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除了要注意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外，也应该设身处地考虑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历史上往往发生这种现象，即凡不承担具体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比较容易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实际承受力，而那些担当具体社会责任，或在统治阶层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开明，他们所持的态度、所阐明的观点总是较为缓和、较为现实，多少总与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相一致。张之洞之所以否定开议院等主张在当时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大概只可由上述理由来解释。
更重要的一点，中体西用的思路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的方向，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的阐释平实公正，因而发表之后很快获得皇上的激赏，以为张之洞《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责成军机处将所备40套副本颁发给各省督抚、学政等，认真研读，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
皇上的激赏和推广当然有助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传播，然而也使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很快发生了歧义性理解和裂变。主张变革的人从这个口号中体会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必要性，以为只有坚守中体西用的文化立场，才是“中国的唯一希望”，只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学习西方，改弦更辙，才能拯救中国危机，将中国带到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从中体西用中读出的进步意义。
反对者从中体西用的口号中闻到一股陈腐的气息，以为这个口号是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反动，是文化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的最后反抗，他们诅咒中体西用这个口号不到30年将化为灰烬，成为历史陈迹。中国只有彻底抛弃陈腐的传统，转身向西，才能拯救危亡于万一。这是对中体西用的消极解读。
从两极分化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点细微差别，赞成中体西用的看法，大致从现实政治层面思考问题，而反对这个看法的人，更多的是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进行解释。确实，从文化的层面上，正如严复所说的那样，文化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人为地分解为体与用，更不能将马之体、牛之用人为地组合，创造出一个新文化。中国要学习西方就必须从整体上学、全面学，不存在汲取其精华、拒斥其糟粕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严复的看法也只是一种思想史的探讨，其实在政治层面，任何进步从来都是伴随着妥协和退让。这是纯正的思想家无论如何也弄不清的问题，只有具有政治实践经验的思想家如张之洞这样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体会和主张。所以，从思想史的意义上去理解中体西用，与从政治史的层面上去理解中体西用，肯定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所以，思想家的探讨无论如何不能与政治家的探讨放在同一平台进行讨论，思想家不能期待政治家必须按照思想家的思考进行政治运作，而政治家也不能无视思想家的存在和警示。
从后来的观点看，张之洞的《劝学篇》和他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似乎也是为了与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义变法思想故意立异，甚者如辜鸿铭所说的那样，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的所谓雅各宾主义，是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对清廷忠诚的自我表白。
凡此种种说法，如果从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审视，其实都是1898年秋天政治巨大变动之后的所发生的感觉和所产生的认识。这个解读既可为张之洞先前附和政治变革思潮进行“自辩”，表明他虽然在过去曾与康有为等主张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有过密切来往，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清廷的无限忠诚，仔细阅读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轻易地发现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大清帝国的忠臣，一个是犯上作乱的贼子。
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矛盾的看法，即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提出了一套与康有为的所谓雅各宾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全然不同的渐进改革方案，但在当时政治发展中的实际效果并不是阻止或遏制了康有为的方案，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即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进一步促成了康有为激进改革方案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的进程。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是，像张之洞这样的当朝重臣都已公开表示支持清政府进行政治性的改革，其他人还有必要对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提出什么怀疑吗？所以，深受杨深秀、康有为思想影响而力主进行政治改革的皇上对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没有丝毫反感，反而高度赞同，以为又获得了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更进一步激发了他要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所以当他仔细阅读了《劝学篇》之后，给予高度评价，欣然批示广为刊印，切实力行。
皇上没有看到张之洞《劝学篇》与康有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之间的区别，是因为这些区别实在太微小，而在许多大的关节点上，张之洞不仅承认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有着另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在《劝学篇》的序言里列举了五个“知”的对象，即要知耻，耻中国不如日本等国家一样强大；知惧，惧中国再不改革可能会重蹈印度、安南、朝鲜、埃及、波兰等亡国灭种的覆辙；知变，中国人如果再不改变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就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知要，特别是要知道西方各国的为政之道、富强之本之所在；知本，不要因多知西方近代的东西而忘记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从这个五个必知中，我们能够感觉出张之洞反对变法的思想倾向吗？
张之洞的本意或许是要修正康有为激进主义政治改革方案，他觉得无论中国进行怎样彻底的改革，中国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中国还是东方的中国，中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立国之本。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身体力行洋务实践的优秀政治家，如果说张之洞坚决反对中国进行变革，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即便张之洞本人也不会承认的。这既可以从他既往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劝学篇》中寻找出许多的例证。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反对通过改革将中国变成一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以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上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国体，那样将更加严重地削弱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国情决定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漫无限制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决定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还必须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而且他通过对西方近代国家的认知，甚至证明这些西方近代国家在道德伦理方面也同样在遵循儒家三纲五常相类似的道德信条，履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项道德责任和义务，只是文字表述不同而已。因为三纲的道德命题无法进行反命题，如果反过来说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所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不仅中国人应该继续遵守，即便西方近代国家的建立，实际上也在实践着这些观念。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承认研究西方近代国家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是有利的，西方政治制度中的许多东西完全可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西方有用的书籍包括政治、法律等方面都应该更大规模地翻译；中国的报纸应该继续增加，并且应该借鉴西方近代国家的办法，独立办报，新闻自由，以便使人民对国家事务有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军队应该改组，并借鉴西方国家的训练办法使中国的军队更加强大；中国的铁路、矿山以及一切需要开发的实业应该像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一样继续开办，利用外资、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已经不必争议，在这一点上应该比过去几十年做得更好。他甚至和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地宣称，“中国前途惟士是赖”，明确认定反对变法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者、那些担心一旦变法就必须发奋自励的苟且偷安的官吏，以及遇事就要批评的吹毛求疵的人们。显然，这三类人不可能包括张之洞本人。
历史的真实或许正如美国学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是戊戌年间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最有力的附和者”，他的名著《劝学篇》在中华帝国境内行销了100万册，普遍为人所阅读。在毫无瑕疵的古典式的行文之下，它对于凡是读过这本书的知识分子都很有号召力，并且在皇帝以下所有人们的心里都起了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只是一个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道德的维护者，他不反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只是反对后来被称为“全盘西化”的彻底、激进的、不顾中国特殊国情的变革。可以这样说，张之洞是近代中国变革维新思潮与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正是由于他和那些与他具有同样价值观念同道者的坚守，才使近代中国的变革道路一直游走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总而言之，张之洞的《劝学篇》助成了康有为的愿望，使人们一时间觉得中国除了走上变法维新的政治道路外已别无选择，至于如何变、怎样变，那毕竟只是一个技术性枝节问题，人们已普遍相信随着政治变革启动，这些技术性枝节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清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已不在要不要变上较劲，而是开始施展自己的本领在如何变、怎样变上角逐。
张之洞的临门一脚，终于促动酝酿已久的政治变革正式启动。
激进与保守：中国政治的古老话题
历史的演进始终伴随着激进与保守的交织，两者之间的震荡和作用又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形成。
自从严复1895年在《原强》中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群学的观念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出现许多过去不曾有过的新因素，新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比较注意组织社会团体，注意发挥群体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从而使中国政治发展出现许多复杂的变数。
对群学理论有传播推广之功的是严复，但真正将群学理念作为一件正经事情去做的，还是文廷士、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他们在1895年组织的京师强学会，以及稍后的上海强学会，其实就是实践群学的观念，就是用群体的力量从事现实政治。
京沪强学会对于推动政治发展、维新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待维新思潮转化为政治实践后，这些新的社会组织不断繁衍，不断扩充，形成蔚为壮观的近代中国社会景观，各种各样的新组织、新团体遍布神州，新旧知识人大都被网罗在这些群体中，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所以当康有为1898年初在翁同龢劝说下决定留在北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双管齐下，上下其手，既用下层民众、草根力量推动上层社会发生变革，又用上层社会的变革带动草根阶层走上变法维新之路。所以，康有为一方面不遗余力利用各方面力量、人脉，上书朝廷，试图影响上层的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人际关系，策动成立一系列新团体、新组织，用群体力量向政治高层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广东举人及各界名流20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粤学会，意在利用乡党关系，相互照应，团结互助，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粤学会成立后，给康有为很重要的启示，使他觉得这种利用乡党关系的结社，特别是利用各省驻京办这类会馆作为活动场所，很有好处，因此值得推广，于是代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书，请朝廷将同文馆刊刻的各种新书籍发给各省会馆，以资利用，便于各省京官及在京各省学子使用。
在粤学会影响和康有为等人积极推动下，以各省会馆为中心成立的地域性政治团体急剧增加，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各省官僚“排排坐，吃果果”的心理，各地政治新人对此格外热心，期待在这种新的政治操作中能够寻找到脱颖而出的机会。像福建籍内阁中书林旭不仅非常信任和敬佩康有为，而且对这些政治活动格外热心，他在康有为的启发下，遍谒福建籍旅京乡党，竭力鼓吹成立区域性政治团体。在林旭推动运作下，福建籍在京名流士大夫于1月31日云集福建会馆，宣布成立闽学会，林旭、张铁君等为领袖。
紧随闽学会成立的是关西学会。关西学会的灵魂人物是阎乃竹、宋伯鲁和李岳瑞等人。阎乃竹是光绪朝著名理财大臣阎敬铭的儿子，陕西朝邑人，曾随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出访欧洲，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改革精神，与张荫桓、康有为等人气味相投，关系不错，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是换帖兄弟，友情笃厚，此时为二品顶戴山西候补道。
至于这位宋伯鲁，生于1853年，此时45岁，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为陕西礼泉人，出身于乡村僻壤，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张载关学的重要传人，忧国忧民，讲究实学，与维新阵营中的许多人物有很深的关系，也曾多次保荐过维新志士，代康有为多次上书，康有为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是通过宋伯鲁的奏折报送至朝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