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所引起的政治恐慌弥漫京城，只是其冠冕堂皇的政治说辞并没有蒙住那些政治大佬。从政治理念和实际的政治运作看，这些政治大佬对康有为的那点理论早已熟悉，像李鸿章等人至少在20年前就知道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根本，知道三权分立的好处。只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使这些政治大佬成为人精，他们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所以康有为的那点雕虫小技根本瞒不过这些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康有为的目的不是要变革政治体制，而是要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上位，分享权力，跻身中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康有为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隐藏得很深，其实还是显得幼稚了些。
杨锐建议成了政局转变的关键
这些政治大佬的反对意见肯定深深影响了皇上，所以皇上一方面向谭嗣同等政治新锐表示要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变革，要设立专门议政机构，要对所有的政治变革给予通盘考虑。另一方面，皇上也在谨慎考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所以他尽管获得了谭嗣同整理的历朝关于设立懋勤殿类似临时机构的依据，尽管获得了王照、徐致靖等人呈递的懋勤殿备选名单，但当他到颐和园看望皇太后的时候也只是将这些文件交给军机处值班室登记而已，并没有将这些资料当面交给皇太后过目，因此也就不存在康有为等人想象中的结果，以为皇上此次前往颐和园，就是要和皇太后商量懋勤殿的事情，并且当天或稍后会有消息发表。
9月14日，皇上与往常一样，按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询问办理海军及北洋学堂事。严复在谈话中说到当年春天曾发表过一篇《拟上皇帝万言书》，引起了皇上的兴致，皇上嘱他回去后尽快抄录一份送来。
在与严复谈话后，皇上继续处理了一些事务，然后循惯例前往颐和园看望皇太后。这是皇上的必修课，也由此彰显两宫之间团结一致。
到了颐和园，皇上前往乐寿堂向皇太后问安，并在那里驻跸至9月18日。每天除了在那里处理政务外，就是陪着亲爸爸看戏聊天，享受天伦之乐。
皇上在9月14日见到皇太后的时候，是否准备就懋勤殿等最近将要进行的事情进行讨论，我们并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的是，皇太后那几天心里也很烦，也正在等待皇儿到来，想就一些事情与皇儿聊聊。
皇太后的烦心，主要是因为皇上几天前（9月4日）将礼部六堂官集体下岗，而这六堂官的首席、礼部满尚书怀塔布，却与皇太后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怀塔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历任太仆寺卿、太常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1896年调任礼部尚书。怀塔布算得上老资格的满族政治家，为人处事也不是太张扬，思想稍嫌守旧，其实也可以说比较稳重。怀塔布还是李鸿章的亲家，其人脉由此可知并非如此简单。
就政治理念而言，怀塔布大约对皇上正在推行的新政略有不满，特别是因为礼部职责所在，使他在科举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持稳重立场，这大约不太合乎皇上此时的心情，皇上拿他开刀，肯定也不只是他们扣押王照上书这样一件事，而是多种因素的叠加。
皇上对怀塔布的处分确实重了些，确实超出了惯例，超出了大清王朝的律例。皇上如果能够就此向怀塔布作些解释或疏通，怀塔布或许会忍受暂时的委屈，以顾大局。然而皇上的处理太粗线条了，怀塔布的委屈无处释放，遂在被革职的第二天专程前往天津，找满洲大臣首席荣禄诉苦，当然希望荣禄能够在方便的时候，在皇上面前，在皇太后面前美言几句，使他能够尽早官复原职。
荣禄是怎样劝解怀塔布的，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怎样在皇上和皇太后面前解释这些事情的，我们同样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怀塔布的太太与皇太后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他们夫妇又通过内务府总管李莲英的关系，不停顿地在皇太后面前哭诉，在述说自己委屈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挑拨皇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说什么皇上被那些身边的臣僚所荧惑，变乱朝政，大事兴革，改到最后，恐怕会满人尽除，汉人重新坐天下。他们的言语中，或多或少有要求老佛爷做主的意思。
怀塔布夫妇的这些哭诉、暗示与挑拨，大约并不会对皇太后起作用。不过皇太后听了这些话肯定不会太高兴，她大概也觉得皇上将礼部六堂官集体下岗有点太过，这些官员的失误或许还没有达到这样程度。所以，皇太后准备见到皇儿时聊聊这件事，听听皇上怎么说，以免被那些人的一面之词所蒙蔽。
皇太后的话头引起皇上冗长的解释，理由大概不外乎新政精神、政治改革，这些大臣无视朝廷的政治权威，明明有令禁止他们阻挠中下层官员上书，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做。将他们暂且革职其实只是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以儆效尤，只是希望各级官员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已。
皇上的解释应该说能够使皇太后满意，因为他们有一个不需要格外建立的基本共识，那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即便皇太后垂帘听政，也曾对那些昏庸无能大臣予以惩处，所以皇上出手惩处一些大臣，也是皇上应有的权力，无可非议。皇太后也承认满洲贵族中一些高官并非凭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走上来，祖辈的恩泽使他们很容易获得高官厚禄，因而也就养成比较蛮横的恶习，朝廷为了大局，为了王朝的根本，时不时对这些满洲贵族中的一些人予以警告警戒，也是必要的，否则大清王朝不需要别人推翻，就自己打倒了自己。如果说皇太后一定会在怀塔布等人的问题上有所指责的话，大约她也只是告诉皇上，满洲贵族中的高官也就是这个样子，也不必对他们要求过高，否则会有相当的负面效应。皇太后的意思大约就是不要在人事问题上过于操切，不要将这些老谬昏庸的大臣轻易罢黜，更重要的是，不要一味听信身边那些汉人的蛊惑，更不要将那些并无战功也无重大贡献的汉人后生提升至政治高层，养虎为患。在政治路线上，还是要坚持一定的底线，不论怎样改革，不论以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不能使满洲贵族的政治统治有所削弱，更不能有丝毫闪失。大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是以满洲贵族为基础，离开了他们的坚定支持，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大概都是皇太后多少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告诫皇儿的话，此时旧话重提，对皇上来说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于皇太后的谈话，皇上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有些解释与辩白。解释本身就是辩白，辩白其实也是一种解释。只是皇上的解释与辩白有一些可能会使皇太后心中释然，有一些可能会使皇太后依然存疑，因为皇上并不知道皇太后谈话的背后故事，不知道怀塔布夫妇以及其他什么人究竟都在皇太后面前说了什么，说了多少。因而他的解释与辩白，一方面使皇太后稍感宽慰，知道事情依然在可控制之中，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那几个被激情撤职的倒霉蛋，那也只好暂时委屈他们一下。另一方面，皇太后在皇上的辩白与解释中是否也领略出儿大不由爷、娶了媳妇忘了娘之类的经验教训，是否感觉到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小皇帝不再是原来的小皇帝？这些稍纵即逝的想法可能也使皇太后不那么愉快，她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说了几句重话，诸如皇儿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要被身边的那些政治小人所诱惑和蛊惑，不要让列祖列宗为之奋斗的大清江山在我们这里有什么闪失，不要使祖宗之法因为此次变革而有所破坏。法律制度的增减损益都是正常的，这些增减损益只是改善，不是取消。这是皇儿应该谨记在心的。
皇太后的叮嘱大约也勾起皇上的心事与委屈，他可能也就在这种情形下向皇太后哭诉，表示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即便起祖宗于地下，祖宗也不会指责变革的道理变革的做法。孩儿宁愿变祖宗之法，亦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亲爸爸的付托与新任。
皇上声情并茂、发自肺腑的哭诉自有其道理，皇太后看到皇儿的难处，大约也由此动了恻隐之心。谈话后，皇上陪同皇太后用了晚膳。又陪着说了一会儿话，当天的谈话也就这样结束了，包括懋勤殿等在内的一切政事，大约都不曾提及，何况皇太后自皇帝亲政后，本来就不太愿意过问朝廷政事呢？
心情郁闷的是皇上。皇太后的理解与同情，皇上自然感动，但使皇上不安的是，亲爸爸年龄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去纠缠她？说到底不就是皇儿的责任吗，如果各方面的事情都能有条不紊，都能有大的起色，国富民强，重振雄风，自立于世界，自立于远东，再现康乾盛世，那么亲爸爸还会这样操心吗，还会这样焦虑吗？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皇儿能力有限，策略有误。极度郁闷的皇上，踽踽独行返回自己在颐和园的住所玉澜堂。
皇上与皇太后的关系太特殊了，皇太后的话不能不使皇上有所警醒和觉悟，他不会认为皇太后对自己的施政有了什么意见，更不要说根本不满意，只是他实在不想让皇太后再为这些琐事操心。皇上依然认为，皇太后是大清王朝的政治靠山，是大清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但他确实不希望用这些小事去干扰皇太后的清静，他在想着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皇太后的谈话都是非常体己的私房话，皇上没有办法将这些话拿出来与王公大臣们一起去讨论，在满洲贵族中最能理解皇太后意思的恭亲王不在了，接替他的庆亲王似乎远没有恭亲王那样的政治智慧，至于血缘关系很近的端王等王公大臣，政治上太落伍了，太没有政治见解了，找他们去谈这类话题，无疑于对牛弹琴。郁闷的皇上想得好苦，他这时才知道为什么皇帝被称做“孤家寡人”。
旧大臣是不足以谈论这些话题了，能够谈论这些敏感话题的新大臣似乎也不多。猛然间，皇上想起了杨锐。他知道杨锐与张之洞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也知道杨锐的沉稳与干练，知道杨锐在新任四军机章京中最通人情与世故，老成稳重。皇上希望杨锐能为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看看怎样才能继续推动新政改革，推动政治发展，但又不要过多伤害守旧大臣既得利益，更不能将他们推到政治变革对立面，人为加大改革阻力。换言之，他要让杨锐和那批年轻军机章京甚至可能还有如日中天的康有为为他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新旧两宜，既不过于得罪旧的，又不过于忽视新的，怎样在政治困局中寻找平衡，寻找出路，怎样不辜负皇太后重托和信任，怎样不让皇太后再为这些日常事务操心费神。
杨锐之所以被看重，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四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具有张之洞的政治背景，是张之洞的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在朝廷在皇太后心目中，都具有非常重要地位，正直磊落，有见解、有理论，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朝廷比较信赖和倚重的汉人重臣。
皇上召见杨锐，大约是在9月15日，也即皇上与皇太后谈话第二天。不过，当皇上将他那番意思说出，并郑重请求杨锐为他出出主意，化解各方面矛盾时，不料却遭到杨锐断然拒绝。杨锐坦然表示，皇上所说只是皇室内部事务，是皇帝家事。即便皇上想找人当听众发泄一番，出出主意，也应该找那些皇室贵族老成大臣进行讨论，决非我杨锐这样的汉人小臣有资格插嘴。假如我这样的小臣在皇帝面前胡说八道，除了给自己招来麻烦，对皇上对朝廷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不说也罢。
年过不惑的杨锐当然知道大清王朝的规矩，他不愿因此而介入朝廷内部冲突，他觉得凭借皇上自己的努力，按照大清王朝成例，由大臣们尤其是满洲贵族内部协调，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个出路，化解朝廷内部特别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和紧张，寻找到一条新旧两宜的政治道路。
杨锐的断然拒绝主要是基于政治恐惧，因为大清王朝自建立起，就严格禁止官员议论或介入宫廷内部纷争。至于汉人出身的大小臣僚，在这方面更是格外自觉，谁也不愿意逞一时嘴快而引火烧身。这是体制使然、习惯使然，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怎样才能克服杨锐的恐惧，怎样才能使杨锐乐于为朝廷贡献智慧。这是皇上必须考虑的事，你不能为臣下提供安全保障，臣下就无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法畅所欲言出主意想办法。基于这种考虑，皇上能做的唯一事情，也就是常人都能够想到的，那就是给杨锐一个书面保证，承诺一旦因此而招惹是非，可以凭着皇权至上，凭着皇上一纸手谕证明自己清白，以免牢狱之灾。
这个证明当然是私下的，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人找杨锐的麻烦，这个证明其实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地发展着，这个私下证明竟然真的成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