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朝廷的政治运作并不包含多少深意，只是这些运作被谭嗣同尤其是康有为严重误读，他们由此想当然地证实大清王朝所有政治权力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皇上只不过是一个听话的傀儡。这样的传言不符合朝廷的规矩，其实也不符合皇太后的风格和习惯。皇太后当年执意要歇肩，执意要求年轻的小皇帝亲政，其实就是不想再过问那些烦人的日常事务，至于重大问题皇太后也有建议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大家不要忘记，大清王朝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私天下，这个天下的安危不仅与皇上有关，也与皇太后脱不了干系，皇太后介入一些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不管是皇上的请求，还是皇太后主动过问，那都是皇太后享有的权力，不存在什么越位问题。
然而，康有为将想象当做真实，他不仅使先前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谭嗣同信以为真，就连康有为本人也被自己的猜测与想象所迷惑，将自己的假设当做政治现实，于是他在此后几天时间里连日超乎常人想象起草了一份奏折。这份奏折犹如天方夜谭，康有为郑重提出这样几条建议：
一是建议皇上仿日本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
二是建议皇上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
三是建议皇上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
四是建议皇上但率通才数十人迁都上海，百官留守北京，其实就是放弃这个被旧势力严密包围的旧京城。
如果在正常年景下，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困扰，康有为的这些建议未尝不可以一试。大清军事体制确实应该改革，旧有朝服也确实不太适合国际交往，至于北京的守旧氛围尤其是其资源短缺、污染严重也都是不争事实，但康有为这样直言不讳向皇上建议，其后果无疑是严重的。这既是挑战朝廷在政治改革之初所达成的政治共识，事实上也侵犯了满洲贵族的利益。满洲贵族作为统治集团，他们同意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改革，但这些改革是要加强和巩固满洲贵族统治，改善满洲贵族统治。即便不能加强、不能巩固、不能改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相反，瓦解损害乃至取消满洲贵族统治。所以，康有为这些建议无疑是要终结大清，不要说皇太后不会同意，即便是皇上怎样激进和冲动，一旦仔细想明白这些事，他也决不会同意。
当然，即使康有为的这些建议有道理，也不会立即付诸实践，皇上大约也就没有仔细斟酌，认真研究，他对康有为的这个建议究竟有什么样的表态或批示，我们不知道，只是康有为在后来告诉我们，皇上对他的这些建议“皆然之”。然之，当然就是认同；但认同并不等于立即执行。因为按照朝廷规矩，如果一个建议进入实践层面，那么就要下发军机处或总理衙门进行研究，提出具体施行方案。而这个建议似乎并没有走到这步程序。
皇上对康有为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完全否定，也没有同意立即付诸实施。这个结果当然不是康有为所期待的，他在想象的危机中急需一支属于皇上、属于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人数上不必多，但战斗力应该最强，政治上最可靠。康有为期待，一旦他想象中的政治危机不可避免爆发，这支亲军就能够出兵勤王，或一举将反对维新、反对变革的守旧势力一举摧毁。这是康有为始终没有向皇上说明的真实心迹，也是后来朝廷严厉指责康有为谋反而并不因此株连皇上的根本原因，因为康有为的这些活动确实只是自己的想象和自我恐怖，他的防范与进攻，实际上都是背着皇上、背着朝廷干的，其实也只是他那个小圈子在商量、在行动。
重建一支属于自己的正式军队或收买一支现成军队为我所用，都需要相当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弟子追随者都很清楚。然而在康有为的想象中，时不我待，政治局势日趋紧张，政治危机正在迫近，于是康有为孤注一掷，走出非常危险的一步。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另一方面利用与会党的关系，利用江湖上的朋友，进行一场更为复杂的军事冒险，或先发制人，主动打击，或被动防范，掩护撤退。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积极回应，或者可以说是谭嗣同等人最先提出这样的计划也未可知。总之，一场和平的政治改革不仅将军队卷了进来，而且引入清廷素来反感和害怕的江湖人物。
谭嗣同出身世宦大家，按理说与绿林好汉不应该有多少关系，但特殊的生命经历却使他自1884年离家出走，先后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及山西等省，不经意间与各地英雄相会相晤，惺惺相惜，结成朋友，因而使谭嗣同的性格中有着非常浓厚的江湖义气，为人豪爽，仗义执言。京城武林名侠王正谊，排行第五，人称“小五子”，又因刀法纯熟，德义高尚，因而江湖中尊为“大刀王五”，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著名武师齐名。
大刀王五格外敬重谭嗣同，两人以兄弟相称，感情深厚。大刀王五不仅将刀剑之法传授给谭嗣同，而且在谭嗣同出任军机章京后，自动担负起贴身保卫和衣食住行的责任。
在谭嗣同与江湖联系纽带中，唐才常是个居间重要人物。唐才常生于1867年，小谭嗣同两岁，二人为同乡兼同学，都是湖南名儒欧阳中鹄的得意门生，有“浏阳二杰”之美誉。他们一方面在体制内顽强奋斗，希望在传统体制中获得升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络，积累人脉，积累资源。会党、江湖，特别是两湖会党，理所当然成为谭嗣同、唐才常关注的重点和联络重点。
两湖地区素来是会党的地盘，哥老会、青帮等秘密团体在甲午战后开始活跃，其主要地区就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也是谭嗣同、唐才常与会党得以联络的外部条件。
江湖英雄也不完全是体制外人士或反对体制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对体制保持相当疏离感，主要还是因为体制本身出了问题。所以，一旦体制有所改变，能够适度容纳他们和他们的意见，他们还是乐于为体制出力，为体制奉献。因此，当谭嗣同获得举荐，出任军机章京上行走，这个官品虽然不是很高，但由于是近臣的身份，谭嗣同那些江湖上的朋友非常高兴，以为总算在朝廷内部有了自己的人。
9月5日，皇上宣布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仅仅两天（9月7日），与谭嗣同、唐才常有着非常友谊的江湖朋友毕永年，就与日本人井上雅二一起离开上海，乘英舰北上。
井上雅二为日本兵库县人，生于1877年，此时年龄不过21岁，为东亚会干事。
东亚会成立于1897年，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有犬养毅、井上雅二等29人。东亚会以研究时局为目的，并主张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主张改革的中国人士参加。这大约就是井上雅二与毕永年取得联系和合作的契机。
毕永年、井上雅二一行至烟台，在那里又遇到日本浪人平山周，遂同船至天津，偕进北京。
平山周号南万里，日本福冈县人，生于1870年，时年28岁。他与宫崎寅藏同学于东洋英和学校。1897年受犬养毅委派赴华南调查秘密结社，自然与华南一带的会党有着相当接触。平山周在后来协助并陪着梁启超流亡日本，力主促成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合作。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平山周又转往中国与毕永年一起至两湖地区联络会党。由此可知平山周不仅是中日两国江湖上的大佬，而且其目的几乎始终与清政府为敌，总是支持清政府的反对派。
毕永年、井上雅二、平山周等人抵达北京的时间为9月12日。当天晚上，毕永年暂时寓居广升店。从情理上说，他当天应该与谭嗣同等人见过面，或者一起吃过饭。
第二天上午9时许，毕永年前往南海会馆拜会康有为，并于当天移居那里，与钱维骥同室。由此亦可获知毕永年与康有为上午的晤谈效果应该不错，至少康有为认为毕永年是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
钱维骥字君白，湖南宁乡人，为康有为弟弟康广仁的弟子，与毕永年似乎早就认识。旧友相逢，欣慰之至。
由于是老朋友的关系，钱维骥当天就告诉毕永年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即康有为正在准备通过武力解决僵局，扫除和平改革的障碍。钱维骥之所以在第一天就将这样重大机密告诉毕永年，显然不把毕永年当外人。
因为谭嗣同的关系，毕永年对康有为的计划或者说是谭嗣同的计划并没有提出多少异议，似乎很快就答应了入伙一起干。9月14日，也就是毕永年抵达北京第三天，也是我们在前提示过的那个重要日子，毕永年陪同康有为前往译书局，准备在那里接见与毕永年一起来京的平山周、井上雅二以及泷川、田山等四人。根据井上雅二的记录，当天一起见面的还有梁启超、张元济、谭嗣同等人。
毕永年的本意是或许将来有借助这几个人的地方，所以请康有为给予礼遇。然而康有为鉴于平山周特殊的背景，特别是平山周与孙中山关系太过密切的事实，担心与其相见不太合适，如果传了出去，那可是与乱党来往，是掉脑袋的事情。他指责毕永年不应该将这四个人约在一起见面。这在毕永年看来显得迂腐可笑，有自欺欺人之嫌。既然准备用武力解决和平改革的障碍，还说担心什么与乱党有牵连，这是毕永年不能理解的。
至此，各路英雄都来了，北京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