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说法或许稍有夸大，不过揆诸事实，皇上在阅读了康有为报送的这些资料后确实有了变化。4月13日，皇上责成翁同龢将康有为报送的这些文件送到颐和园，恭请皇太后在方便时慈览。及至政治变革启动后，皇上再要参阅这些资料时，反而又要派人令康有为誊写进呈。康有为乘此机会略作修改润色，文从字顺，并附表注。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确乎为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诉求在这份文件中都有很深入的表达。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份文件也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反对者对这份文件欲摆脱现存的行政运行体制而另起炉灶的真实动机不能不引起怀疑。
反对者何以要怀疑，这就要进一步看看康有为究竟有什么想法，是什么触动了反对者的神经。
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开办制度局是为了专责改革要务，统筹全盘；设立民政局，有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立法机构下议院的意思；至于规划中的议政局，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上议院。这样一来，假如康有为设想中的12个局成立，那么中国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全部瘫痪或废除，原有官吏队伍也势必面临重新洗牌，一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人势必会面临生存危机。于是，原本有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局构想反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馊主意。反对者批评康有为动机不纯，指责他和他的那些同党只不过是一些“权力边缘人”，这些权力边缘人基于自身利益和立场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权力。在这些人看来，康有为所谓制度局云云，不过是想夺取中央政府大权的托辞；所谓12分局的架构，不过是将中央六部的功能打乱分解重构而已，并没有多少新意，徒增混乱。反对者明确警告清廷执政者，如果一味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结果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反而是天子孤立于上，中央政府内外将尽为康党私人所把守，祸乱将作，为时不远。
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心态绝不会像反对者所猜测的那些肮脏。然而，作为边缘化的政治新人，康有为等人是无法与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处的，他们即便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极端负责任的政治焦虑，也确实希望能够利用皇上的政治权威扫除旧人，重用新人。而政治运转的规律都不可能按照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去行事，作为清廷政治权力的中心，皇帝具有至上权威，但是皇帝也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他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完全听从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摆布，所以康有为创设制度局的建议尽管获得包括皇上在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激赏，但操作步骤却是一拖再拖，从而使康有为也觉得完全依靠清廷内部力量去推动改革与发展的希望非常渺茫，中国和平的政治改革条件或许还不成熟。
正如许多反对者所批评的那样，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及《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所提出的维新变法方案过于激进，比较多地注意到或者说夸大了西方近代国家政治体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相对忽略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背景。反对者相信，按照这些方案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未来可能不是“自强”，而是“他强”，中国的经济或许在这种体制下能够获得大的发展，但那只是帮助列强实现了用武力威胁而没有达到的政治经济目的。于是当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方案在1898年春广泛传播之后，特别皇上高度赞赏康有为的这些政治主张的传言越传越远的时候，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非常不同的反响。像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因为这个原因而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他的急于表达，其后果却又恰恰与其主观目的走到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向。
实事求是地说，张之洞既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愚昧的保守主义者。他在先前是洋务运动的领袖，是清流党的领袖，也是皇太后和皇上比较信任比较仰赖的重臣。在政治理念上，他赞成康有为等新生代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判断，只是他不能同意的是康有为所提出的那些方案和那些目标。所以当他听说康有为的方案获得皇上和清廷的赞赏后，无论如何都难以继续沉默下去，他要发言，他既要正面阐释自己的改革理想，又要揭露康有为理论中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非常危险的倾向。
根据辜鸿铭的回忆，他那时正在张之洞的幕府，他清楚地记得张之洞在获悉康有为在北京受宠之后的反应。按照辜鸿铭的说法，张之洞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原本印象比较好，但是随着交往日多，特别是张之洞幕府中的许多人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密切，了解愈深，就感到康有为可能并不像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其人品不像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高尚，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康有为人品鄙劣，计划虚夸不实，因此这批幕僚劝告张之洞不要与康有为等人走得太近。精通西学的辜鸿铭还把“爱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西方名言尽可能准确地介绍给张之洞，希望张之洞不要受康梁影响，而应独自表达自己的立场。
幕僚们的看法深刻影响了张之洞。他和他的幕僚认真研究了康有为的方案，结论是，中国如果按照这些方案进行政治变革，那么必将引发毁灭性的灾难。简单地说，康有为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政治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翻版。不论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康党嫌疑”，因为在这之前张之洞毕竟也曾与康有为等人交往密切，为康有为等人提供过诸多支持，张之洞毅然决定与过去告别，与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分手。在幕僚们的帮助下，张之洞很快写出了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劝学篇》。
按照辜鸿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的说法，《劝学篇》的主要宗旨是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张之洞的自辩书。此书告诫康有为的追随者乃至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政治激进主义改革方案，重新考虑合乎中国国情的渐进改革思路。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按照张之洞序言中的说法，《劝学篇》内篇主要讨论有关世道人心的问题，即“以正人心”；外篇主要讨论有关工商业、教育、新闻等实际事务层面如何参照西方近代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的问题，即“以开风气”。从这两个方面看，《劝学篇》虽然坚决反对康有为等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但并不意味着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要改、不要变，恰恰相反，张之洞对于改革也有一种迫切的期待，非常渴望中国能够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教育、经济等方面参照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张之洞归纳出的经典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当然并不是张之洞个人的新发现，而是那个时代文化精英的普遍思考。知识精英提出并论证的中体西用的口号，足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已处于破裂的氛围，并表明他们实际上已部分地认可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有足以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作用。这是进步的一面，对于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起到相当正面的影响。但是中体西用的口号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败下阵来不胜悲哀，希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传统文化起死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的口号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伦理精神的重新建构和重新解释，又是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有限认同。
基于这个分析，张之洞中体西用文化主张在肯定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前提下，更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只有在树立健全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吸收外来文化。这是张之洞文化思想中的进步成分，他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肯定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作为清末洋务、维新兼而有之但又都不彻底的张之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能坚决反对中国变法图强。他认为，假使中国确实到了不变不可的地步，即便孔孟复生，也不会指责变法图强有什么问题。他承认向西方学习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进步潮流，并为此提出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废科举、改学制、开矿藏、修铁路、讲究农工商学，发展近代工业的计划和主张，并身体力行，作出许多颇有实效的贡献。张之洞指出，在世界逐步趋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应该看到西方近代文明确有与中国文明不同者，也确有适合适用者，所以，中国人不能画地为牢，因噎废食，因人废言。中国要想进步和发展，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艰。因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反复强调从现实需要出发学习西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东西，这其中包括西方的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和公法学等方面，以为这些内容皆足以资自强而有助于交涉。平心而论，张之洞的这些主张较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仅仅停留在器物或技术层面学习西方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既要学习西方一切有益于我的东西，又不可能全盘西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无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作用。这是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精髓和本质，也是中国文明自与西方文明接触之后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张之洞在肯定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前提下，也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只有在树立健全的民族自信心，只有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信心和期待，才能真正吸纳和消化外来的文明。他对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深感恐惧，也对康有为在学术理念上的异端邪说和彻底的反传统深感不安。他认为，康有为的许多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对儒家学说的曲解、误解上，如果听任其发展、听任其传播，势必危害社会，有害人心。所以，他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深恶痛绝，以为不仅荒唐，而且有害，既扰乱了儒家学统，也弄乱了人们的思想。这种以《公羊》今文经学为主旨的变革思想并不能拯救中国，反而会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增添无穷变数。
张之洞指出，在目前国际态势下，各个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他者的文明精华，是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状态，并不存在多少障碍或困难，更不需要曲解传统为之开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承认宇宙间的一切都是变化不居的，承认变化发展的绝对性，承认静止不变的相对性。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将中国传统视为静止的、保守的，这本身就是对儒家精神中国文明的曲解。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有优长有短板，优长是中国文明纲常名教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短板则是中国人自来对身心之外的客观世界观察不够，研究不够，所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不必尽弃其学而全盘西化，而应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但取西方文明之长以补我之短就足够了。
很显然，张之洞之所以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到实行民权自由，开议会、行宪法这一步，中国现在向西方学习，当然应该超越先前几十年物质层面的局限，向制度方面延伸扩展，但是延伸扩展也应有自己的限度，那就是国情，就是传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反复重申这样一个辩证道理：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结果必然是，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甚于不通西学者。
在张之洞看来，中国文明的价值在于人的身心修养，为内学；而西洋文明的价值在于应世事，在于制造，在于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外学。内学外学，身心之学和应世之学，都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的、所需要的，没有高低，没有优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换言之，张之洞的文化主张就是坚持中国文明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重新建构民族文化的新体系。这一理念本身似乎并无大错，只是张之洞尽管承认世界日趋一体化，但是依然否认西方政治架构、政治理论向中国移植的任何可能性，依然陷在中国文明优越论的理论陷阱中。
今日看来，张之洞的这种处理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他所肯定的传统文化与愿意吸收的外来文化，其内涵、外延都值得怀疑。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张之洞注意到了西方公法学等政治理论层面，但对冯桂芬、马建忠等人提出的开议院和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议则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以为当时的中国尚不足以走到这一步。他固执地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架构中，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假如这些意见有价值、有意义，朝廷当然乐于采纳、乐于推广。但是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便可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中国何必一定要因袭西方那种议院之名呢？显然，张之洞根本不明白西方民主制度的精义和精华，依然固守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为民做主的民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