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3）十月底，李超琼收到合江老家来信，得知老母亲有病。此时的他，一方面离家多年，思母思乡，“心胆坠地”；一方面想到眼下处境，“苏省人员坌集”，“补署无日”，“难冀一差，藉资糊口”，深悔不该当初，为自己追求禄养，而丢下穷家和亲老，“贸贸出山”。于是，写了假条，请假归省。
他溯江而上，急急回赶。腊月二十三日赶到重庆。那是一个大雨之夜，他在紫金门下以五千五百文雇定一条小船。小船次日解缆，二十八日到了朱家沱。二十九日继续前行，经九层崖、羊石盘、王家场，到达合江县城。急急奔上山去，冲进 “半山半城之庐”的大字湾老屋。时间已近二鼓。不过，他总算在腊月将尽之前回到了家。
甲申（光绪十年，1884）新年，对李超琼而言，是一个意外获得的充满温馨的团圆年。他到家时，母亲的病已经痊愈。虽然大哥超元带着毅儿还滞留在京都，但老四超瑜在家，早年过继给叔父光祥的二哥朝寅也正好回家。除夕之夜，在家的三个兄弟和子侄们围着老母亲满满坐了一桌，共酌家酿腊酒，其乐融融。
年节里，李超琼和家人一起，祭扫了屋后和紫荆湾、龙德山、篆园洞、大坟嘴各处的祖坟，走访了几户远近亲戚，包括黄继可、黄益之两位老舅，也包括嫁到冯家的大姐静莹、嫁给徐氏兄弟的二姐静恒和四姐静明、嫁给张家的三姐静灵。他还带领子侄们在老宅左右空地上种植楠木二百多棵，意在借楠木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象征家族的长久兴旺。
李超琼不知道，此时，远在万里之外的辽东凤凰城出了大变故。
上年十一月，正当他搭乘招商局的轮船日夜兼程，往老家赶路的时候。东边兵备道奉朝廷旨意，根据大清国和朝鲜国双边订立的《水陆通商章程》，重新开放中朝边境贸易。
清朝效仿明朝的“两京制”，在其开国的“龙兴之地”保留“陪都”盛京，驻盛京将军。当时的盛京实际是个特别行政区，包括东临吉林，北至开原，西抵直隶临渝，西南沿海，西北与朝鲜国为邻的广大疆域，设户、礼、兵、刑、工五部辖之。由于龙兴之地长期封禁，这里一向管理粗放，疏漏甚大，但因地处偏远，油水不大，鲜有人加以关注。到晚清，封禁解除，重新开发，加上日、俄列强虎视眈眈，整顿、改善边地行政管理已经刻不容缓。首当其冲的具体内容，就是“东边外”地区与朝鲜国的水陆通商贸易，具体的执行者就是东边道。于是，陈本植受委派为边地通商督理。
陈本植办事雷厉风行，边贸经整顿后如期重开。第一个月结束，东边道就向盛京户部上解税银一万数千两。却正是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陪都盛京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以前边地与朝鲜通商，都由盛京五部督理，每年以二月、八月为期，每期三个月，年上解税银总共只有三千余两。而陈本植一个月就上解税银一万余两，两厢数字差距太大，边地税银常年被人侵吞的事实很快突显出来。你浅尝新政，就上缴了大把银子，这不是打了所有人的脸吗？别人岂能容你？一场地震即将在辽东官场爆发。
但直到光绪十年（1884）四月十七日，李超琼在返回江苏途中，在汉口万福楼客栈等候开往上海的轮船时，才知道东边道出大事了。一张旧《申报》上赫然登载着陈本植被弹劾的消息。说，奏本弹劾的是著名“利口”御史官曾培祺。所列具的罪行事实，李超琼作为亲历者一看就知道是在捕风捉影，但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细想，原来这些所谓事实大多是直接将当年盘踞在“东边外”设卡收费，虐害边民的马贼、木匪的罪行中“移植”过来的。报上消息还称，盛京将军已经传檄将陈本植押至省城看押。存义公商行的朋友宽慰他，这早已是天下皆知的旧闻了。现在，说不定案子早已了结了。
早在上年（1883）十一月，朝廷就派出大学士徐桐和律学专家、刑部右侍郎薛允升作为钦差，前往辽东查办此案。经过对所告“犯罪事实”逐条逐款的查讯，两位钦差的结论是，除去东边道曾经以买空卖空罪处罚过栾姓商号一次的罚款数额属实以外，其他皆属虚诳。因此，所列罪名都毫无实据。两钦差的结论还特别强调，陈本植“治边之功甚伟，实任重致远之器”。朝廷也很快下旨表态，此案“着无庸议”，就此结案，不必再议。
但是，既然陈本植的冤屈已经洗净，为什么报纸上又说东边道的官缺已由别人替补了呢？这使李超琼越想越觉得情况不妙。他断定“海珊别有他故”。于是，立刻给陈本植的堂弟同时也是李家的本家妹婿陈绍三写信，建议他“早日赴奉一行”。为加速投寄，他托协和信行先将信寄到重庆，再从重庆雇“专脚”，送到合江王家场陈宅。
五月初一，李超琼抵达上海，终于在存义公商号读到了东边道溥笙、霖甫、午桥诸友留交给他的信函，得知陈本植果然已经在二月二十六日丑时于奉天去世。
辽东故友们的信中都说，陈本植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把身后之事全部交托李超琼办理。挚交数年，一朝永诀，而且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李超琼心如刀绞。
上海的社会传闻都说陈本植之殁，是因服毒自尽。翻阅旧报，确证谣言出自三月某日的《申报》刊登的一篇不实报道。《申报》是同治年间一张白话加标点的上海地方商业大报，其影响力每天都在左右着上海的街谈巷议。李超琼并不十分知晓新闻舆论的杀伤力，但完全能感觉一种凉透脊背的威胁。他综合东边道多位同僚的来信所述，连夜撰成一稿，三天后在上海摊上的另一大报《字林沪报》刊出。他阐述的事实是：
陈本植早在上年初冬就“积劳成嗽，渐且咯血”。因“药物失宜，遂成重病”。遭到弹劾后，“愤恚交集，益不可支”，甚至“气极咯血”。光绪十年初，“脉息欲止”“势既不起”。得知朝廷派出钦使，便于正月初六“解印西行”，回到奉天。在奉天，一直“以药为命”，拖延到朝廷钦使到达。在最后时刻还坚持“侃侃直陈”，回答钦使们的诘问。
陈绍三五月十日从合江赶到上海，与李超琼会合。五月十八日，终于有一条开往营口牛庄的外国货船启航。货舱里，秽气弥漫，货物坌集，根本无处安榻，两人挤在一起苦捱了整整四天，才到营口。登岸后，遇到东边道的几个骑兵。骑兵们主动一路护送，于二十五日到达陈本植在沈阳的寓所。
陈本植寓所里已是“人琴俱杳”。两人与一直守在寓所里维持残局的几位同僚紧紧相拥，抱头痛哭。
次日，李超琼和陈绍三出奉天西门，到宝林寺陈本植的停柩处，又是催肝裂肠，凭棺一恸。陈本植的老部下魏镛、左宝贵、薛福龄三位，已经为他备棺入殓，一应后事全都办妥。
陈本植遗嘱留交李超琼办理的主要事务，就是清点账目。闰五月初，李超琼回到凤凰城，拜会了署理东边道的康敏，又与老友、长年负责管理道库厅的陶霖甫相会。他们在被当地人称作“青天”的前盖平县令徐玙富的协助下，共同清核账目和银、粮库房。
十二日午前，陈本植的所有账目全部清核完毕，“无毫厘差谬”，尚有结余三千九百二十两又二百九十文。
对此，本来与陈本植不算很熟悉的徐玙富深受感动。午后，他主动提议，与李超琼互赠兰牒，结为兄弟。患难见真情，两人都有相知恨晚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