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有为演讲告一段落后，荣禄不经意地告诫康有为，变法维新固然是大清王朝政治上的一条出路，不过任何变法都必须守住一定的底线，现在的维新运动也是如此。总之，荣禄认为千变万变，祖宗之法不能变。
对于荣禄的告诫，康有为似乎非常恼火，或许在这之前，在康有为的想象中，就始终将荣禄作为守旧势力的代表或领袖，因而他对荣禄有着一种成见。康有为针锋相对表示：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现在祖宗之地不能守，反而割让给了别国，那么怎么解释祖宗之法不能变呢？即便以我们现在所处的西花厅而言，此时为总理衙门所在地，亦非祖宗之法所有。由此可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诚非得已，不过是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日日新日又新的主张而已。
康有为的论辩自然有足够的道理，如果他当时确实以这样的口吻回应荣中堂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也很难容忍康有为这样的小狂生。据说这也为后来的政治变故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伏笔。
维新变法是当时的政治趋势，特别是在皇上提出这个问题后，就意味着变法维新是当时最重要的中心工作，这是帝王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皇上的思考就是全体民众特别是大臣的思考，大臣们必须在皇上思考的范围中想问题、想办法。诸位大臣中年岁较轻的廖寿恒就此问康有为，中国如果现在推动变法改革，那么应该先在哪些方面用力？
康有为毫不迟疑地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官制改革确实为晚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康有为此时的观察确乎是超前的，不仅1898年政治改革中曾经思考过怎样重建中国的行政体制，甚至有用行政体制改革取代政治改革的倾向，即便是后来的新政、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也均以官制改革为重要手段或重要台阶。至于变更成法，更是政界知识界的共识，因为随着外国资本的巨大引进，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先前的法律已有许多与现实生活不相合的内容，需要改变，需要参照东西洋各国的法律文本进行重订和重建。这是不容怀疑的。
然而，或许是因为康有为的语气太重、口气太大，他的这个简略表白使人有点不得要领，甚至会得出六部尽撤、则例尽废的印象。这确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最年长的大臣李鸿章迫不及待地问道：照康先生的这个说法，那么就是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了？
康有为的意思当然不是如此简单和非此即彼，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各国并立，原非过去中国的天朝上国政体。然而中国现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官制，皆为过去一统时代的旧制和法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甲午年间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都应由这些旧制、旧规、旧律承担责任。所以，中国的改革就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即便一时不能尽撤、尽裁、尽废，亦应当斟酌改定，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合新时代新需要，否则维新变法诸新政就很难推行。
很显然，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将中国旧有的法律体制、官僚体制彻底废弃，是从根本上、基本点上希望中国能够仿效东西方立宪各国，重建政治体制、官僚体制。这个观点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考，谁也不会认为康有为的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康有为向这些当政者呼吁变法改制，警告他们现在正在执行的法律制度、官僚体制都错了，这无疑等于痴人说梦，怎能指望这些当政者接受呢？
康有为的激进，大约使谈话陷入尴尬，无法进行。为了缓解这个尴尬，帝师翁同龢出来打圆场，他将话题转移至经济方面，询问康有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款项筹集方面有什么考虑和办法。
经济问题当然不是康有为的强项，然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答道：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并不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只要中国善于学习和运用东西洋各国行之有效的措施，诸如日本的银行体制、货币制度，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田税，以中国之大，如果能够采纳这些新制度，那么中国每新增财政收入势必较现在多出十倍。接着，康有为又大谈法律、财政、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海军、陆军等方面的改革和体制创建与重建，谈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效仿西法，创新体制，收到极大效果，而日本与我们中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国情民风大致相同，最易模仿。所以康有为建议，中国除了继续学习西方之外，还要学习东方，学习日本，仿照日本明治维新的路数，进行全面改革。
谈话最后，康有为向大臣们透露，他最近正在编辑《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立意详细考察日俄两国政治改革的详细进程，期待对中国将要进行的政治变革提供某些思想资源。
西花厅问话的真实情形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从这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明显观察到清廷重臣的政治趋向、致思路数，以及与康有为的差异。对于这些重臣们来说，康有为的这些建议或许并没有多少新意，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早已明了这些道理。不过对于康有为来说，尽管他的狂妄姿态引起了一些重臣的极端反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或许留下了若干变数，但他直率的言辞和极端的见解，尤其是他那种“片面深刻”的致思路数确实给这些当朝重臣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西花厅问话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中一个最值得记忆的转折点。
西花厅问话的真实情形可以见仁见智，不过除了康有为非常自得外，另外一个比较满意的人大概就是翁同龢。翁同龢在第二天与皇上见面时顺便将西花厅问话的大概情形作了汇报，翁同龢对这次问话略有渲染，具有相当倾向性，从而使皇上对康有为这个官场上的迟到者、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表示了浓厚兴趣。他觉得有必要找康有为当面谈谈，以便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
皇上的决定再次遭到恭亲王的反对，他的反对理由依然是康有为地位太低，面见皇上，不合清朝礼制。他当然也不忘建议皇上不妨令康有为将书面意见尽早呈报，如果从中发现确有价值，再考虑用什么变通办法安排召见。
很难说恭亲王的建议带有什么恶意或成见，年轻的皇上虽有满腔热情，亟盼中国尽早从事政治改革，能够尽早走上近代化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毕竟他不太懂得似乎也不必懂得传统政治体制中应该遵守的礼数，而恭亲王的建议恰恰从礼数上为皇上着想，这种爱护式的关怀自然使皇上不能不接受。于是皇上通过总理衙门命令康有为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书面呈递，并将西花厅问话时提及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送。
根据皇上的指示，康有为在这个春节假日里闭门谢客，奋笔疾书，一直忙碌着赶写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及《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还附有一份《为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可开日本由弱致强之故恭请御览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
经过几天的忙碌，康有为于1898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将这些文件递交给总理衙门。这一次上书，是康有为经历中从未有过的顺利，是否享有政治特权看来是不一样，康有为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了。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后来被称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又被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个折子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这个折子和康有为在戊戌年间所留下的其他重要文件一样，宫中所藏当年进呈本和康有为后来编定的戊戌奏稿本有着很大差别，这些很大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文字上，甚至有些提法有些设想也不完全一样。对于这些不同，学者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进行了研究，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些不同认为是康有为在后来“篡改”了自己先前的文字，进而怀疑康有为的政治品格。
其实，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康有为如果没有起码的政治诚信，他不可能有那样多的政治信徒和追随者；康有为如果从根本上篡改这些历史文件，或者将这些文件中的意思弄反弄扭，那么他的政治威望也不可能在其门徒弟子中那样高。文件的差异是客观存在，这个存在就是记忆的不可靠。康有为的逃亡是在匆忙中进行的，他不可能带走任何有用的文件。他在流亡途中凭借自己的记忆回想戊戌那一年的文字，并将这些文字默写出来。这当然不可能与一年前或几年前的文字完全一样，这些差异并不影响理解康有为的思想，更不会改变在戊戌年间的影响力。无论如何，不应因文字的差异恶意推断康有为的用心和人品，反而应该佩服四十来岁的康有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
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強，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体制，通过体制创新转变成与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东西洋各国就会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就能在国际社会享有平等待遇。
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官场上下的共识，因而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并没有过多论述中国改变的必要性，而是将思考和论证的重点放在如何改革，应该寻找怎样的改革路径等问题上。
康有为强调，东西洋各国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各种各样的路径更是不一而足。只是从这大量成功的例子中，日本和俄国在改革前的情况与中国大致相同，都是东方国家，都是帝制传统。然而，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在康有为的概念中，日俄两国就是中国的榜样，是中国应该模仿的对象，中国改革的路径无需他求，只要仿照日俄两国已经做过的事情，就可以获取很大的进步。参照日俄两国政治改革进程，康有为设计了中国政治变革要点：
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
二是广开言路和拓宽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所有人都能在宪法的框架内自由发展，贡献心智和力量。
基于日、俄特别是日本的经验和上述三点要求，康有为建议清廷郑重做好三件事：
第一，由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政治体制；
第二，建议皇上在午门设立待诏所或上书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民众自由上书，尽情表达自己对国家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各部院主管或都察院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上或由皇上委托专人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及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
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统观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他或许是有感于政治变革的反对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总之，康有为在这份文件中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更加激进的政治理想，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在康有为的想法中，或许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
设立统筹改革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在这份上书一个月后，2月28日，焦躁不安的康有为又在代御史宋伯鲁起草的《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反复强调中国如果不欲变法自强则已，如欲变法，那么下手之处就是开制度局。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以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等获得皇上的嘉许，按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说法，皇上在收到这些文件后，置之案头，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皇上昼夜阅读，爱不释手，对康有为的认识更深，变法维新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