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位李岳瑞，为陕西咸阳人，生于1862年，1883年21岁中进士，少年英才，饱读诗书，博学多艺，此时任工部员外郎，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甲午战后，李岳瑞在京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受其影响，其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是1898年中国政治变革运动中非常活跃也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
在阎乃竹、宋伯鲁、李岳瑞等人积极串联下，陕西、山西两省旅京志士数十人于2月8日聚会成立关西学会，宣布其宗旨是继承弘扬关中学术传统，沟通京师与关中，互为声援，从学术振兴入手，致力于中国昌盛。
继关西学会之后成立的有蜀学会。蜀学会的领袖为杨锐和刘光第。他们二人均为张之洞的弟子，与张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因而他们联合川籍旅京乡党于1898年3月在四川会馆创办的蜀学会，虽然在形式上与康有为创办的粤学会相似，在精神上相近，但其指导思想显然并不全是康有为的学说，可能更主要的还是张之洞的思想影响。在他们的意识中，蜀学会也只是团结四川乡党，致力于强中国、强四川，讲新学、开风气的学术团体，是一时风气使然。杨锐此时为内阁中书，刘光第为刑部主事。
这些新政治团体的相继成立，为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平台，使康有为通过这个平台建构更为丰沛的人脉和人事资源。康有为在政治上层积极活动的同时，充分利用民间背景、民间力量为其政治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通过这些团体进行群体性抗争，向政府施压，加大自身的筹码。3月下旬，中俄之间关于大连湾、旅顺口的谈判接近尾声，清政府基本上同意了俄国人的要求，答应将旅大租借给俄国。康有为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愤怒，他指使弟子梁启超、龙应中、况士任等联络两广、云贵、陕西、山西、浙江、江苏等人在京应试举人百数人联名上书，祈请朝廷拒绝俄国人的蛮横要求。只是由于清政府政策已定，这个上书并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零星的请愿活动不足以对清廷构成强大压力，分散的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发挥真正作用。经过甲午战后几年大致平静的发展，清政府内部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于新的政治问题失去了必要的敏感，要想重新唤起他们的觉悟，促使他们重新关注政治问题，就必须将这些分散的政治团体、学术团体结合成一个比较强固的统一组织，形成比较强大的团体力量，从而使少数先知先觉的思考转化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类似于康有为这种想法的人，在当时中国虽说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像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在此时有类似想法，也在想方设法联络在京应试举子成立全国性政治团体，期待以民间压力促成清政府对外强硬，拒绝俄国人租借旅顺、大连的蛮横要求。
李盛铎号木斋，江西九江人，生于1859年，时年39岁，进士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等。在政治理念上，李盛铎认同康有为的许多观点，因而经过协商，他们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决定共同作为发起人，筹组全国性政治团体，并定名为保国会。
经过一番积极筹备，保国会成立大会于1898年4月17日在菜市口南横街粤东会馆举行，据说与会者有二三百人，除各省应试举人及各部院年轻官员外，还有一些行商坐贾等。根据各方面记载，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容闳、沈曾植、杨锐等。
那一天，粤东会馆充满节日气氛，入口处书写有保国会的大幅标语，后院戏楼为临时会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座无虚席。康有为在这次会上发表了极富激情且声色俱厉的演讲，历数列强在过去半个世纪，特别是进入1898年之后不断对中国的蚕食，不断提出的一系列无耻要求。康有为指出，现在的中国积弱积贫，国土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中国人犹如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只能供人驱使，听人宰割。这不仅是中国的奇耻大痛，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中国要想摆脱这种悲惨局面，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必须振作起来，联合全国四万万民众，激励其精神，增长其心力，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卧薪尝胆，人人热愤，惩前毖后，以保全国土、国民和国教。这就是保国会的基本宗旨。
康有为的演说极具感染力和煽动力，据说他讲到悲伤动情处，泪随声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甚者随之而痛苦而抽泣，整个会场始终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气氛。
保国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章程及组织机构，宣布在京沪两地保国总会之下成立各省各府各县保国分会，形成全国性组织网络。会中公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董事各若干人，分别负责各项具体事宜。
参与保国会的人当然并不是纯一色的人物，即便在当天成立会上，据说也有一些人不过是观光看热闹，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意识，会场上的情形也比较混乱，据说当康有为声泪俱下演讲时，杨锐竟当众假寐，大约有点不以康有为所说为然。
保国会的组织可能也有可讥可议之处，大约当保国会宣布成立时，确实一如康有为故伎，除了向会众征收会费之类的钱财外，可能还以此名目向各方面征求赞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国会当然不可能没有物质资助和金钱支撑，但是这个资助与支撑一定要适度，以够用为原则。然而，康有为自几年前的强学会开始，从来就将文化学术事业当做实业做，所以他组织领导的保国会，刚刚成立，就遭到各方面的非难、批评与攻击。他们攻击康有为和保国会聚众敛财，行为不端，要求清政府严加管束，不能听任什么保国会胡作非为。康有为的小同乡、来自广东潮州的礼部尚书许应骙，以及来自广东高州兵部左侍郎杨颐，成了康有为的政治对手，他们利用自己在乡党中的崇高威望，要求粤东会馆不得再同意什么保国会再在那里活动。
许应骙、杨颐等人的刁难当然难不倒康有为，只要政治最高层不对保国会下令查禁，保国会就有生存空间，保国会的活动就不会停止。粤东会馆不让保国会借用，这更难不倒康有为，京城别的东西不多，就是能够用于开会的地方确实不少。只要你愿意借用，而又能出点钱，到处都是会场。4月21日，保国会举行第二次大会，这次会就借用河南会馆的嵩云草堂，距粤东会馆并不远，同样位于宣武门外。
在第二次会议上，梁启超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以为甲午战后三年的相对平静严重麻痹了中国人的心智，使许多中国人以为国际环境已有很大缓和，中国的生存空间已有很大改善。所以，1897年底外交危机爆发，中国人张皇失措，不知道究竟怎样应对这样的外交困难。梁启超指出，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士大夫阶层不知真相的空发议论，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这是中国知识人的悲剧。国际环境在甲午战后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和觊觎一刻也没有停止。所以中国的知识人不要心存侥幸，而要时刻有一种忧患意识，讲究救国之道，唤醒民众，发奋图存。
梁启超的官话是差了些，但他的演讲说理充分，慷慨激昂，对于动员知识人发奋有为，参加保国、保教、保种活动，还是具有相当积极意义。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外患为忧，救亡图存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话语共识。
4月25日，保国会第三次会议移师贵州会馆举行。至此，在保国会签名本上题名的，据说就有近二百人，这还不包括京城之外的参加者。再加上与保国会有着重要关系的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区域性组织，保国会的声势确实不小。
保国会的影响在急剧扩大，反对的力量也在急剧集结。在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召集前，平素就非常厌恶西学西人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听说保国会发起者中竟然有他的学生李盛铎，遂勃然大怒，将李盛铎找来训斥一通，致使李盛铎临阵退却，在会议开始前借口有事而迟到。稍后，又在荣禄的训斥下，宣布退出保国会，不再列名发起人。
按照康有为后来的说法，李盛铎之所以退出保国会，主要是受到徐桐的训斥，特别是荣禄的威胁，而荣禄甚至还向外放话，称康有为组织什么保国会，其用心可疑，不过是妖言惑众，僭越妄为，简直就是混账之举。现在许多大臣都没有死，即使亡国也轮不到你康有为去保。据康有为记载，荣禄不仅警告那些参加保国会的人要注意自己的脑袋，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表示将对康有为这样的人采取措施，以绝后患。
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想象。当皇上对保国会的态度不甚明朗时，大臣们当然都会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抉择，徐桐和荣禄一时不能接受保国会这样的体制外形式，应该能够理解，他们出于友情，凭借政治经验警告忠告自己的门生，也在意料之中。但要说荣禄在皇上表态之前就发表这样恶狠狠的话语，似乎与其身份、与其政治态度都不太吻合。
荣禄大概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表态，但在当时确实有人甚至并不是少数人对康有为的这些活动表示不满。4月26日，吏部主事洪嘉与指使浙江籍举人孙浩上书朝廷，署名举报康有为、梁启超擅自组织什么保国会、保浙会之类的政治组织，是干涉典宪，妄冀非分，务在动摇民心，瓦解国基，形同叛逆。如果大清王朝真的按照康梁等人的政治见解进行改革，那么必将天下大乱，华夏糜烂，人民流离失所。
反对康有为、梁启超和保国会的声音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5月2日，京畿道监察御史潘庆澜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折，具名指责康有为等人擅自组织保国会是聚众不道，有害于政治稳定，强烈要求朝廷坚决查禁，以绝后患。第二天，曾经参与发起保国会的监察御史李盛铎见势不妙，担心受牵连，于是翻然醒悟，反戈一击，也向清廷递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清廷下令查禁保国会之类的政治组织。5月17日，监察御史黄桂鋆具折弹劾保国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政治组织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那些落第举子成立非法组织，逞其簧鼓之舌，巧立名目，危言耸听，揽权生事，制造社会动荡，各地会党会匪不良人等闻风起舞，跃跃欲试，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建议清廷严肃查禁，防微杜渐。
在这一片查禁反对声中，据说比较强势的军机大臣刚毅甚至迫不及待地准备了人马，扬言一旦皇上下达查禁的命令，他就会立马执行，将康有为等人逮捕归案。
只是皇上的想法和他们并不一致，更没有要查禁的意思。皇上认为，保国会的宗旨既然是保国，那就不会有意危害国家，更不可能立意推翻政府，煽动造反。如果政府连这种立意帮助改革的民间力量都不能容忍，那也显得政府太无雅量、太过脆弱。保国会无碍国家，无碍君权，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任其自由发展、自由组合，并给予适当指导，使之纳入体制内的轨道，不是比严厉查禁，将这些原本与政府亲近的力量推到敌对方面更好吗？
毫无疑问，皇上的看法是开明的、英明的，所以当监察御史文悌继续当面诋毁康有为和保国会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时，皇上实在忍无可忍，以为文悌胡说八道，是受人唆使，结党营私，不足以胜任御史之责，遂下令革职查办。
保国会因皇上的偏爱而保住了，不过御史们的指控或许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保国会上来就想筹组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并且有意无意造假，将一些根本没有表示要加入的人也拉了进来，在《保国会题名录》中无中生有，拉大旗作虎皮，虚张声势，这就难免有点行同诓骗，借众人以自保的嫌疑了。至于康有为在保国会所鼓吹的保国、保种和保教，即便在维新阵营内部也并不完全被认同，严复等人就此提出不少批评。所以保国会虽然在1898年那个寒冷的春天传播了维新思想的种子，唤醒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维新意识，风气渐开，人心渐变，但在各方面顽强攻击下，还是很快消散于无形之中，除了三次会议外，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活动。
应该承认，康有为确定的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双管齐下，上下其手，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是确有成效的，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动员、工作，知识界的变法情绪确实被提升起来了，即便是相对保守的官场，也有不少人开始思考康有为这些说法的合理性，琢磨着中国究竟怎样进行变革，才能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才能使中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只是由于惯性力量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由于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身体不佳，稍后病重，使清廷的政治变革迟迟无法推动。由此可见，重要政治领袖在政治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
恭亲王奕是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20岁的恭亲王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恭亲王临危受命，留守北京，负责议和。经过艰难谈判，清政府与英法两国达成协议，清政府同意外国公使永驻北京，同意开放天津等为条约口岸。中国的对外开放被迫向前迈进了几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