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凤凰城外，生离死别的送行。大雨如注。驻军协戎尤勋臣带着数名骑兵开道在前；李超琼、陈绍三乘坐的轿车和运载陈本植灵柩的灵车居中；陶欣皆等东边道创业官员的子弟策马紧随于后，逆风而行。一路送出几十里，战士们和孩子们都仍不肯返回。李超琼知道，只有这样在雨中的策马狂奔，才能表达他们对老长官的深切怀念，才能渲泄他们压抑在心头的迷茫。
李超琼坐在马车里，透过雨幕，望着泥里雨里骑兵们的背影，眼泪夺眶而出。他实在不知道，随着海珊大哥逝去，东边道同僚战友和这些伴随着“东边外”开发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命运将如何？他们亲手建起来的东边道，命运又将如何？
在凤凰城清理账目的日子里，他借住在陶霖甫的衙署里。每天深夜都与陶霖甫相对涕零。有一首诗是专门留给陶，也是留给东边兵备道的：
凤凰山在客重来，人事升沉剧可哀。谤牍岂难诬薏苡，恩伦终念闢蒿莱。民馀边徼悲思切，我当西州恸哭回。廷尉旧僚已飘散，看君血泪独成堆。［8］
陈本植的灵柩，在李超琼和陈绍三的护送下，经海路运抵上
海。李超琼算是“官身”，告假不宜太久，于是通过书信把寄寓在京都的大哥超元和长子廷毅唤回上海，由他们代替自己，与陈绍三一起把灵柩运回合江老家。
李超琼又回到了漫无涯际的候补生活。衙参、月课、阅卷、应酬，日子过得寡淡乏味。
清初创始对经过科举考试取得了为官资格的人员实行候补制度，当时候补官员数量有限，情况尚可控。清中期，由于军费急需，开了“捐例”，候补官捐纳一定款项，就可以不必“需次”而早获实缺。后来因有大批因战功而受到督抚“保举”的拔贡和举人，直接补上实缺，“需次”变成无序。咸丰、同治年间，社会上已经“官多如鲫”。三年两头科举考试依旧，“士子登进无穷”；加上候补制度本身根本就没有淘汰机制的设计，李超琼进入官场的光绪十年，官员候补僧多粥少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越来越多的候补官员在各省衙署里“沉淀”。等庞大的清帝国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一溃疡，可能还需时日，而对于被沉淀的每一个还清醒着的个体而言，他们面临的则是“灭顶”般的紧迫。
李超琼整日落落寡欢。三五个无所事事的官员凑于一处，絮絮不休地作求田问舍之谈，他是嘿然不屑的。于是，他试着根据李鸿裔的建议，每日抄写曾文正公《求阙斋日记》，但实际效果是常常感觉“无所得矣”。他尝试每日诵读《史记》本纪列传的一些篇章，也往往苦于“意总不入”。时不时听得何处穷黎不能自活，何处“投二子于井，夫妇自缢”，这类消息对于他，总是最惊心的。他和海珊大哥一样出身贫苦，都是天底下无数寒士在一次次考场拼杀后硕果仅存的少数精英之一，从小都曾怀过为穷民苍黎做官的抱负。海珊大哥已经走完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而自己却陷进了候补制度的泥潭，旷日持久，壮志难酬。他不一定明白症结在于体制，但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挣脱出来。
经常使他郁热如火、夜难成寐的，还有他的身体状况。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早在辽东时期，才三十来岁的李超琼就经常处于病患状态，他身上已经多次出现过比较严重的“肛肠脱落”、“心气怔忡”、“肝气颤痛”之类的症状。如此干耗下去，他耽心自己随时会被病魔击倒，而任何抱负都无法实现。
关键时刻，李鸿裔发挥了作用。这位平素见面只谈学问掌故，只谈书画金石的同乡前辈，一连做了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在一次闲谈中有意无意地对李超琼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入官之人，“既由读书而来”，“使以捐纳、军功出身，人亦无责焉耳。”这是为李超琼打消顾虑。在一般士人眼里，只有科举，才是做官正途，而捐纳、保举都是歪门邪道，尤其以捐纳入赀为耻。李鸿裔在提示李超琼，思想观念要适应官场现实的变化，同时，要有充分自信，你现在的候补知县身份是通过科举正途而来的，这就很不易了。被迫捐纳，没啥丢人的。
第二是派儿子专门给李超琼送去“直赈捐票二张”，并且留下一句话：“托为代询，如有友人欲借此报销，略可取助。”照例，朝廷会对在赈灾募捐中的捐赠大户给出纳捐凭据，这种凭据是可以在向朝廷求请官缺或求请为亲人加封虚衔的过程中，用来部分抵扣捐纳款项的。这是李鸿裔为当年直隶大灾捐出款项的凭据，他本人已经厌倦官场，留着并无大用，但他估计，这些捐票凭据，是可以减轻些李超琼的纳捐负担的。
第三，是暗中为李超琼做了舆论铺垫。有一次，李超琼去臬司衙署参拜，新到任的臬台谭序初对他垂问再三，十分亲切。并且说：听眉生老评价，你积学能文，是个难得的干才。李超琼在惶汗不已中感觉到，这是眉老出手在上官中为自己游说了。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超琼听说候补知县的同乡人王竹生得病，于是就在衙参之后顺道前去探访一过。谁知四天后，就听到了王竹生病故的消息。伤心薄命是书生，这个王竹生已在苏州需次二十年，穷得脸无肉相，刚刚得补荆溪县令，竟至不禄！
那年苏城降雪。树皆横玉，地尽铺银，瓦脊上积雪逾寸。李超琼一夜之间连拟数联哀悼同乡王竹生。其中有一联说：
二十年始补得官，遽赴九京，真信书生命薄。六千里同来作宦，又弱一个，最令我辈心酸。
光绪十一年（1885）初，李超琼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写信委托在北京的好友高东垣和山西商人翟篪生为自己去吏部代办加捐。高东垣是李超琼最信赖的朋友。癸未会试落第后，也是他出面四处奔走代李超琼去吏部办理加捐，花三百两银子，办妥了“分发验收”手续。再则，他是户部官员，银钱进出自有分寸。翟篪生则是山西存义公商号的业务员。存义公商号除了经营存兑、汇款、借贷、邮递、车船票和旅行服务外，居然还是代客买官的行家里手。
实际是，李超琼手头拮据，几乎“无款可筹”。他自然想到了陈本植留给他的那一万两银子。陈本植留钱的初衷，就是支持李超琼在候补期间的需用，实际上陈本植在世时，李超琼曾写信请示，获得同意后动用了一部分。这年五月，李超琼在沈阳为陈本植料理后事时，曾把这一万两银子的来龙去脉，向陈夫人徐氏“述悉一切”。征得徐夫人同意后，把这笔钱仍作为李超琼的借款留在存义公商号里。李超琼还专门出具一份借据，交徐夫人收存，表示日后必当归还。
关于捐纳补缺，他反复权衡的结果是：“不捐，则十年中未必有署事之期；捐，则五年内有补缺之望。”“捐事成，则他日有回报之期，实始能为原璧之返；否则，徒嗟坐困，债台日矗，势必仍耗烛及此。有不免人己两失者。”所以，他作出捐纳决定时，深深相信：“海公有灵，当亦鉴此隐衷耳。”
正月十八日，翟篪生回电说，经高树出面查询，“知县尽先补用”的捐纳需银八千两。李超琼嫌价格过高，答复说，那就改为捐“试用尽先”，捐纳数量只以“四千五为限”，“办则办，否则作罢”。三天后，京都来了“电音”（电话），说，如果只捐“试用尽先”的话，“仍需银七千两之谱”。三月十一日，高、翟函告，已于上月二十七日代为办妥“试用尽先”。
候补知县李超琼走完“知县试用尽先”的所有报捐程序，共支付捐纳金，再加各种规费、例银和零碎用账，计四千六百五十四两二钱七分。三月二十八日，高、翟函告，又加捐“海防新班即用”，计费银二千一百零三两正。两次相加，比起最初听说的七千两，毕竟省下了数百两。
当年六月初六，江苏溧阳知县朱畯病故。十月十五日，苏州藩司牌示，镇江府溧阳知县缺，由李超琼以“海防即用班捐例”题补。捐了官，也还是需要经过省一级藩司考评的，他得到的考语是：“心地明白、任事安详。”
“试用尽先”的捐例，能在半年时间里就获补实缺，说明李鸿裔的大力推荐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此时，李鸿裔已经不在人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