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临行前，康有为在向各方面辞别的时候，有意无意中在其弟子梁启超的好朋友曾习经的陪同下拜访都察院主管徐寿蘅。死马当做活马医，康有为顺便将他的这份上皇帝书送给徐寿蘅一份，同时自然中流露这份上书的遭遇。徐寿蘅的政治理念比较保守，工作作风比较持重，特别是由于职责所在，总是显得无私无畏，并不像工部尚书淞溎那样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他看了康有为这份上书，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反而认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签发报送皇上。
皇上看到这份文件后，并没有像淞溎所预想的那样感到不愉快、不舒服，而是非常高兴，以为这份上书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与自己的许多想法暗合，于是欣然接受，责成总理衙门安排召见。康有为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
康有为的奏折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与技术官僚就事论事处理外交事件风格显然不同，这一点在技术官僚看来或许文不对题，驴唇马嘴，但在皇上看来，却甚合心意，不能不引起皇上的思考。
无独有偶。如果满朝文武百官只有康有为一个人这样看这样说，不论这种说法多么动听，无论皇上怎样喜欢，恐怕都难转为政治实践。巧得很，1897年12月30日，杨深秀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杨深秀就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奏折的基本思路竟然与康有为的《上皇帝第五书》出奇的一致。
杨深秀认为，自1895年以来的维新运动确实意义非凡，成就巨大，然而这三年“维新时代”所呈现的问题与之前三十年洋务新政的问题相类似，依然是只变其末，未变其本，所以才有了胶州湾事件这样的“外交困难”，才有德、俄、英这些国家不按常理出牌。杨深秀的分析与康有为的一样，自然很难获得主政诸公的认同，但对那些“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秀”，或“权力失落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批评现实政治的一个绝佳借口。所以，杨深秀的奏折一提出，就引起政治高层的极大反响和震动，这毕竟是因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外交困难”竟然推导出政治变革的结论，这实在有点惊天动地，预示着新的一年不可能依然如往昔那样风平浪静、浑浑噩噩。
皇上和诸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三年来未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在甲午战后知耻而后勇，发愤有为，三年大见成效了呢？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皇上和他的“众爱卿”。痛定思痛，皇上在将这份奏折上报给已经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但依然不辞辛劳为大清王朝政治决策负最后责任的慈禧太后过目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898年1月16日，皇上在召见群臣时谈及外交困难和时事，询问众爱卿在这诸多困难中，究竟应该以什么事为先。皇上在作这种设问时当然已有自己的答案，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以变法为急务，而不是就事论事，整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明世界大势、中国大势。
皇上的这些说法可能太突然了，各位重臣多日来已为胶州湾事件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心思去考虑什么政治改革，什么变法图存，更何况诸臣并不一定认同杨深秀、康有为这样的说法，因为胶州湾事件并不意味着过去三年所确立所执行的维新路线有什么错误。胶州湾事件只是一个外交事件，并不应该将一个外交事件夸大成一场政治危机，更没有必要上升到生死存亡这样的高度。所以，众卿在听到皇上的这个指示后，默然无对，即便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吞吞吐吐地表示，要说进行什么改革，恐怕还得从内政改革做起。
众爱卿一时跟不上皇上的思考，这也难怪。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所有的臣僚都不过是执行工具，无需思考，更不需要独立思考。他们只是在被动接受皇上的指示，然后再想法落实皇上的指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皇上通过胶州湾事件感觉中国可能需要一场政治变革，主要是受到康有为、杨深秀这样的“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锐的思想刺激。这种带有异端的看法很难在成熟的、既定的官僚体制中发生。
皇上政治变革的期待没有很快在政治高层获得回响。不过，年轻的皇上并不会就此放下，更不会就此甘心。他在退朝后责成翁同龢起草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皇上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杨深秀的建议与康有为上书的政治主张出奇的一致，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史阙有间不可妄加猜测。研究杨深秀的人大都认为这是杨的独特见解，而研究康有为的人，或以为这个主张来自康有为的启示，或者干脆就是康有为的代笔。直接的证据虽然没有，间接证据还是有的。那就是杨深秀在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之后第二天，也就是1898年1月1日，又上了一个重要奏折，建议朝廷联合英、日以抗衡德国和俄国。
官场来了个年轻人
康有为的上书终于受到皇上的重视，那是后来的事情。康有为在与都察院主管徐寿蘅等人告辞时，离京南返的决心并没有因为徐寿蘅的赏识而动摇。
1897年12月11日，康有为命仆人将行李装上车，他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确实，年关将至，天寒地冻，如果遇到结冰，南下途中无疑更加困难。既然在北京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那么干脆回家去吧。连续数日，康有为四处走动，登门告辞，感谢他在北京所受到的款待和帮助，当天只有当朝帝师翁同龢还没有拜访告辞。翁同龢与康有为有知遇之恩，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翁确实太忙了，看看这一时期翁的日记，就知道每天都在忙着与德国公使进行交涉。所以当康有为登门告辞时，翁并不在家，康只好留个字条表达告别之意。
繁忙不堪的翁同龢回到家中看到字条，心中有点惋惜。他知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已经送达朝廷，也知道皇上对这份上书很满意，所以他在第二天（12月12日）早朝时向皇上郑重推荐了康有为，皇上也似乎欣然接纳了这个推荐。于是，在退朝后，翁同龢连忙赶往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将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康有为。
翁同龢抵达南海会馆时，康有为尚未起床。朦胧中被人唤醒，并获知这个消息，自然是一番欢喜。翁同龢劝告康有为，不要急于南返了，相信朝廷，相信皇上，相信最近就一定会有具体的好消息。
康有为获悉这个消息当然非常感动，他的多年努力终于将变成现实。康有为在后来写了一首诗比较真切反映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心情：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同龢的关系比喻为汉朝的韩信与萧何，说翁同龢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当今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不过，由于后来政治局面的突然变化，翁同龢前往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会面，并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南下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有为最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他的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根据康有为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还知道，康有为在准备离京南下的时候，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朝廷。
康有为代高燮曾拟就的奏折也在12月12日呈递皇上，与翁同龢推荐为同一天，而这份奏折并不是什么政治建议，而是以高燮曾的名义推荐康有为，建议朝廷给康有为一个适当的名义，令其出国考察，并相机参加西方各国主持召集的弭兵会，大约有从事民间外交的意思，但又具有政府背景，由政府提供相关费用，照会各国外交机构；并建议皇上召见康有为。
这份推荐奏折是清廷体制内官员第一次举荐康有为，并且当天受到皇上的重视，予以批示，一时间传为美谈。
皇上的批示只是建议总理衙门进行研究，拿出方案，但究竟应该怎样使用康有为，皇上并没有一定之见。
总理衙门对皇上的批示进行了研究，对应方案对康有为说来并不乐观。总理衙门认为，弭兵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约束力，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委派什么大员前往参加。高燮曾的推荐落了个空。
总理衙门否决高燮曾的建议，似乎并不像康有为在后来所回忆的那样有多少阴谋，因为高燮曾的建议不仅有违大清王朝体制和惯例，而且从实际情形看，委派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洋弭兵会更不是当时之急务，并不值得总理衙门现在就作出决定。而总理衙门当时最头痛的事情还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
至于建议皇上召见康有为面谈，主持政府日常事务的恭亲王奕以为这个建议不可行，主要是有碍于大清王朝的礼仪制度。康有为级别太低，由皇上出面与其交谈显然是不合适的。恭亲王建议，如果皇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康有为咨询，或者康有为有什么建议需要向朝廷表达，尽可由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代为询问和转达。
恭亲王的建议化解了矛盾，说得也合情合理。于是在旧历新年即戊戌年正月初二，总理衙门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与王大臣见面，接受问话。
年初三（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许，康有为如约来到位于中南海的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王大臣的咨询和问话。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参加当天对话的王大臣为荣禄、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
康有为生于1858年，此时40周岁，进士出身，官衔为工部主事。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生于1836年，此时62岁，为慈禧太后欣赏和信赖的老臣，也是此时清廷权力中枢中满洲贵族的重要代表，是恭亲王之后的重要人物，任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等要职。
李鸿章生于1823年，时年75岁，为垂垂老翁。李鸿章是继其师曾国藩之后汉大臣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也深得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只是早几年因为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所以现在并不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只是一个伴食宰相而已。
翁同龢生于1830年，时年68岁，亦为垂垂老者。翁同龢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为同光时代书家第一人。翁同龢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学问好，人品好，因而为同光时代两朝帝师，是皇太后和皇上非常仰赖和依赖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因甲午战败靠边后，翁同龢顺位成为清政府中汉大臣的首席人物，此时也最为繁忙，承担诸多事务，此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字仲山，生于1839年，此时59岁，历任湖南学政、侍读学士、总理衙门大臣及礼部、刑部尚书等，此时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也比较信服康有为的理论。
张荫桓，字樵野，生于1837年，此时62岁。张荫桓没有一般官僚所具有的功名，他在纳资为知县后，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干出来的，当然也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携，逐步爬上政治高层，曾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奉命出使过英、美、法、德、俄诸国，是当时清廷重要的外交人才，也是李鸿章、翁同龢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也深得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不过他的官衔并不高，此时仅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是1898年中国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不被重视，他的结局为故事的终结，而正是他的提携、策动，才有康有为那年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康有为与张荫桓是广东南海小同乡，鉴于张荫桓在清廷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康有为仰慕、巴结的重要对象，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康有为在北京官场最重要的凭借和靠山。据说，康有为经常出入张荫桓官邸，也经常夜宿张家，彻夜长谈。当然，张荫桓对这个小同乡之所以非常欣赏，除了同乡一层原因外，主要还是在政治理念及内外大事上看法比较一致。
这几位大臣中年龄最大的李鸿章，较康有为年长35岁，年龄最小的廖寿恒，也较康有为年长19岁，所以说康有为那一天是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老于世故的人精品评打分。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官方记录，但是综合康有为的追记、翁同龢等人的相关记录，大致也能够看出这一天谈话的大致情形。
一般寒暄问话后，康有为就国内外时局、变法维新等重大问题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康有为在这段谈话中，主要谈的是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修铁路，开矿产，广借洋债等问题。从内容看，康有为所谈似乎没有多少新意，许多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甚至正在实践。所以从老一代政治家的立场看，康有为这次谈话并不算成功，除了狂妄，除了大言不惭，似乎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几位大臣不过是姑且听之，并没有怎么太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