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毕永年的记录，他和那几位日本江湖英雄平山周、井上雅二等人抵达北京的时间是9月12日。14日，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谭嗣同等人在译书局见面谈话。或许是因为这个谈话会人员多且杂，康有为并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只是到了当天晚上9时许，康有为请毕永年到他在南海会馆的内室进行单独谈话，告诉毕永年一个惊人的军事计划。
康有为告诉毕永年，现在情形已非常危急，皇太后那些反对改革的人准备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干掉皇上，阻止改革，这就迫使他们这些改革派不能不及早动手，先发制人。因此，他康有为下决心准备学唐朝张柬之所为，迫使皇太后让位。现在困难在于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康有为还告诉毕永年，他已将这些意见报告给了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让袁世凯仿照唐朝李多祚，出兵勤王。
对于康有为的这些说法，毕永年觉得有点天方夜谭，因为康有为究竟有没有与皇上有如此交涉和密谋，只有他自己知道，谁也不可能找到皇上去证实。所以，对于康有为的这些计划，毕永年将信将疑，但明确表示袁世凯似乎不可信，以为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培养出来的，而李鸿章是皇太后的铁杆，所以从政治立场上说，袁世凯不可信，也不可用。且从袁世凯的政治经历看，他也不是可以谋划此事的人，听说袁世凯当年在高丽时，遇日本人逼迫，自请撤回，胆量极小，估计这一次也不会轻易答应入京勤王这类事。
为了说服毕永年入伙，与袁世凯合作，康有为才说了上面那番话，说已派人与袁世凯联络。因此，对于康有为所说这些话，可能有些只是他的想法，并没有进行，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说服自己，往往将那些想法当做已经发生的事情去处理。
对于康有为的这些说法，毕永年似乎还有独立思索与判断，并没有全信。两天后，即9月16日上午，毕永年有机会见到谭嗣同，他就将与康有为的这些谈话转告谭嗣同，当然是希望听听谭嗣同的意见，希望得到谭嗣同的指教或提醒。
谭嗣同听了毕永年的转述后表示，这件事情确实有不太合适的地方，只是康先生执意要这样做，且想着法儿使皇上面谕，我辈也就毫无办法了，只能如此。现在毕兄在此相助，也是一件幸事，只是不知康先生将怎样使用老兄，准备委任老兄做什么事。谭嗣同的问答，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康有为等人至少在9月14日前后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军事计划，似乎还有了相当的行动细节。只是谭嗣同最初并不认同赞成这个计划，不愿用武力去劫制皇太后，但当康有为下决心这样做时，谭嗣同出于义气，又觉得应该尽力帮助。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谭嗣同执意坐等逮捕，不愿逃亡，这就是江湖上的义气，是大丈夫敢做敢当。
在毕永年与谭嗣同谈话的当天晚上，皇上召见袁世凯的消息就传来了，知道皇上当面责成袁世凯以候补侍郎的身份专责练兵。
消息传来，康有为正与梁启超、毕永年等人一起吃饭，大家对这个消息自然感到高兴，觉得袁世凯受如此皇恩，一定会帮助皇上渡过难关。康有为对皇上的表现拍案叫绝，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更高一筹，袁世凯必更喜而图报。他们将一线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的反水上。
饭后，康有为随即起身命毕永年随其入内室，询问毕永年听了这个消息有何感想，准备如何办法。毕永年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不过我个人依然对袁世凯的政治品格和个人品格深表怀疑，依然觉得此人不可用。
对于毕永年的说法，康有为很不以为然。他告诉毕永年，袁世凯极可用，我已经得到他的书面答复了。说着，康有为取出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感谢康有为等人推荐拔擢，并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之类礼貌话语。康有为自信地询问毕永年，你看袁世凯如此说，难道还不值得信赖吗？
在毕永年看来，袁世凯的这些话是对谁都能说的客气话，根本不能表明袁世凯在政治上与康有为高度一致，但在康有为如此自信地一再追问下，毕永年也只能违心表示，或许袁世凯是可用之人，只是不知道你康先生究竟希望我毕永年做些什么？这既是康有为与毕永年谈话的核心目标，当然也是毕永年最为关心的事情。
康有为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全盘计划，他告诉毕永年：我准备请你到袁世凯的军中任参谋，以便就近监督袁世凯的行动，不知你是否同意以及有什么打算？
毕永年说：只我一人在袁的军中，那有什么用处？如果袁世凯真有异志，也非我一人所能制衡。
康又说：还有一个方案可以供你考虑，即由你率领百人配合袁世凯行动，待袁世凯率部围住颐和园时，你迅速率百人奉诏往执皇太后而废之。
对于这一个方案，毕永年似乎觉得稍有可行性，于是他问道：那么我什么时候往见袁世凯呢？康答曰，且再商。
正谈至此处，康广仁、梁启超也进来参与议论。梁启超对毕永年说：这件事情，你老兄就不要表示怀疑和疑虑了，一切都有计划，你就按照计划执行好了。难道你老兄还有什么疑虑，有什么担心吗？
梁启超似乎对毕永年的胆量有所怀疑，或许是故意用激将法刺激他。毕永年闻言不禁有些恼怒，他对梁启超愤愤而言，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不过是希望三思而行，慎重行事而已。再说，我从来没有与袁世凯接触过，我毕竟不知道他的为人与行事。
针对毕永年的疑虑，梁启超说，假如袁世凯是一个大可用的人，那么你是否现在就能爽快答应这件事呢？
毕永年此时心中正在进行紧张考虑，并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话，不料康广仁见状立即表示不满，以为毕永年到了这样的关头还如此胆小怕事，真是辜负了大家一片热心和期待。
康广仁脸色骤变，毕永年当然看到了，但他考虑的是，此事既要发动，那么就应该设法成功。他当然不会计较康广仁等人的脸色，这毕竟不是儿戏。待他想通了一些细节后，随对康有为等人表示，这件事情实在太大，我个人实在不敢独自进行，如果各位执意这样做，我建议还是应该多找几个江湖上的朋友一块做，增加成功的几率。至少，我们应该请与各位有着非同寻常友谊的唐才常火速来京，一块进行。
与毕永年一样，唐才常不仅敢于任事，而且也与绿林中的人物有很多关系，如果能够将唐才常请来，那么当然有助于这件事情的成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言大喜，纷纷表示这个意思不错，那就抓紧进行。只是这件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急的关头，很可能就要在此数日内发动。如果一定要等唐才常等人来京，势必又要拖延一些时日，不知时间是否来得及。
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也有道理，于是他们一起去找谭嗣同商量，因为要说关系密切，谁也比不上谭嗣同。他与唐才常同乡同学，感情深厚。谭嗣同听了这个建议之后认为，这个主意不错，稍缓时日，认真准备，如果能够将唐才常等人请来，那么此事的成功几率更大，把握更大。
谭嗣同的说法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康有为表示那就照着这个计划进行，大家分头准备，并致电唐才常等人火速来京，共谋大事。由此亦可断定康有为的围谋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计划，并没有到必须立即发动的程度。
根据毕永年的记载，这些谈话和计划都是9月16日的事情。到了第二天，毕永年的想法又有变化。他虽然在昨天口头答应了康有为，但这件事情实在太过重大，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执杀皇太后都是犯了弥天大罪，所以经过一夜思考，毕永年在第二天（9月17日）早上就有些反悔。他不知道康有为究竟如何让他与袁世凯见面，以及什么时间见面，时间紧迫，而还不让毕氏与袁氏尽快接触，毕永年不能不担心仓猝间接触，相交甚浅，无法深谈，何以能够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合作？早饭后，犹豫不决的毕永年有意找康广仁诉说，不料康广仁不待听完毕氏的陈述乃大怒，愤怒斥责毕永年不过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平日里议论纵横，及至真的要做事了，又这样拖泥带水，犹豫不决。
康广仁的斥责使毕永年心里非常生气，他迅即反驳说，我毕永年这样说并不是拖泥带水，更不是胆小怕事。康先生欲用我，就应该与我讲明办法，我个人的一命虽然微小，不值得一提，但也不能糊里糊涂地去死。而且，事贵深谋熟虑。康先生既令我同谋，何以我竟不能置一辞？再者说，康先生令我率百余人往执皇太后，此事如此重大，尤不可冒昧。况且我为南方人，初至北方，初领北方军队，彼此互不相识，这些士兵与我的交往不过十数日，我有什么办法能将这些士兵收为心腹，得其死力？即便起孙子、吴起复生，而将此百人，亦无十数日即可用之的道理。我毕永年八岁即随父叔辈来往军中，我太知道军队的特征与弊病了。我现在以一个有母丧之拔贡生专将此兵，不独兵不服，即同军各将必将皆诧为异事。
毕永年总算将心中的不快一口吐出，不料康广仁对这些理由根本不予理睬，面色不悦，冷笑而出。
康有为的弟子门生无意听取毕永年等人的不同意见及审慎看法，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继续进行自以为得意的活动。
朝廷是否掌握康有为等人活动细节，是否及时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只是根据相关史料估计，皇上虽然对杨锐的建议有所心动，但并没有在当天作何表示，而是继续思索，寻找良策。
与杨锐谈话第二天（9月16日），皇上依然驻跸颐和园，除了一般性政务外，就是陪着皇太后吃饭看戏和聊天。相信在这一天中，皇上大约应该提及他的这些思考，至少在思考的大方向上，他没有必要去隐瞒皇太后。皇太后或许为皇上出过主意，或许对皇上的主意作过若干修正。这些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到9月17日，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将康有为剔除出去。
9月17日早晨，皇上按计划在颐和园召见林旭。君臣二人直奔主题，很快就杨锐的建议达成共识，那就是为了克服已经出现的政治危机，必须接受杨锐的建议，尽快摆脱康有为，抛弃康有为。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康去，祸息。林旭在杨锐的劝说下，或许还有皇上的暗示下，终于背叛了康有为，加入逼康的队伍。
林旭的加入，坚定了皇上的信念。于是在召见林旭之后当天，朝廷极端反常地发布一道御旨，重申朝廷7月26日命令，要求康有为立即前往上海督办官报：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康有为毕竟是推动改革推动新政的有功之臣，他虽然是那样令一些人讨厌，也曾引起朝廷忧虑，但他毕竟没有大的把柄被抓住，为了面子，而这个面子也是双面的，既有康有为的，也有朝廷的，所以只好不动声色、不事声张地劝说康有为离开北京。“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康有为走了，祸也就自然消除了，一切都将归于平静。杨锐是这样认为的，皇上也是这样判断的。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一切都给弄扭了。
根据毕永年的记录，康有为等人得知皇上的这道明发御旨，是在当天（9月17日）晚上7时许。这个突如其来的御旨打乱了康有为的计划，使康门弟子一时间慌了手脚，不知所措。稍事讨论，康有为似乎很快恢复了镇静与从容，他毕竟是这一伙人的领袖，不应该被这些枝节琐事所吓倒。康有为依然坚持原先的计划，甚至因这道御旨的突然发布，有加快进行的意思。
参与讨论的毕永年似乎不以为然。他表示，如此匆忙准备，非败无疑。毕永年的理由，就是仅仅单靠他们自身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江湖上的力量，是肯定不行的。此事成功的关键，要看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想发动，不想出兵，这事也就不必再提起。
为了给这些门徒打气鼓劲，康有为表示，袁世凯尽可相信，不必怀疑。袁世凯的幕友徐世昌与我们关系很好，知道这里面的一切。我们可以考虑派谭嗣同、梁启超与徐世昌一起前往袁世凯住处进行会商，言明处境，寻找转机，相信袁世凯会明白成功失败均在此一举。
谈话中，毕永年还将当天与康广仁的谈话向康有为转述一番，其目的不外乎在康有为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不料康有为不待毕永年说完就粗暴打断，盛气凌人告诉毕永年，你毕永年以一拔贡生的身份去统帅百人，干如此重要和重大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体面，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并没有完全确定，你毕永年完全不必考虑这样多、这样细。
由此，毕永年已清楚知道，康广仁不仅已将他们先前谈话告诉了康有为，而且康有为等人从未将毕永年的人格看得很高，他们只是在利用毕永年的江湖背景和江湖力量，并不认为毕永年是他们的战友或志同道合者，他们怀疑毕永年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只是故意刁难，只是讨价还价，怀疑毕永年不过是个利禄之徒，只是要谋取官职、获取荣华富贵而已，并没有多高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
康有为的话、康广仁等人的态度，深深刺激了毕永年。此后，毕永年就不像先前那样积极了，有点冷眼旁观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