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这些建议者看来，朝廷裁汰冗员的思路是对的，但为了稳定，总要使这些下岗官员、职员不致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冗员过多既不是他们的责任，而他们之中也确实有许多人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或者也确实具有一技之长。只要政府设法，就一定能够使这些官员、职员下岗而不失业。
这些建议似乎都曾引起过朝廷重视，尤其是康有为以徐致靖的名义上的奏折更是引起了皇上的注意，因为从那个折子里，皇上又看到行政、议政分离的可能与机会，所以他当天就将这份奏折批转给协办大学士管学大臣孙家鼐研究，提出具体方案。
四天后（9月9日），孙家鼐向皇上提交了研究结论，表示赞成这个方案，并称国家积弊惟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苟且塞责了之。如能详细推寻，多方讨论，必不致百为丛脞，遗误至今。徐致靖的这个奏折以为议政之官不厌多，就是希望皇上能够广集众思，即藉以留心贤俊，此求贤审官之至意。苟能行之，必有裨益。所以，孙家鼐建议皇上可以批准这个方案。
孙家鼐一方面同意设散员以容纳被裁撤下来的官员，另一方面又将这份奏议中的要点摘录送呈皇太后。结果，康有为以徐致靖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建议，还是在“慈览”后予以否决，设散员以容纳被裁撤人员充当议政角色的设想终于没有变成现实。
设散员以缓解失业官员的压力，说实话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鉴于这种情况，朝廷只好适时调整政策，于9月8日发布一道新御旨，建议对那些因机构合并裁撤而失业下岗的官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中央各部院有责任安排他们再就业，不得随意将他们一辞了之。上谕强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各项事业都需要大量人手，特别是铁路、矿务、农工等方面，更是需要大量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希望新成立的这几个衙门能够对那些失业下岗官员和政府前雇员予以择优录用。
很显然，这份上谕较8月30日的裁撤上谕已有很大缓和，不再强调对那些失业人员不再安置，而是由他们自谋出路。这个新的上谕承认这些被裁减的人员同样是我大清宝贵财富，同样享有劳动和获取报酬的权利。
这道上谕无疑受到那些被裁减人员的欢迎，高度紧张不安的京城官场因这个上谕稍有舒缓。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个上谕表示理解和支持，那些新派人物，特别是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有关联的人物，对这个新的决定表示不理解，甚至反对。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在9月18日提交的一份奏折中明确反对朝廷在行政改革上倒退，反对将这些被裁减的政府前雇员和下岗官员重新安置，尤其是安置到铁路、矿产等新兴行业中。
张元济指出，朝廷设立铁路、矿山、农工等专门机构不是为了安置这些富裕人员，而是为了推动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以为各省表率。这些新兴行业刚刚开始，起步并非想象中的那样顺利，所有参与人员的素质也有比较高的要求，假如不是对这些行业有所研究、有所了解，假如不具有相当的才识能力，断难承担重任。被裁撤的官员和雇员，甚至还有已被录用的候补人员，其中当然也有不错的人，但总体上说，大都属于衰庸猥烂者，甚至有部胥市侩杂出其间，真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如果让他们这些人充位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腾笑远人？如果专门为了安置这些闲员而重新设置如此新政机构，那还不如继续保留这些冗署好了。
根据张元济的分析，那些建议安置这些被裁撤人员的人大约不存好意，这是新政开始以来屡屡发生的事情。皇上宣布废八股，他们则请改试四书义；皇上宣布改武科，他们则请留弓刀石。他们之所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同一伎俩蒙蔽圣聪，目的不外乎要使新政受阻，不得畅行。
张元济将反对者的建议上升至如此高的政治层面，无疑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按照张元济的说法，假如政策不彻底，不新不旧，将来必有流弊，可以塞我皇上变法之心，可以议我皇上维新之误。基于这些分析，张元济建议朝廷无论如何不要在改革措施上向后退，凡新政额缺，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至于裁撤各员中果有对新政研究有得，自然能够获得中外大员的保荐，自然不会因此次改革而终身废弃。他们应该有这最起码的信心。至于被裁撤人员中那些并不熟悉新政的人，张元济也不认为政府就应该一推六二五，不管不问，而是建议朝廷基于人道立场交给吏部或相关机构重新甄别，参照能力、特点给予适当安置，但万万不可将新政机关作为安置这些人员的主要去处。
很显然，张元济对9月8日的上谕很不满意，但他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皇上虽然愿意对裁撤冗署、冗员的政策略作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皇上就此放弃行政体制改革。恰恰相反，皇上并没有放慢改革步伐。9月10日的谕旨要求总理衙门王大臣会同六部及各省督抚等就中央各衙门多余人员何者应裁，何者应并，详加讨论，提出方案。对于京外已裁实缺、候补各员应如何分别录用及饬令回籍候缺，也一并提出处理建议。至于外省道员及同通、佐贰等官及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皇上的决心似乎并没有改变，他依然要求各省督抚从严掌握，认真裁并，严加甄别沙汰，所有冗署冗员一律裁并净尽。
皇上在行政改革方面之所以逐步坚定，有很多原因。先前旧有体制运转不灵，效率低下，尤其是他个人实在有点指挥不动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反对的意见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及时上达天聪，而中下级年轻官僚却一而再，再而三向他呈递必须裁撤冗署、冗员的理由和方案。9月5日，新任总理衙门章京、刑部主事张元济提出一份更为详尽也更为激烈的改革方案，他鉴于新政推行困难，建议朝廷不仅要坚决裁撤那些冗署与冗员，而且更应该大胆裁撤内阁及翰林院。
张元济指出，新政开始以来，臣工条奏凡有交议，廷臣多不能仰体圣意，切实议行，或诡称已办，或极称不便，无非欲暗行驳斥，即有一二议准，亦复支吾影射，貌合神离，迥失原奏本意。盖诸臣贤愚不一，新旧殊途，各怀一两不相下之心，而又不能独行其事，故成此不痛不痒之公事。由此可见，新政之所以受到一些重臣阻挠，之所以进展缓慢，其实是这些旧有官僚有漠视朝廷之心，以为旧法终不能废，新政终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忧劳于上，久将必倦，倦则旧法复、新政废。这样，他们阻挠新政的目的就可以轻易实现。而这些旧有官僚之所以这样不择手段阻挠新政推行，实因他们年老力衰，但求敷衍数年，实际上是对国家未来不负责任。为变法正本清源，为了新政顺利推行，张元济向朝廷郑重提出变法的五条总纲和十四条细目，建议朝廷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
在其“定用人之格”这一原则下，张元济建议朝廷解散内阁，裁撤翰林院、国子监，废除一切与新政无益的衙门，并对京内外各官重新制定新的行事准则，重新规范他们的标准。他的十四条具体建议如下：
一、现在宜多裁旧衙门，增设新政衙门。有军机处，何必有内阁？有大学堂，何必有国子监？皆重沓无谓。翰林院人数最众，所办事件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太常寺专司祀典，亦可并入礼部。或恐此项人员废弃可惜，则选拔其中才堪大用者入新政衙门当差。
二、旧存暨新设各衙门所有官制，应请饬下议政局重加厘定，请旨施行。
三、以数人共一事意见不同，必至无一人办事而后止。故各衙门应该减少主管职数，只设正职堂官一人，副职一人，属员亦均由正职堂官辟荐，请旨擢用。或谓如此必揽权舞弊，不知任用与觉察，权皆在皇上，且有百官以为皇上耳目，又孰能揽权舞弊哉？其实，各省督抚皆以一人办全省之事，人们为什么从未怀疑，而独疑中央各部院之正职堂官？
四、以一人兼数事，精力有限，必至无一事能办而后止，故人必专司一事，不得兼他项差使。
五、命官之始，量材授职，既习其事，即宜与此事相终始，可以递升，不可迁调。今日兵刑，明日钱谷，并不利于官员专业化。
六、官吏队伍的风气之所以日坏，大都由于赏多而罚少。现在既然施行裁减官员的政策，建议以前所有保荐、奖励章程暂停执行，另行核定。各官之不能奉行新政，妄肆阻挠者，应该以违反皇上谕旨进行治罪。
七、适当提高各级官员俸禄标准，量其职之大小、事之繁简，分别酌定，务必逾于其所需之数。
八、停捐纳。捐纳之弊，世人皆知，现在应大加整顿，清理行政事业方面收入支出款项，何处不能节省这区区二百万金？且既经裁官裁差，即便继续捐纳，想必捐纳数额也极为有限。西方国家经常讥笑中国卖官鬻爵，现在政府欲图自强，必不使外人轻侮而后可，因此建议朝廷特颁明诏，永远停止一切形式的捐纳，此为新政之最要。
九、废科举。张元济认为，裁减行政人员是为了节省行政开支，但如果科举不停，三年之后文武百官又势必随之增加不少，这样又何必现在大动干戈裁减冗署冗员呢？或以为废除科举之后可能会遇到人才选拔方面的困难，实不知政府已下令大力发展学堂教育，年轻一代已有新的晋升道路，何必叠床架屋继续保留科举制度呢？所以，裁冗员，必须废科举。
十、新政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对新政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现象，张元济建议朝廷对所有现任京外大小官员进行一次政策测试，均令陈明愿行新政与否，不必屈从。其与新政政治理念不同者，可令其以原来级别退休，三品以上荫一子入大学堂肄业，予以适当优惠。其平素为官勤劳者，更应该让他们以全薪待遇离职。这样既可以减少改革阻力，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照顾到了他们先前贡献。
十一、除了因政治理念原因有一批退休外，愿意推行新政的官员肯定还有不少，张元济建议中央各部院正职及外官三品以上，由朝廷特旨录用。此外，京官由本署堂官、外官由本省督抚切实甄别，予以录用，足额为止。余令回籍，听候咨调。
十二、外省各官除藩臬以上可不必拘于籍贯外，其余均宜以本省人士为之。这些本省人士既熟谙风土人情，既可以免除胥吏之欺蒙，敬恭桑梓，更有亲朋好友之时时提醒，其效果肯定远胜于外省人任职。
十三、现在地方长官职分太卑，重重束缚，徒有亲民之责，毫无行政之权。应该适当提升他们的级别，并参照京官言事条例，其条陈事件由督抚原封呈递，再裁去道府等官，以免压制。其地方长官职事较繁者，可以允许增添助手，以协助他们处理相关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