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手谕写道：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皇上的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几个人所知道，可以肯定地说，尽管这个御旨要求杨锐找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但杨锐还是没有将这个御旨交给他们过目或过录，他们肯定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所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此后多年数次转述，总是出现文字上的差别。这并不是康有为等人有心篡改，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这份密诏原件，只是听到杨锐或林旭的转述而已。
杨锐不愿将这份御旨交给他人过目或过录，主要是因为这份御旨其实只是给他个人的承诺书，只对他杨锐的安全负责，并不涉及其他问题。这大概是杨锐不愿让他们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这几个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上谕，也知道上谕的大致内容甚至大致文字，尽管他们没有看到原件，没有看到真迹，但他们对这个御旨的真实性并不怀疑。由此他们展开了各自的想象，由此也就发生了诸多新问题。
其实，皇上的这份密诏充分表明，他与皇太后之间并无根本利害冲突，他们之间的感情不必怀疑，皇上的喜怒哀乐几乎完全以皇太后为转移，他的政策支点当然是大清王朝的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但他决不愿意因任何原因而使他的亲爸爸有任何不高兴。至于他这个心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在这里进行讨论，只是这个事实应该不错。皇上的政策调整主要还是为了皇太后，他不愿意皇太后因政策问题而心烦意乱。
从这个密诏还可以看出，皇太后的不高兴，主要是那些老谬昏庸大臣不断到颐和园哭诉，而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受损。他们的既得利益受损，在皇上看来就是他们老谬昏庸的必然结果，但这一点皇太后似乎不能认同。大约皇太后觉得这些老臣虽然跟不上形势，但他们毕竟也为大清王朝出过力卖过命，因此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能让这些老臣心寒。皇太后希望皇上今后在人事处理上格外谨慎，思想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弄得人人自危，不敢怒不敢言。
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是朝廷的基本共识，这一点皇太后并不反对，从这个密诏中也可看出这一点。皇太后并没有阻止改革向纵深发展，并没有对改革叫停，如果说她对皇上有所批评和规劝，也只是上面那一点，就是要善待大臣，特别是善待那些有点跟不上形势的大臣。皇太后大约有欲速则不达的意思，不希望皇上稍有不慎，失去满洲贵族的支持，因为大清王朝既成体制并不是皇权绝对至上，而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集体统治，皇上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这个权威并不是自己打下来的，而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集体商量的结果。所以皇上的忧虑，以及要让杨锐出的主意，就是怎样既能保证改革正常进行，又能使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不反叛、不厌恶。否则，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一旦集体发难，觉得这些改革违背了他们利益，那么朕的地位不保，还谈什么变法，谈什么改革？
基于这种种忧虑，皇上要杨锐找诸同志商量的，就是适度适时调整改革政策，既能保障改革正常进行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又不拂其亲爸爸的圣意。
皇上的问题已经非常明白，皇上的密旨也足以保证了杨锐的豁免权。有了皇上的鼓励，有了皇上的期待，又有了这份保证，杨锐也就坦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很能理解的情形大约是，杨锐与皇上当面检讨新政以来所有举措得失时，似乎觉得皇太后的批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皇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确实有点偏听偏信，确实过于倾向于康有为等过激派的主意，而忽略了那些稳健的政治派别，有一些做法比如罢黜守旧大臣、提升政治新锐等，似乎也超出了常规，超出了极限，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基于这种考虑，杨锐向皇上郑重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建议朝廷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郑重其事安排一次授权仪式，由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而皇上也应该确认皇太后在王朝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认同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最终否决权和话语权。在重大问题上，无论如何也要两宫一致，团结一心，不要给外臣以及一般民众留下两个中心或两宫态度不一样等印象。
第二，鉴于新政推行以来秩序混乱，建议朝廷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然获得一些舆论表面支持，而实际的政治效果却极差；
第三，人事变动至关重要，建议朝廷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纠纷与反弹。
杨锐相信，朝廷如果能够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那么政治改革必将稳步向前推进，社会秩序政治秩序也将步入正轨。
在杨锐看来，先前的失误，或者说被皇太后看做是失误，其主要原因只在于皇上偏听偏信了康有为的一面之词，听信了康有为的误导，而没有充分听取内外臣工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而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也并不像过去所想象和期待的那样，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力量，真实的情况可能相反，朝廷内外虽然都能认同政治改革，认同维新，但并不一定都能认同康有为和他的那几个同志，朝廷内外反对讨厌康有为的力量非常大。朝廷如果继续为康有为背书，听信康有为，那么很可能失去更多正直之士的有力支持，得不偿失。所以，目前化解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尽快摆脱康有为，与康有为和他的那些同志划清界限，朝廷自是朝廷，新政自有新政的路线，决不能再被康有为这样牵着鼻子走。用杨锐的原话说，就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康有为的去留成为形势发展的唯一和关键。
康有为过于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刻影响了朝廷，皇上在新政开始虽然只见过康有为一次，但朝廷一系列重大决策确实有着康有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康有为确实执著地向朝廷提交奏折，提出建议，其比例远高于同时期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康有为在政治理念上确实是期待中国向前走，虽然在许多方面的表现过于激进，但多少也代表着中国的前进方向。这也是朝廷受其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康有为的政治品格和私德或许真的像反对者所说的那样不堪，他积极用世，介入政治，或许真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野心。这些议论在京城官场也不是什么秘密，几个月前去世的恭亲王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京城官场上各种各样的传闻，也就在所难免了。至于康有为等人在维新阵营内部闹矛盾、闹别扭，其杀伤力同样不容小视，这些问题也不能说皇上一概不知，皇上心中清楚得很，只是隐忍不发，顾全大局，从大处着眼而已。现在，杨锐将这些话题挑明了说，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只是验证了皇上的担心和判断，并不使皇上感到很意外、很突然。所以，无需犹豫，皇上就能够接受杨锐的分析与判断，就知道怎样才能消除康有为等人毒化影响，怎样才能与康有为等人划清界限。皇上唯一的担心，大约只是康有为等人毕竟也算得上爱国忠君之士，虽然私德差了点，虽然政治品格不像期待的那么高尚，但他们毕竟也没有犯下什么大错误，更没有什么罪状，所以即便要将他们出局，即便要与他们疏远，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太无情，否则使士人寒心，于大局不利。于是皇上的思考，就是怎样做得更巧妙、更妥当。
杨锐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人，但有时也有鲁莽或考虑不周之处，他在与皇上谈话的当天，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将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了，由此引发后来一系列巨大变动。
在杨锐的政治感觉中，他比较认同张之洞相对稳健的改革方案。在张之洞影响下，他早就对康有为等人政治激进主义表示过反感，对于朝廷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也有所不满，以为处理太过，并通过不同方式向朝廷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对于皇上与皇太后之间的关系，杨锐不愿介入，不愿依附于任何一方，他以为不要说帝后之间没有矛盾，即便发生一时冲突，但过了那一时，他们母子毕竟还是母子。作为臣子，应该为皇权中心权威及大清王朝重振贡献心智，决不能借助于任何不正当手段去挑拨或利用帝后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当面与皇上讨论了相关问题退出后，立即于当日（9月15日）黄昏时分急邀同僚林旭晤谈，通报情况。
林旭是四军机章京中年龄最小的，年仅23岁。或许是因为他在官场有着丰沛的人脉，或许因为其年轻，总而言之，林旭为人偏激，偏听偏信，对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处处以康有为马首是瞻，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康有为在朝廷中工具，康有为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林旭影响朝廷、影响皇上。现在皇上接受杨锐的建议，准备抛弃康有为了，杨锐出于情谊出于关爱，无论如何似乎都要与林旭沟通沟通，以便林旭有所防范，或者林旭也能适当劝说一下康有为，不要节外生枝，走上极端。
杨锐的寓所在绳匠胡同，也就是现在的菜市口大街。那一带当年住着许多高官名流，对近代中国政治发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林旭来到后，杨锐向他大致通报了与皇上谈话情况，大约也对林旭先前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略有批评。可以相信，杨锐将皇上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林旭的信任，使林旭引起足够重视，能够在适当场合与适当机会劝告康有为等人听从皇上的建议和命令，不要继续如此激烈、激进和冲动。
对于杨锐的批评与指责，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相信他们二人也一同琢磨善后办法，因为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被皇上召见，杨锐劝告林旭不要再给朝廷出那些激进的馊主意，劝告林旭尽早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划清界限，保持距离。这可能也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之一。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情况通报的当天（9月15日），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等人通报，而且他们二人讨论的结果，可能也认为时局虽然正在发生变化，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或许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皇上接受了杨锐的建议，设法抛弃康有为，政局就会迅速稳定，大局就将好转。这可能是杨锐找林旭通报情况的另一个目的，即希望林旭在皇上召见时，设法坚定其信念，坚决抛弃康有为，以挽救时局。林旭接受了杨锐的批评，也接受了杨锐的建议。他们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康有为出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康有为铤而走险
康有为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然而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杨锐的建议，想不到对他如此崇拜的林旭会这样轻易接受杨锐的建议，如此轻率抛弃了他康有为，更想不到朝廷绝情会这么快。康有为能够想到的是，和平改革大约已经走到尽头，剩下的问题或许真的是你死我活，而要在这场游戏中争取主动赢得胜利，关键就是你手中的筹码，就是你手中的实力，就看你手中是否拥有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康有为或许没有这样的理性认识，但他确实在政治实践中朦胧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谭嗣同向他谈论皇上是否拥有政治权力时，使他觉得皇上或许真的是一个装饰品，是一个傀儡。之所以如此，不就是皇上掌握不了军队吗？因此，要改变这个情形，就必须从建立自己的军队入手。所以，康有为从此开始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用和平手段推动政治变革，找到徐致靖、王照撰写奏折，推荐懋勤殿名单。另一方面，康有为上了紧急奏折，建议皇上仿日本军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建立一支近卫军，并建议皇上改元、易服、迁都。
皇上或许并没有理解康有为建议的深意，但康有为本人却被自己的建议所迷惑，以为此事迫在眉睫，非立即着手不可。所以他在向朝廷建议的同时，也着手进行实际准备，派遣弟子、亲信前往军营进行活动，打着朝廷的招牌设法拉拢聂士成、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在需要时出兵勤王。另一方面，通过特殊渠道与会党、江湖取得联系，各路英雄纷纷来到北京，准备一旦需要就动手，用武力去解决和平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与困难。所以，到了9月14日这一天，不仅伊藤博文来了，袁世凯也来了，绿林好汉如毕永年等人也都来了，京城中已多少流露出一丝紧张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