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
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初八上午，三个赤膊的纤夫拉着一条官船，缓缓出了胥门。天清无风，帆篷低垂。秋稼将熟，农田里黄云万顷。
船上的官人，便是新任溧阳知县李超琼。这年，他四十一岁，第一次以朝廷钦命的正印官身份前往省城苏州以北三百四十里的溧阳县城接印上任。
这年的中秋，李超琼是在官船上过的。十六日，官船进入长荡湖，风还是不顺。长荡湖多港汊，无法以纤挽舟了，全靠艄公划桨撑篙，缓缓行进。入夜，官船在金坛县境内的一座小镇暂时停泊，子夜时分，又继续航行。
李超琼已在船上薙发更衣，换上了绣着代表七品文官的鸂鶒补子的五蟒四爪袍，戴上了素金顶的官帽，在船舱中央正襟危坐。谁也没看出来，此时，这位新任知县、曾经的穷山娃，正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首悲凉的乐府体长诗正在他胸中酝酿：
腐儒生长穷山谷，闾阎疾苦悬心目。半生热泪为苍黎，到官未到先频蹙。……初衷未忘岂忍负，赤诚愿与吾民看。轻舟行行已入境，金渊水接长塘水。澄流如镜足盟心，更质连宵孤月影。喜看秋稼正如云，乐岁欢声处处闻。惭愧双桥诸父老，为歌来暮意殷殷。［1］
官船夜行十八里，曙光初现时停靠在溧阳县境的甓桥镇。码头上，县衙的一批吏役恭候已久。再行八里，将进城时，又有书吏上船，呈上本县地图和须知册。溧阳地形中间低，两头高。南部群山是天目山余脉，当地称南山。北部的瓦屋山、丫髻山属茅山山脉，当地称北山。县境广距九十八里，纵距一百五十里。至京师二千五百七十五里，至省治二百七十里。东至常州府荆溪县界一十八里，西至江宁府溧水县八十里，南至安徽广德州界七十里，北至江宁府句容县八十里。［2］辰正，由东门登岸入城，暂居平陵书院。
十八日辰初，新任知县接印。李超琼身着蟒服补褂进入县署，向仪门行一跪三叩礼。谢恩拜印，行三跪九叩礼。升堂，当众验印后，捧印退堂。
十九日午初，新任知县又作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节目安排——阅城。李超琼坐进了一座四抬蓝轿，起轿巡街。轿前有衙役鸣锣呵道，顶前有衙役扛着官衔牌和肃静牌开道，轿后还跟着一批扛青旗、蓝伞、铜棍、皮槊的衙役。按照规制，轿子穿城而过，并从南城门出入三次。
这座看上去还算平静的江南小县，城里和乡下，几乎每天都有恶性刑事案件在发生，城乡百姓在惊恐之中生活已经太久了。
咸同时代十多年间，太平军和清军在江南各大小城市都展开过殊死争夺，而且多为破坏力特别大的拉锯式争夺战。这些战争是江南地区近代历史上的一次极为惨烈的梦魇，留下的伤痛，几十年都难以治愈。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韦昌辉部攻占溧阳县，后被击退；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李侍贤部再克溧阳，同治四年（1865）才被清军江南大营收复。战争造成溧阳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城池几乎夷为平地。据同治四年（1865）的册报，全县在册丁口只剩下五万四千。直到李超琼接印的光绪十二年（1886），丁口数也只恢复到八万多人。而战争前溧阳在册丁口在三十万以上。据《光绪溧阳县续志》，道光十四年（1834）全县仅男丁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余。
战争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溧阳坍塌的城垣未得到维修，学署和文峰阁被摧毁后，也一直无力重建。县内政令废弛，经济凋零，民间元气迟迟恢复不过来。反倒是大量原本富饶的的抛荒耕地引来了成批“客民”的涌入。“客民”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的农民和小商贩，以及从军队遣散下来的士兵。他们占地垦殖，求生糊口，与土著居民在矛盾冲突中逐步融合。这种融合本身的艰难和痛苦，或许可以想象，难以想象的是整个客民移植过程都是在完全没有秩序没有组织没有管理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时的大清国已是百孔千疮，历任县令都无所作为，也无能作为。
在单调震耳的铜锣声和没精打采的吆喝声中，李超琼时时挑开轿帘，看看县城里有点冷清的街道和匆忙避让的行人，感觉自己若真是如此为官，岂不太过可笑太过无聊。为了排遣不适，他在心里默默背诵：“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此话出自《周书》，是挚友高树抄录在信中留给他“得官后细细玩味”的一段药石良言。
知县知县，知而后治。上任前，李超琼曾与多位知情人士有过深谈，以了解溧阳地情。其中包括战后做过溧阳县令的赵霞峰、曾经代理溧阳令三年的王小安、曾做过溧阳训导的杨作舟、曾在藩台衙署做幕宾的溧阳籍人士周小霞，以及居住在邻县金坛的溧阳籍大学者强汝询［3］。
溧阳民风，素以安静著称。战后几十年，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溧阳，导致当地“风尚渐漓”，“聚睹抢掠之风日炽”，并且逐渐失控。当地人称这些外来移民为“客民”。
溧阳县南部山区与安徽广德州比邻，客民多自皖南而来，大部分是为生活所迫，来溧阳垦荒种地或做买卖的，与当地土民相处尚属和谐。但其中为数不少的“游手之辈”，就难以管理了。他们游手好闲，又无资源，于是就聚众赌博。一些本土地痞见有利可图，也混迹其中，成为组织者。他们在城厢市镇、交通四达的路口，甚至偏辟野地里支起撑棚，开设赌场，聚集赌徒。夜间则点燃火把和蜡烛，挑灯夜战。一旦有禁，他们就利用水乡特点，把赌场转移到船上。聚赌的永久赢家，只是赌头本人。赌头各立门户，靠抽头获利，同时又不忘从官衙里寻找靠山或眼线。县衙早有丁役勾结其中，暗中参与分肥。聚赌之徒每至百数十为群，人多势众，保甲也只好听其横行乡里。这样，虽赌风日炽，危害社会，但历任地方官都束手无策。赌博已成为溧阳的一大顽疾。
赌博又常是溧阳盗抢杀人案件的源头。赌风导致溧阳一邑“讼狱滋炽，盗贼繁兴”。在赌博中输光了钱财的赌徒，一出门就会成为戕害老百姓的冷血盗匪。尤其可怕的是，溧阳的杀人案件，案由往往只是为了抢夺“敝衣一二袭、小钱数百文”。
李超琼未踏上溧阳土地之前就闻说，江苏全省，溧阳“赌博之风，向称最盛”。他知道，“礼禁于未然之前，法禁于已然之后”，用霹雳手段，端掉赌窝，抑制赌风，无疑是自己立足溧阳的当务之急。
上任初几日，新知县李超琼整天蟒服冠带，又是阅城巡街，又是谒庙视狱，还要会客应酬，迎来送往，看似已被虚礼客套忙得不亦乐乎。这套仪式都是照着从京城地摊上淘来的那本《宦海指南》，依样画葫芦演绎的。在溧阳城乡，新县令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个贪图虚荣的平庸之辈。而其实，一切都在准备之中。
二十二日辰间，李超琼突然擂鼓升堂，下令署内所有书差衙役集中，听候点卯。一番简短训话之后，就下令全体出动，直扑城南村，捕拿赌头周万勇。
周万勇，外号“周老五”，是溧阳县的一名武秀才，长年聚众赌博，以从中抽头的方式榨取钱财。发家致富后，继续为非作歹，称霸一方。周边村民深受其害，却不敢言声。六七年来，前任知县几次曾悬赏缉拿周老五，但每次抓捕都扑空而返。
周老五之所以总能安然逃脱，是因为他在衙门里安插有内线，并让内线参与赌场分肥，所以，衙门一有风吹草动，周老五总能提前得报。
李超琼可不是什么寻常读书人，辽东的军幕生涯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剿匪经验。他深知，在这种猫鼠游戏里，只有“出其不意”，才能“手到擒来”。他一到溧阳，就在暗中物色帮手。最后选中了一个叫陈茂的老书差。陈茂为人很不起眼，但他既熟悉当地情况，又忠实可靠。早在二十一日夜里，李超琼就亲笔填写了拘捕人犯的硃签，密令陈茂带领四名精干衙役，趁黑出发，于子夜前乔装潜入城南村周老五的赌场，天亮前实施秘密抓捕。
当县里大批衙役大张旗鼓赶到时，周老五早就在陈茂等人的严密控制之中了。
经过审讯，周老五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后被褫夺功名，监禁五年。书差陈茂获赏银元一百枚。
周老五被一举抓获，从重处理，全县震动。一时间，百姓拍手称快，嗜赌之徒“始悚然知敛迹”。
到任第七天，李超琼又破获铜官村村民朱阳春被劫案，拿获因赌作案的许受原、刘富春等一批歹人，并当场起获原赃。
李超琼禁赌并不就此罢手。他继续深入“赌风尤炽”，同时又是劫案高发地的南渡荡一带察访。每次察访，都是微服出行，一叶轻舟，三两随从而已。
当年的南渡荡，是靠近南部山区的一大片湖荡。由于水利失修，长年淤塞，湖面缩小。每至秋水既落，就剩满荡荒草。淤泥荒草中，往往只有中间一水可以勉强通舟。数百家无籍之徒在这里结草为棚，合族而居。这样的去处，自然成为藏污纳垢的渊薮。
赌头们为躲避追捕，改用长槕船把赌徒们载到荒草密集处，继续聚赌。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新任县令的小船已经尾随他们的行迹，追进南渡荡深处，把它们的窝点踏勘的得清清楚楚。更不会想到，新县令在到任两个月内，至少已经三次亲自把乘坐的小船停泊在湖边野岸，并在船上拥被过夜。新县令的行事方式，客观上给赌徒们造成了无形的压力，仿佛县令无处不在。
摸清南渡荡情况后，李超琼便调集兵丁衙役，“掩捕而痛惩之”。两个月内，出动掩捕七次。行动中，他还定下政策，对赌徒中有“戚族承保”，并且“自请改正”者，概予教育开释；对来自金坛、宣城、广德的非本籍赌徒，录下口供后，一律解归原籍讯办。对聚赌敛财的赌头和犯有严重罪行赌徒一律给予严惩。所有缴获的赌具赌资和盗抢赃物，均公开展出，吸引村民围观。
被捕获的赌头共计九人，另有盗抢犯二人。所有赌头，一概“痛笞之千”，左颊刺字，戴枷示众。对其中影响特别恶劣的戴埠镇赌头吴天云，则施以站笼一天的酷刑。
冬初，李超琼在溧阳整顿保甲制度，为迁居溧阳的客民办理户籍，在他们中间“公举保长”。对“无保及形迹可疑者”，概行驱逐。然后，编造门牌，推行“五家联环互保”，巩固禁赌成果。
溧阳禁赌后，境内“人人知令在必行”，鲜有再犯。流窜作案的赌徒盗匪都视溧阳为畏途，溧阳治安也改观一时。
“兴养立教”，是一县“父母官”的重大责任。李超琼主持禁赌三年，曾多次采用编印散发宣传品的方式，来达到革除地方陋习陋俗的目的。
他亲自编写《戒赌俗歌》，鼓动城乡儿童传唱。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老百姓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县里以峻法严刑推行禁赌，只是为了使各家各户在丝、稻登场之时，不至于把卖茧、粜米一分一厘辛苦赚来的钱，输在赌桌上。他模仿当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时刊发《輶轩语》的做法，翻印《弟子规》三千册，在境内各私塾中散发，要求塾师逐字逐句向应课生童解释。他编写《劝谕客民禁约十四条》，先后印发六千多份，在南渡荡等客民聚居地的村落遍为张贴。
经过努力，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新县令的心思，包括一些曾经有过对立情绪的人。禁赌第二年，便陆续有人以送“万民伞”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禁赌歌和禁约的拥护。送万民伞固然是李超琼不喜欢的俗套，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送伞的不但有土生土长溧阳人，还有近几十年从安徽广德和邻县荆溪迁来垦荒的“客民”。
溧阳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李超琼用来纠正社会风气的有利条件。远的不说，仅明清两朝，崇祯年间马垫乡出过榜眼宋之绳，南渡镇出过探花陈名夏；顺治年间茶亭镇水东村出过榜眼任兰芝；康熙年间又出过探花任端书，社渚镇出过探花黄梦麟。据说乾隆南巡路过时，见到竟有牧童骑在牛背上读书，一问是溧阳，于是惊叹，连称溧阳是“读书之乡”。溧阳一时的斯文扫地，学风中断，只是由于近几十年的空前战乱。
在一次禁赌巡查中，李超琼在南渡荡沿岸的社渚镇上心痛地发现，镇市上百余户人家，竟没有一户是读书的；在一个叫三福桥的村子里，二十几户人家中竟没有一个是识字的。
十三年（1887）二月，李超琼照例以知县身份主持县里一年一度的童试。童试是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是读书士子的进身之始。但是，这一年溧阳应试生童只有不到四百七十人，只及旧志记载之数的四分之一。而且生童们多数衣冠不整，行为毫无礼度约束。考官临考不准备点名簿册，学童被点到姓名也不知应答。明伦堂前，你推我挤，噪杂喧哗，一片混乱。县教谕无奈诉苦道：“先是邑中文风颇盛。兵燹后户口凋散，士多废学”，“礼教因亦寝失”，此等陋习，本县童试已经延续了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