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抽调一些多余闲散人员到州县挂职，是当今官场上的一项最为严重的恶习。这个政策根本不是从地方发展角度进行考虑，不过是为这些多余闲散人员考虑而已。这些人到了地方自知不会任职太久，但求敷衍一年，饱其私囊而去。吏治如此，怎能指望地方治理有起色？所以张元济建议朝廷别定章程，规定州县各官贤者只能晋升，不许离任；不肖者即行黜革，不得降调。
张元济的这十四点建议虽然相当激烈，但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皇上在此后几天所发布的上谕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这或许与张元济等人的建议有关。京城内外再度人心惶惶，无心办事，政府行政体制几乎陷于瘫痪。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稍有责任心的廖寿恒再次出面诚恳劝说康有为，希望他能够利用自己比较特殊的政治身份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期望皇上不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大动干戈，更不要一意孤行坚持大规模裁减京内外各官，对于已裁撤的詹事府等冗署中的人员应该设法予以合理安置，以免引起政局剧烈震荡。
廖寿恒的请求引起了康有为的兴趣，但康有为并没有按照这个意思去劝阻皇上，恰恰相反，康有为于9月14日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的名义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皇上不要轻易安置被裁撤下来的官员，即便对于那些被裁减的人员中确有真才实学及作为者，也应严加甄别，予以录用。但对那些碌碌无为、老朽不中用的旧官僚，根本不必考虑其去处。
康有为指出，朝廷裁撤詹事府等衙门是英明的，冗员裁而设官少，集中使用有限的行政经费，就可以保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官员获得足够薪水。现在政府又准备对那些被裁撤下来的官员加以录用，并准备为他们专设职位，以免他们过度失望，抱怨朝廷。康有为认为，这些举措对于稳定政局是必要的，然而行政改革对于朝廷来说毕竟没有错，有人因此而下岗而失业也在情理之中。况且他们真的有本事、有能力，自然还有机会参与竞争，谋取职位甚至谋取升迁。至于那些声名狼藉之辈，就此下岗失业原本正确，现在将他们一律请回来，那真的是一场逆淘汰，不利于整顿与改革。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对朝廷准备重新启用的几个官员进行了点评，以为像他们这样或老耄贪庸，或守旧迂拘，无法奉行新政的官员，即便不逢裁缺，亦当分别罢斥。现在好了，不仅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不将他们或劝退或辞退或罢斥，反而考虑怎样为他们寻找出路。这样的安置，未免会使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官员感到寒心。
康有为指出，现在的国家大事实在不堪这批守旧者一误再误。旧人不可委以新政的道理相当明白，如果强行委任，他们以对新政不理解而贻误大事，还算是轻的。更为严重的是，假如遇到一些心怀不轨之徒，表面上或许是在勉力而为，积极从事，其内心深处可能正想着怎样破坏，怎样阻挠新政的推行，以维护现状，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鉴于此，康有为建议，对于京官二三品，外官如巡抚这个级别的官员，除极个别具有相当学识，可以保留，其他的都应该先行辞退，再由皇上详加考察，择优录取。至于那些未被录用的新旧官僚，可以让他们带薪退休，这样或不致因他们而贻误改革，再铸铁错。
这份以杨深秀名义提出的建议似乎并没有被皇上来得及采纳，但这种“全裁”的建议以及皇上不顾后果，于变政勇决已甚的政治姿态，显然对于已恐慌的人心起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
尤有甚者，这份奏折呈递的当天（9月14日），内阁候补中书王景沂也上了一份奏折，以为新政之所以举步迟缓，步履维艰，关键在于身居高位的大臣们不负责任，以中央层面各部院行政首长之罪居其二三，各省督抚之罪居其七八。中央各部院行政主管的责任之所以少些，并不是他们的作为优于督抚，而是他们的位置比较特殊，毕竟他们身在京城，处于朝廷严密监控之下，诏令所及，不得不疾首蹙额以奉行之。尽管如此，这些部院行政主管尚且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欺上瞒下，希冀朝廷考虑不周、监督不严而为他们留下活动空间。
至于各省督抚，凭借手中的权力违反规定任意妄为、为所欲为，更是远甚于中央各部院行政主管。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就是小皇上，就是独立王国，上对朝廷政策置若罔闻，下对百姓痛苦视而不见。他们的那些部属出于自己切身利益考量，相与望风承旨，恶新学若仇寇，藉守旧为护符，已经蜕变为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阻力而不是动力，他们现在所守护的是旧制度积弊、恶习，而不是什么祖宗成规、法律法制。假使他们真的能够守住祖宗数百年良法美意，身体而力行之，那么哪里还需要现在这样大动干戈的政治变革？
根据王景沂的分析，现在舆论所称许的大臣真能公忠体国的为数甚少，督抚不过数人，其余模棱两可之乡愿可善可恶者，已在不可必得之数。在这种情况下，而欲外患可消，内患可弥，主忧可释，民困可苏，是南辕而欲北游。王景沂表示，历览历代史书，从没有发现之有君无臣如今日者，所以他建议朝廷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应该加大奖勤罚懒的力度，除了黜其尤庸劣者数人以外，应该严旨训饬，规定大小官员在要求的时间内对于所不足与问题进行检讨并予以改正，如有锢蔽执拗者，必当威以重典，一定要改变大清王朝许久以来对高级官员只有奖赏而无刑罚的成规，促使这些高级官员成为推动新政的重要力量。王景沂以高级官员作为重建吏治的基础，是朝廷建立高效廉洁行政效率的前提，但这个建议实在说来已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及裁减冗署、冗员的范围，所以其建议并没有在朝廷获得及时响应。
在王景沂上书第二天（9月15日），兵部候补郎中李钟豫也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奏折，他和王景沂的看法几乎一样，也是建议朝廷如欲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裁撤官员，就应该自高官厚禄开始，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
李钟豫的理由是，那些只是候补尚未获得正式编制的人员自备资斧，听鼓当差，于国家财政关系不大。这类候补人员不应该被界定为冗员。而那些享有高爵厚禄的大臣们以及那些坐享廉俸的领导或非领导职务，不能称其职守，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冗员。
根据李钟豫的分析，现在内外文武满汉大臣，其真能公忠体国，为国家为朝廷日夜操劳的，不过数人而已。中央各部院官员或屡次请假，假期之内优游宴乐；或并不请假，亦不上班。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至于地方官员，纪律松懈，晚睡晚起，热衷于夜生活，懒得理政，懒得上班，懒得见属员，所有公事几乎都交给秘书班子处理。秘书们将处理意见拟定后，斟酌画押。有的甚至并不斟酌，照样画押。这些地方官每天所忙就是迎来送往，就是吃吃喝喝，就是人际关系。
李钟豫指出，内外大臣受到朝廷多年栽培和高度信赖，即便兢兢业业履行职责，都与朝廷的期望有距离，更何况他们偷安溺职，任用私人，置国事于不问。对于这样的官员给予严惩，是完全必要的。李钟豫郑重建议朝廷对这些内外官员严加监督，默察其行事，探访其隐私，对于其政绩、出勤等，都要有比较严格且容易把握的规范，然后据此决定他们的升降。
根据李钟豫的看法，罢黜那些消极怠工无所作为的官员，其实就激励那些公正勤劳的官员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尽心尽职。这也是在官场倡导树立一种正气，使那些庸劣者不敢公开恋栈，使那些负有正义感的勤勉之士能够脱颖而出，为国效力。这个建议确乎为建立一个廉洁高效政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建议去实行，显然很难立即看到成效，更不可能在短暂时间里裁撤冗署和冗员。所以李钟豫的建议除了引起那些守旧大臣的反感外，似乎并没有产生怎样的政治影响。
廖寿恒的忧虑无法引起朝廷的警觉与重视，行政体制改革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如脱缰野马继续奔腾，稳定的政治局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已下岗的和即将下岗的官员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牺牲品，无论他们有怎样高的政治觉悟，他们都无法继续与皇上以及康有为等维新领袖保持一致，他们的分化已属必然，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体制改革即便不是后来政局变动的直接原因，也是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正像顺天府尹陈夔龙所说那样，中央各部院所谓闲散衙门被裁撤的有十多处，由这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而失业者将达万余人，朝野震惊，颇有官不聊生之戚。
官不聊生，无心工作，被裁撤衙门的移交也就一片混乱。仍据陈夔龙记载，按照规定，太仆寺的所有业务及档案文件资产等，一并归入继续保留的兵部，隶属于兵部的车驾司。兵部尚书刚毅以兵部承办司员办事不力，特请陈夔龙专办此事。陈力辞不获，又不愿因此结怨同僚，遂会同兵部车驾司相关人员公同办理各项移交手续。然而当他们前往太仆寺查看时，情况却令人大吃一惊。原来太仆寺在接到朝廷裁撤命令后，众人已作鸟兽散，太仆寺衙门几乎空无一人，不但太仆寺的印信、文件一无所有，就连太仆寺衙门的门窗等也已被拆毁无存，接收工作无从下手。后来他们考虑到太仆寺管理马政，与兵部时有公文往来、兵部与太仆寺的书吏消息时时相通，估计这些下层办事人员或许还有联系，于是请兵部平时与太仆寺有业务往来的下层官员出面，终于找到太仆寺的一些下层官员，善言晓谕，以安其心，告诉他们太仆寺作为一个衙门虽然被裁撤，但太仆寺的所有官员、职员并不因此而全部裁撤，太仆寺遵旨归并兵部，不过是在兵部另设一科，仍将责成原太仆寺官员、职员负责办理相关业务。劝告这些下级官员返回，速将太仆寺印信、文件交出，尽快完成交接工作，也使原太仆寺的人员顺利纳入兵部，不致这些人员流离失所。这些太仆寺下层官员告诉陈夔龙等人说，太仆寺收到裁撤命令后，堂司等官一哄而散，信印、文卷无人过问，已由他们这些下层人员暂时收存，今日特携带到兵部静候处理。陈夔龙等人大喜，一面回奏刚毅等兵部堂官，一面于兵部车驾司五科之外特设马政一科，以便安置原太仆寺的人员。
太仆寺移交有惊无险，结果还算顺利和满意，而其他被裁撤的衙门，其情况应该与太仆寺相差无几。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看法，那就是行政体制改革命令确实在中央政府各个衙门中引起高度恐慌，被裁撤衙门中几乎所有人对未来都没有绝对把握，他们确乎有树倒猢狲散的毁灭感，于是这些将失去饭碗的行政人员不能不将矛头对准康有为，对准所谓维新派，不能不向新政发难。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9月22日的一份奏折虽然是在所谓政变发生后呈递的，但其中所表现官场恐慌情绪以及对康有为的怨恨还是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真情。
缪润绂指出，自皇上宣布变法以来新政繁兴，那些弋功名钓富贵的投机分子揣摩迎合，扬波助焰，使官场上正气消散，乌烟瘴气弥漫。朝廷任命一个新人，下发一道命令，无不引起官场震动，人人自危，都在担心自己被裁撤、被下岗，官场上弥漫着一种悲情、一股怨气。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不祥之兆，真的恐怕改革还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而大清国反而蒙受巨大损失，被改革所毁灭。缪润绂建议朝廷不论改革与否，都要在官员中倡导一种正气，树立一种新风，不能使老实人吃亏，投机者获利，否则举朝无正人，百官无忠谠，群阴构难，大盗生心，大清国也就真的快要走到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