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城巡乡前，好友张子绂曾向他展示过自己与藩台黄彭年相互唱和的五首《潦农谣》。此刻，张、黄二位的原韵已经记不太准确了，但李超琼还是吟出了五首自己的《潦农谣》，以记录此番勘灾中所见到的元和农民抗灾求生的真实情景：
早稻生芽田又绿，晚禾入水浪翻黄。更闻高阜全无粒，愁说明荒又暗荒。
没胫刈禾唯得半，凭船捞稻更无多。终朝呵冻犹胼手，无食无衣苦奈何。
年年晒稻就田干，今年晒稻缚竹竿。莫怪吴农场未筑，家中积水深至腹。
典衣买竿不嫌苦，无竿可买稻终腐。昨日城头竹市空，退水但忘西北风。
北风猎猎寒刺骨，携镰下水行屡蹶。稼穑艰难我亦知，此情未见谁信之？［2］
李超琼在元和县任上的第一年遭遇的这场水灾，实际是中国自然灾害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史称“己丑水灾”。在这之前，中国的大面积水灾集中在黄河，而从这一次开始，大面积水灾在长江流域的下游三角洲发生了。春夏时节，两江总督曾国荃向朝廷报告，江苏风调雨顺，“田禾畅茂，正期秋后丰登。”谁能料想，“八月下旬连遭淫雨，九月三旬几乎无日不雨，以致转丰为欠，被灾均重……”。［3］
据江苏巡抚衙门灾后统计，全省受灾区域以苏州府为最重，松江府与太仓州次之。而在苏州府下属的各州县之中，又以地处太湖行洪区域的震泽、吴江、元和、昆山四县为最严重。此四县悉被水淹，遍地积潦。被淹之地，不仅本年绝收，即使是来年的春耕春种，也将面临极大困难。直至当年年底，还有近一半左右的“未经涸出之田”。二到三成的田地，“田畴宛在水中”。
冬十月，光绪皇帝谕旨：“谕内阁：本年江苏久雨为灾。自八月以来，连旬不止，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府州属俱遭水患。兼以浙西皖南蛟水下注，江湖并涨，禾稼淹没，粮价陡长。该省猝被奇灾，朕心实深悯恻。著于该省藩库拨银五万两，以资急赈。复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著发去宫中节省内帑银五万两，作为苏州等府赈款；著刚毅分拨灾区，妥速散放，用副深宫轸念穷黎至意。钦此。”最后，意犹未尽，再追补一句：“该处钱漕赋课，并著查明，分别奏请蠲缓，藉纾民力。”［4］
最早呼吁“备赈请蠲”的元和知县李超琼，遵旨申报蠲免钱粮当然不会有丝毫犹豫。他和长洲知县王筠庄、吴县知县凌焯联署禀文，以“今岁民力既绌，恐难征漕”的理由，向上请求动用藩库存银赈灾并蠲免当年赋税。禀文一递上去，就获得了批准。元和县这一年应征的实物田赋——漕米四万多石，“概行蠲免”。十二月十七日，元和全县“停征漕米”。
停征漕米，对每年必须上缴皇粮的田户来说，的确是减压、是纾缓，但对元和县财政，则是压力陡增。清朝财政都是“一人财政”，可支配钱粮都跟着县令走。县令每换一任，都与前任有个“结算交代”，以分清责任。李超琼在溧阳县任知县四年，其中，光绪十三年溧阳水灾，李超琼通过实地勘荒，减免了部分受灾的农户的田赋；光绪十四年水稻灌浆时节，又是连旬旱灾。四年中两度遭灾，所以，来元和上任时，李超琼的财政积余所剩无多。
一到元和就遭遇灭顶大灾，当年的田赋究竟是征是免，对县令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李超琼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全额蠲免。这就意味着他主政的元和县当年财政的新增财源将完全断绝。这样严重的后果，都必须由李超琼一肩扛起。
最可怕的是，元和县是江苏首府苏州的三首县之一。全省的主要衙门大都设在苏州，应付上级、平级官僚之间繁复的迎来送往供张用度，每年都是一笔巨额开销。习惯成自然，这早已是不得稍有怠慢的官场成例。省、府的一切供张开销，按例都由三首县分摊，或者轮流做东。各县的支出都来自在田赋上加收的所谓“火耗”。一年中最主要“火耗”来自冬季“下忙”收来的田赋。既已取消，今后去哪里弄钱呢？
己丑水灾带来的难题还远不止这些。当初，元和与长洲、吴县共同申报的是“银米并缓”，但是巡抚衙门的答复口径是“不准缓银，而米独全蠲”，执行的只是实物田赋的蠲免，而对货币田赋仍坚持征收。
这样计算下来，元和县本来可以征收上来的被称作“火耗”的附加税一万五千两银子，“涓滴皆绝”。不但下一年全县所有用度都将“一无所出”，而且仍需上缴一万七千多两银子的附加田赋。后果之严重，连李超琼自己都“未知何以自度”。
关键在于江苏巡抚刚毅。［5］刚毅其人，李超琼最初见到他时，就感觉此人貌似质朴诚恳，而实际“其心历练精明”，做官的道行，确是不同一般。皇帝同意赈灾和蠲免钱粮的谕旨下达后，李超琼每次谒见刚毅，向他“陈述地方情状及征赈之轇輵”时，都觉得这位巡抚大人“以不肖之心相待”。这种不阴不阳的态度，叫人“悒悒无已，欲退不能”。
其实，刚毅向来是不肯相信别人的。于是，他干脆自己微服下乡，察视长、元、吴灾情，还把较远的常（熟）、昭（文）、昆（山）、新（阳）等几个县也捎带都跑了个遍，然后才做出“米全蠲，而银不准缓”的决定。
其中玄机，说来话长。约莫两百年前，大清朝处于盛世，国家财政充裕，康熙皇帝有过一个施惠于民的庄严承诺——“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当时清朝是按地丁人头收税的，康熙要表达的意思是：不管今后人口怎么增加，田赋一律固定不变。
康熙当初的承诺，是为了稳定“满汉一家”的政治局面。后来的历代皇帝也都恪守这一“祖训”，不敢增加田赋。历代皇帝都明白康熙承诺的深意，那就是要记取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因为明朝的覆灭，直接原因就是苛捐杂税激发民变。
但是，时间长了，总会有自作聪明的人出来问：田赋是正额赋税，既然正赋不能增加，那么，能不能加征些附加税呢？于是，众多的“加征”名目就一一冒了出来。
其中，主要是“火耗”、“平余”和“漕粮附加”三项。
何为“火耗”？有很多地方田赋是折合成银两，以货币方式缴纳的。老百姓交出的多是散碎银两。散碎银两怎么入库呢？得要经过熔铸，经过熔铸便会出现损耗，所以征收时必须多征些，以补足损耗。同样的理由，还有粮食搬运中的跑冒滴漏，存储中的鼠咬雀啄等等。“谷有鼠雀之耗，银有倾镕之耗”说来也通。于是，地方州县通过种种小动作进行超额浮收，留作自用；在田赋征收中，实行“州县存留”政策，允许州县在确保正赋不少的前提下，以“火耗”名义向田户增收附加税，部分上交省、府，部分存留下来，充作包括官员养廉银、衙门运作费、迎往送来酬应款，以及杂役工食、灾赈、工程建设之类的日常用度。至于超征多少？就看各地实际情况了。
何为“平余”？开始，有些省份的不法官员在征收田赋时，暗中通过加重戥头的做法，达到增收目的。作弊多了，朝廷就管不了了。雍正朝以后，索性把“潜规则”变成公开合法的“显规则”，准许在“耗羡”之外，从每百两税银中再提出六钱，成为“平余”。
何为“漕粮附加”？漕粮，是田赋中以实物形式缴纳的部分。附加在实物赋税上的名堂更多，如“随征津贴”、“亩捐”、“按粮加输”等，起初都是临时加派的权宜之计，并无一定章法。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税”，老百姓反正是唐僧肉，只要有人先发挥点儿创造力，想出一个名目，而后就会有办法一步步把它们变身为田赋外的某种附加税。
有些附加税，不是田赋而胜似田赋，数额甚至超过了正赋本身。附加税赋，除了漕米附加，其他表现出来的都是货币，换言之，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灾后蠲免江苏受灾州县的漕米，是经过皇帝同意，巡抚刚毅也认过账的。漕米毕竟是实物赋税，是每年都要通过漕运发往京都去的正赋。因为连日大雨，都烂在了田里，即使捞出来晒干，也不可能符合漕米的质量标准。这其实是不免也得免的。
但皇帝在蠲赋的谕旨里提到的，还有银子。银子这东西，可是巡抚刚毅能赖则必须要赖的。银子绝不会烂在田里。重要的是作为附加税征收的银子，历来都是省、府、县留作自用的。其中一部分用作地方行政开支，一部分是应付朝廷的额外索取。例如以“分赔”、“摊赔”名目下达的对外战争赔款。当时只是江苏分摊的鸦片战争对外赔款，还不能算太多，再过五六年果然就成了泰山压顶般的大数字了。国力日衰，列强环伺，作为一省巡抚能不未雨绸缪？刚毅留着这一手，坚持银子照收，是体制使然，也是国运使然。
蠲免当年漕米，皇帝的想法体现在他的谕旨中，叫做“以纾民力”，保护社会生产力，争取个“可持续发展”，以维持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万万年”。
但田赋包括漕米和银子，如今，官府免却漕米，却又要照收正赋之外的附加税——银子。情况就复杂起来了。田主们都转身去逼迫佃户，嘴上总挂着一句逻辑性看起来很强的老话——“赋从租出，租由佃完”。既然官府要我缴纳附加税，那你就得向我交租。
“赋”是有正赋，又有附加的；；正赋免却，附加照收。但是“租”不同，租就是租，商定契约时，是不可能区分“正租”和“附加租”的。稻米淹了，那就根据市价折成银子交租。田主没说减，佃户就不能少交。
真正需要保护和纾缓的社会生产力，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占着人口大多数的佃户。蠲免漕米，听起来“皇恩浩荡”，而他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受煎熬！就这样，一项“善政”拦腰遭截，大多数老百姓眼睁睁的巴望完全落空。
受实惠是田主。田主无需上缴当年漕米，还很有可能从以田租的名义收上来的银子中，狠狠捞上一笔。
天灾面前，某某田主深明大义，主动与佃户分享朝廷给的那点恩惠，彼此和谐共生，共渡难关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只可能是个例。普遍的情况显然是，田主们有了堂而皇之向濒临饿死的佃户们伸手索讨租金的充分理由。天灾已使佃户绝收，何来银子！加上他们中能识文断字的人本来就少，又没有言论的平台。于是，社会矛盾陡然激化。
“征既未停，租何能罢？”身为临民之官的李超琼似乎感觉出了刚毅做法的不妥，内心里总是摆脱不了一种不祥之惑：“顾此汹汹，未知所底。”
李超琼在溧阳县任上遭遇过旱、涝两次大灾，或蠲或赈，积余荡然。刚到元和知县任上时，他还惊讶地发现，元和到底是首县，衙署里书役之多，酬应之繁，都数倍于溧阳。这些人都是要银子去养的呀！
县衙里陆衡甫、卜菊生两位经验老到的钱粮师爷，看出元和县财政形势即将陷入绝境，便双双以“不能为无米之炊”为理由，提出辞职。两位师爷都是元和县前任留下的老人，李超琼怎么留都留不住，只好亲自备酒为他们践行。
到任第三个月，元和县财政“用度告竭”。
李超琼以前曾向一位叫陈紫钧的有钱同乡借过钱，而且一直没有能力偿还。“前逋未偿”，再去借钱是最失脸面的。但他满以为“故交无炎凉态”，还是硬着头皮，向陈紫钧发去电报“乞贷”。等了几天，得到答复，八个字：“家用浩繁，不能通融”。最后，李超琼还是从山西存义公商号里“借银万两，以为署用”。李超琼出身贫寒，一生耻于言穷。当时他“窘状兼迫”的状况，只在日记里有记，从不对人说。因为即使说出来，也必定“人皆不我信”。
上报请蠲申请后，苏州府三首县要将己丑涝灾的经过和勘荒结论登记造册，同过司、道衙门，再督、抚衙门，层层向上呈报，再经过部议，最终奏请光绪皇帝批准；而后再由部至督、抚，而司、道，返回到州、县，才算落实。走完整套程序，是需要相当时日的。这段时间，正值秋粮征收，县域内各乡，聚众滋事事件突然增多。十二月初七，县丞江甸平在斜塘“为乡民殴辱”。初十，“甪直乡民滋事者众”。十三日，斜塘“滋事之乡民麇集甚重”。十四日，甪直又发生“纠众抄毁”之事。十七日，蠲免批复终于下达，元和全县停征漕米。各乡一时反应平静。李超琼松了一口气，以为民力终于得纾缓，矛盾总算可以平复。
转眼年关将近，十二月十九是封印日。元和县的封印典礼在辰时举行，一派祥和。谁知，午后刚过，又有成群的乡民聚集在县衙门前告状。
朝廷降旨开恩蠲赋，乡民不感戴皇恩，还打什么官司？问了才知道，来的多为佃户。佃户们抓住田主为催逼交租，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赋从租出，租由佃完”，向官府诘问：既然今年朝廷蠲征漕米，田主不用向官府交赋，那么，为什么佃户还要向田主交租呢？不仅如此，朝廷降旨之前他们向田主交的租米，也都应该退还！
二十三日，陈墓乡民聚众滋事，要求田主退还已经收取的地租。
二十九日，邻县吴江也传来乡民聚众滋事的消息。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田主是田契的持有人，向官府交税纳粮，乃是天经地义的千年惯例；佃户从田主手里租用土地，按约交租，也是天经地义。
因为天灾，皇帝仁慈，蠲免钱粮，本意是减轻百姓负担。谁知这一蠲免，亏了朝廷，却只肥了某些田主，对佃户却毫无补益。似乎官府为田主看家护院还不够，还得直接去充当田主压榨残害佃农的打手！
年末辞岁时，李超琼“百为竭蹙”，郁郁寡欢。“静坐思之，殊少乐趣”。［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