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次无期
光绪九年（1883）八月十二日早晨，在中国沿海承接货运兼客运的英国轮船高升号抵达上海。经受了一夜颠簸晕眩之苦的搭客李超琼，艰难地走下舷梯。
江苏省，康熙六年（1667）建置。省境北起徐州，南至松江，西至江宁，东临大海。巡抚衙门驻苏州，辖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松江、通州、扬州、淮安和徐州九个府，苏州府为首府。各府以下，共辖五个州，六十二个县。江苏地处江淮平原，辖江临海，扼淮控湖，自古便是富饶之地、鱼米之乡。全省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浩浩长江向穿境而过。在李超琼看来，江尾的江苏与江头的四川，远隔千山万水，却也算得上“一水相通，音问易达”。
明清以来，江苏一直是国家最主要的税源地之一，省会苏州也一直是全国最繁荣的工商业都会和文化中心之一，曾号称东南大都会，有过“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海外诸洋，梯航毕至”的繁盛。
太平天国战争是苏州府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战后，耕地荒芜，农商萧条，人口流失三分之二。“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1］“自沪至昆（山），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而自昆至苏（州）境，转荒落。”［2］。
上海这处华丽夷场是近几十年才在江苏南部沿海港口崛起的。李超琼上一次途径上海是同治十三年。十年过去，眼前的上海，洋楼林立，车水马龙，已经成了一个连京都王府井和天津洋场都无法比拟的大都市。一别十年，这座城市有了一个令他瞠目结舌的变化：电灯！上一年洋人刚带进来的新花样。夜幕降临之时，城市主要街道两旁的楼宇、商店和住家，突然华灯齐上，灿如白昼。从外滩到静安寺，瞬间成了一座传说中的不夜之城！
李超琼在上海盘桓约十天，按例去上海道署衙门拜见了道台大人。这可是一座正规的道台衙门，严谨的规矩和赫然的排场，都远远不是辽宁东边兵备道的简陋衙署所能比的。
二十七日夜，他搭乘一艘名为“邵伯划子”的帆船，在篙声、撸声、风声、水声，以及江南人说话的土音中起锚，离开上海“夷场”，去往省会苏州。次日，过了黄渡，经新阳、昆山，进入唯亭地界后，“风势甚顺，帆力如飞”。太阳落山时，见到了苏州古城有城河围绕的高大城墙。
“邵伯划子”收落帆篷，摇橹前行，由城河绕城墙，经城东娄门，到城北齐门，再向西而南。驶近阊门时，见那里帆樯栉比，河途为塞。此时天色已全黑，“邵伯划子”只好在依城墙停泊。
灯光如豆，河水拍击船身，节奏轻柔。李超琼在昏暗狭窄的船舱中，度过了他在苏州的第一个夜晚。
当夜，他在船上吟成了两首六言古体诗，记录自己初到苏州的印象：
湖港纵横是路，帆樯起仆随风。客子轻舟乍泊，阊门灯火初红。
吴语听犹隔阂，土风昔号清嘉。水上笙歌几处，宵深弦诵谁家。［3］
次日是个雨天。船从阊门南行，驶入胥门。天亮时，李超琼终于踏上了胥门码头湿漉漉的石阶。
战争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此时的江苏省会苏州府城，“乱后复业者，十仅五六”，“民间元气终未苏复”。进得城门，沿学道街走三四百步，就是聚星客栈。聚星客栈实在是安顿自理食宿的候补官员的最好处所。闹中取静，整洁体面，费用适中，服务也细致，连向官衙递交护照这样的事都能代为办妥，差人去藩台衙门［4］跑一趟是洋钱廿元，只要支付规费即可。最合意的是客栈的地点，街面对过就是臬台衙门［5］，离府台衙门、巡抚衙门［6］也都不远，而且各式规格的代步肩舆、轿夫都歇在院内，随时听候吩咐。
这些安排，都得自于一家叫存义公的山西商号。李超琼从营口到塘沽，从塘沽到上海，上海再到苏州，一路海陆车船都由存义公安排接应，一应杂事都办得周到有序，逸逸当当。后来，李超琼在江苏各处任职，几乎所有汇兑、借贷、出行、邮递事务，甚至更要紧的捐纳、过班，都是交由存义公打理的。当时服务业如此“无微不至”、“无孔不入”，令人难以置信。
李超琼把九月初三这一天看作是自己正式的“入官”第一天。那天，他去巡抚衙门，正式拜谒了江苏巡抚。又去拜谒藩台衙门，臬台衙门和粮道衙门，只有藩台大人没见着。各个衙门里的长官们“垂问之际，无不和蔼”。但他揣摩得出来，苏州各衙门的长官们，对自己这样一个又黑又瘦、土里土气，一到正式场合就有点手足无措的新来的候补县令，多少是有些鄙夷的。
“听鼓（指在衙门里上班）之味，如是如是”，他意识到，自己的一段新的宦游生涯开始了。
他雇了一台蓝呢小轿，在各个衙门间奔走，一路颠簸，感慨尤多。由初来乍到的种种难以名状的不自在感、不适应感、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加倍地思念起远在边地的战友兄弟。屈指一数，重阳将近，于是赋得七言古诗一首：
鱼鸟心情猿鹤姿，今朝惘惘去何之。肩舆乍上待平进，手板初携妨倒持。龋齿不愁西子妒，素怀终愧北山移。入官正与重阳近，记取黄花登夙期。［7］
在初入江苏官场的日子里，李超琼带着天津直隶知府萧世本的私人介绍信走进蘧园，拜访了一位重要的同乡前辈——已经退休了的前江苏臬台李鸿裔。
李鸿裔，字眉生，当时五十二岁，四川中江人，咸丰元年举人，后投在曾国藩帐下参与机要。《清稗类钞》记载，当年的李鸿裔“年少倜傥，不矜细行”。曾国藩“特爱之，视如犹子”。曾大帅的密室，别人不得进，只有李鸿裔可以随时出入，从无顾忌。后来，李鸿裔因战功补授徐海道台，又擢江苏臬台，直到从臬台位子上辞官退休，在苏州定居。他辞官的理由是“耳疾”，耳朵有点儿背。
退休后，他练书法，玩金石，还常发发诗兴，做些古体诗。光绪二年（1876），他买下了当时被用作长洲县县衙门的宋代私家花园蘧园，过起了逍遥日子。蘧园，就是后来的网师园。
臬台，是明清提刑按察使的俗称，正三品。臬台衙门，正规说法是提刑按察使司，执掌管一省司法。在省里，臬台是列于巡抚、藩台之后的第三位的省级高官。李鸿裔虽已退休，政治经验和影响力总还有一些。
萧世本是陈本植的政治盟友，又和李鸿裔同是曾国藩幕府的重要成员，还都是四川同乡。他一向高看李超琼的才干学识，希望李鸿裔也能给李超琼这位同乡后进以必要的关照和提携。
此时，李鸿裔已经完成了对原本已经破败的蘧园东部的改造，在园子里建起了他认为颇为气派的轿厅和小楼。会客的万卷堂也是重新修复的，厅堂里一式的明式家具，正面高悬文徴明手书的堂匾，东西两壁对称挂着大理石的山水挂屏。李鸿裔也爱好藏书，号称藏书四万卷，还蓄有一批珍贵的彝鼎和金石碑刻，都在万卷堂内。
李超琼的初次拜见李鸿裔是在万卷堂里。万卷堂的这份奢华，让习惯了与他的海珊大哥在凤凰城的简陋官厅里围炉谈事的李超琼好生不自在。但是谈话时间很长，主客的问答都很细。第二天一早，李超琼就写信向萧世本汇报了拜见李鸿裔的经过。
文官候补制度，是历朝历代所无，唯清朝独有的制度。候补官员，有官职而无实缺，一应开销全都自费。在当时苏州官场的语言中，“候补”的另一个说法是“需次”。需次，更直白地强调了候补的规则：按时间先来后到和按资历论资排辈。但晚清“捐例大开”，发放候补官员官凭，变成了朝廷筹集资金的门道，滥竽之风大炽。各地方衙门“官多如鲫”。官衙林立的江苏省会苏州府更是“沉淀”着大批候补官员。
从国运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衰败征兆；从涉及的具体人员的命运遭际来看，又常常是一场令人欲哭无泪的戏弄。需次候补之人，名义上与相同级别的实职官员同称“某观察”、“某大令”，好歹都是个“官”，都得要遵循官守，按时去衙门随班听鼓，接受考试考核，但却没有职权，没有官俸。
他们必须经常在各个衙门间参拜走动，随时准备接受各种临时性的差遣，以从中获得一些报酬和补贴，否则，就完全“无所进益”。
他们获得实缺的希望，只是理论上的，实际几率非常低，基本上是遥遥无期。
据李超琼记载，当年与他同在江苏巡抚衙门随班听鼓的候补官员，有四十八人。这些人实际都是经过十年寒窗和多年的科场拼杀，才有幸进入官员序列的社会精英。
需次候补，实际就是在官赋闲。自相矛盾的愚昧制度，诱使，也迫使着这批精英们一天一天地在无望的等待中白白消耗生命和才学。候补知县李超琼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客栈里摘抄律例，评点古籍，或者出去逛逛书肆和店铺。
秋凉了，东北带来的老皮袄太显土气，实在穿不出去，必须另置冬衣。李超琼就去百货荟萃的护龙街淘旧货。他在街上的信成衣庄里见到一件旧的羊皮袍子，紫色绸面，下摆开叉，八九成新，大小也正合适。虽然买下它花去了整整二十个银元，但总算是添了件既能御寒，又能穿着出客的行头。
苏州的冬天不像东北那样天寒地冻，但空气湿冷，寒风一起，盖再厚的被子都会感到彻骨的冷。习惯了东北“火炕”的李超琼夜夜畏冷，苦不堪言。
候补官员也不是完全没有活路。官办的正谊书院和紫阳书院常有考试，考生们参加考试是要交钱的。这样，候补官员就有机会被聘去代书院评阅试卷，藉此可以得到一些润笔费。一次总会接到几十份试卷，每份润笔一块银元。善于判别文章的候补官可以经常接到这类活。李超琼本是文章里手，眼光和正直为他不断带来一些“生意”，评阅试卷的润笔费对他维持在苏州的生活真是不无小补。只是几次接来的“活”，都是烂糊文章太多，读得下去的文章太少，值得圈点的简直凤毛麟角。
大约从同治初年开始，江苏省巡抚衙门为督促候补官员读经修行、关心时事，专门开设了类似干部训练班的“月课”。每月由巡抚或藩、臬两司等当政官员做理论讲座。讲座过后，还有命题作文，由讲课官员出题，对候补官员进行现场考试。考到前三名的，可以得到二十两银子的奖赏。考题大都是两个，一题是阐发经义的议论，一题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对策。
对于经过八九年基层政权摸爬滚打的李超琼而言，有些考题出得实在幼稚可笑。例如有一次，巡抚本人出的判断题是：设为赵甲、钱乙、孙三同伙行窃，因分赃不均，孙三起意致死钱乙。赵甲始则劝阻不从，继而帮同抬尸，弃置水中灭迹。请说出该犯等应得罪名。李超琼总是耐着性子，草草完卷，对自己的名次也从不寄希望。但偏偏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总能把这二十两银子收入囊中。
大多数候补官员都是没有这点运气的。他们很多人“需次”几十年，连这点外快都得不到，到头来还是倾家荡产，干耗终身。
日子一天天耗去了，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就接二连三地传来。
某日，李超琼偶然结识了一位叫唐崧甫的海南籍候补县令。一问得知他竟是个咸丰年间就来苏候补、二十多年未得补缺的可怜人。
某日，突然从辕钞上见到一条消息，李超琼黯然神伤，与他同年出生的候补知县查普荫“昨日病故”。此人“需次于苏，闻已有年，而平日冀得一差以糊口亦不易”，最后“贫病而死”。
又某日，在抚署衙参时，李超琼与一位叫刘黎阁的福建籍候补知县攀谈，得知他也是咸丰年间就来苏州需次的，已经二十六年了，连一次临时差委都没有得到过。近年来刘家老父亲在乡下过不下去，又赶来苏州黄金地来倚靠做官的儿子，刘黎阁日子过得“贫窘殊甚”。其人一向明于事理，文章也可以，能从月课中得些赏银，李超琼真没想到像刘这样的人也“久困若斯”。
惨像一步步揭开。同僚告诉他，江苏之所以会对候补官员开设带赏金的月课，起因于同治末年。有位叫康元的云南举人自同治二年拣发来苏候补，十年未得一差。家眷众附，合家嗷嗷且不算，还不断有亲友借了路费前来投奔，所欠的债又要他寄钱去还。康举人实在扛不下，只好自缢而亡。当时的巡抚是张之万，在叹惜之余，张之万从库银里拨出一笔款子作为基金，通过生息，来开设月课，周济贫官，使免饥饿。
候补官员的血泪故事，令李超琼“闻之惴惴”。归寓后，他急急步行到蘧园，去向眉老倾诉。李鸿裔久历官场，经验老到。他一味地耐心劝慰，并提醒说，“初到省人员不急急谋差使，乃得自立”。候补期间，学问切不可荒废，一定要坚持读书。李鸿裔又以曾文正公《求阙斋日记类钞》二册见赠，说：你只要“详阅一过，于学问经济从入之途，必可渐识。”
官场前辈爱人以德，使李超琼感佩至深，但总有些云里雾里。
川籍老乡中，他尤其敬重那位长自己几岁的凌焯（镜之）。凌焯已在苏州候补了四年，可连他也只会说：“吾辈官此，毫无凭藉，惟自爱乃能自立。”
李超琼一直保持着与辽东战友的通信往还。有一天，他一次就收到霖甫、午桥、仪轩、溥笙四位兄弟的信件，其中，两封来自陶霖甫。陶霖甫为李超琼“初入苏省，人地两生”深深担忧，“恐至坐困”，极力劝说他“仍返辽左”，“别图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