亏累的县令。己丑水灾后从皇帝、太后拨付的赈灾款中分到的一些银子，半数已经消耗在应急赈灾和事后的平粜米市上。于是，金鸡湖长堤工程确定后，李超琼就“以用度告竭，到处乞贷”，而结果，各方面都“应意颇悒悒”。
他只好硬着头皮，向山西祁县设在苏州的老牌银号存义公钱庄开口，“借银万两，以为署用”。尽管他是以知县身份出面告贷的，但人人都知道他“窘状益迫”。
没办法，李超琼不得不决定，动用手里仅有的一万四千串（每串时值不到一两银子）上年涝灾的赈灾余款。以这些银两为基础，再去动员当地绅士捐款，终于筹齐了工程资金。
筑堤需要大量的土石，李超琼看上了分散堆积在苏州城里各处的战争废墟，下令组织人力，清理废墟，把构成这些废墟的瓦砾砖屑用船运到金鸡湖去，免费获得了筑堤需要的土石材料。
劳动力也是要钱的，李超琼就利用采用“以工代赈”的做法，按劳记工，凭工领酬，并给以饭食，从沿湖各图灾民中招募到大批劳力，确保了工程顺利进展。
筹划中的金鸡湖长堤以湖中花柳村为连接，分东西两段。湖西黄石桥至花柳村，长三百六十一丈；花柳村至湖东斜塘湖岸，长三百一十九丈。
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十七日工程开工。这一天，李超琼约了张樾阶、沈宽甫、潘济之、张瑞伯、胡勗甫等多位积极建议并支持筑堤工程的当地士绅，于上午巳时，在葑门外的天宁寺集中，同去金鸡湖边的黄石桥，望祭湖神。祭毕，当即在黄石桥东打下了长堤第一桩。
八月六日，李超琼视察堤工，见“乡民运筑者至一百六十余船，颇形踊跃。”“面询之，无以为苦者。为之一快。”九月一日，李超琼二次视察堤工。“辰间，返棹至外跨塘凤凰泾，入金鸡湖察看筑堤工程。与沈绅宽甫遇于黄石桥。”
十七年（1891）三月十七日，第三次视察堤工。“辰刻出葑门，至黄石桥，登舟，循金鸡湖新筑之两堤验视。经三口门，再历花柳村南之汉水港东口，阅树桩之工乃归……返署已未初矣。”
这年六月，由于堤工的实际长度超出预计，出现了工程未完而资金告罄的尴尬局面。李超琼一方面动员张樾阶和沈国琛两位当地热心人士，请他们分别多承担两千串和一千串；一方面自己再去找银号通融。
十八年（1892）六月三十日，金鸡湖大堤竣工。李超琼亲携好友张子绂等同往验收，验收的方式很特别。“辰正，移舟出黄天荡，观荷花，停桡于白莲深处。香风浸骨，爽快莫名，相对引觞，过午未出。与子绂联句，同为浣沙溪词四阕，又临江仙一调。酉刻，始移舟至堤下。登勘一过，返棹而归，则日已衔山矣。”
葑门外金鸡湖上建成长堤的消息，传遍了苏州城。
消息传到城里曲园春在堂，俞樾老人［3］十分激动。有人劝他写些什么，他提起笔来，就联想到东汉的武都太守李翕。一般所谓“正史”，多记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太守李翕这样级别的地方官总会轻易被正史忽略。但因为这位太守在陇西高原和嘉陵江临江高崖的险绝地形上两次发起筑路工程，并且历尽艰险，获得成功。当地的人们两次都把记载他的壮举的文字刻在了山崖之上，这才得以跨越千年，传至今日。这两处镌刻在山顶巨石上颂扬李翕事迹的古朴隶书文字，就是当今《西狭颂》和《郙阁颂》两处摩崖石刻。“西狭”凝重沉稳，“郙阁”险怪粗钝，它们与陕西汉中的《石门颂》一起，被并列为汉代书法的三块丰碑，和李翕的名字一样千古流传，永不磨灭。
在俞樾看来，世间有可能留名于世的多为两种人，做事之人和著书之人，前者如古代开山凿路的武都太守李翕和今天跨湖筑堤的元和知县李超琼；后者就如他自己。
他说：“作而不记，后世胡述？”做事之人在创造着轰轰烈烈的业绩， 如果著书之人不去记载，叫我们的子孙该怎样叙述过去的历史呢？大灾之后，元和绅民齐心合力，奋起自救，修筑李公堤这样的有利地方民生的好事，必须把它记下来。
俞樾的这些想法凝聚成文，便是收录在《春在堂杂文编五》里的那篇《李公堤记》。
李超琼在自己的工作杂记《藤轩笔录》中也记有其事：“（修筑金鸡湖长堤的）经手绅耆沈国琛、张履谦乃匄（恳求）俞太史樾为文以记始末，且名之曰李公堤。刊碑于其上，余滋愧已。”
俞樾还是位书法大家，是清代学者型书法家的代表人物。沈国琛和张履谦两位，可能还顺便为金鸡湖上新筑的长堤向老先生求名讨字。如今，金鸡湖边还竖立着一块刻有“李公堤”三个大字大青石碑。三个大字，端凝大方，含蓄内敛，隶楷融合，且有金石之气，虽不落题款，但一看可知，非俞樾手迹莫属。
长堤建成后，元和县东部的斜塘、车坊、甪直等地受益最大。农田添了屏障、交通有了便利，一批新的街市随之兴起。尤其是曾在战乱中被夷为平地的斜塘镇，在两三年中，易地重建，迅速再现了往昔的繁荣。
堤是筑成了，李超琼的压力没有减轻。八月中旬，他又被迫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去腊假（借）存义公银陆千两，久未克偿。前日始从镜之（指凌焯）贷银四千付之，而息金及零欠又逾千两。日中转票书，畀三千金之借劵焉。”他感叹道：“余自移元和，赔累日甚，支绌之状，几于举国皆知。清贫诚所不厌，然其如债负何也！”后一句的意思是：忍受清贫，我根本不在乎；但背债的滋味可不是一般受穷所能比的啊！
金鸡湖长堤牵着李超琼的心。李超琼在《藤轩笔录》中说：长堤建成后，“于农田舟楫虽便在一时，恐未能久。亟筹岁修之费，迄未易得。是所望于后来者之勿令废圮而已”。
光绪二十年（1894）李超琼曾一度调离，二十二年（1896）调回元和时，金鸡湖长堤已经出现了局部垮塌。多少次，他泛舟金鸡湖，看着这条残破的湖中长堤，都会回想起初到元和县任职时经历的那场惨烈水灾：“来时喜雨卜丰年，不道三吴变漏天。四十日中秋水恶，至今愁忆潦农篇。”“悯农心事说应难，水底收禾水面干。怪底重湖平似镜，北风吹皱作波澜。”
当年，在县财政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动员全县绅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合力建成金鸡湖大堤的壮举，也使他激情满怀：
东来南去路平平，圩岸重围水上田。无数舆梁齐复旧，一时都用赈余钱。
沈张［4］高谊薄仓囷，长有清风在水滨。新筑堤成舟楫稳，金鸡湖浪不惊人。［5］
二十三年（1897）二月，李超琼再度发动堤工，整修金鸡湖长堤。二、三两个月，他连续四次前往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