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历史记忆。问题是如何面对这种苦难，是从此消沉、堕落，还是奋力改变？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国必须改变先前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必须逐渐消除、减弱自己的特色，逐步与世界同步。知耻而后勇，这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在经历了空前的奇耻大辱之后重新起步，追随对手走上维新道路，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变，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巨额资金砸到中国，中国经济地图日新月异，中国人信心倍增。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此时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外国资本之所以看好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改革方面的尝试，试图为国家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湖南的维新运动、各地的新政实践，都充分表明这个古老的国家在经历了大失败之后的大觉醒。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现一个尴尬，一个外交难题突然而至。而此时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还像一个雏儿。
这个外交难题来自德国。德国在这之前确实有恩于中国，那是它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联合俄国和法国，逼迫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尽管中国为此增加了一笔三千万两的“赎辽费”，但毕竟保全了中国本土。
不过，三国干涉还辽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三国都觉得自己有恩于中国，中国应该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回报。于是德国人向中国提出租借胶州湾；俄国人诱逼中国签订秘密条约，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势力范围；法国人不甘落后，也提出与德国差不多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从来不会忘记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特别是考虑到中德贸易额迅速增长的事实，大致同意德国在东部沿海找一个地方建立储煤屯船的海军基地，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只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官僚主义太厉害了，中德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判一拖再拖，严谨的德国佬终于忍耐不住了，决定利用或者制造借口，强行武装占领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方面答应。
这场外交游戏当然需要冠冕堂皇的借口。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害，这终于为德国人提供了绝佳借口。德皇威廉二世获悉这一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反而情不自禁地感谢中国人为他们提供了理由，迅即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不惜代价占领胶州湾。
11月13日，德国舰队向胶州湾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48小时内全部撤退。巨野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讨论，两名传教士死亡确实是个问题，清政府碍于此点无法强硬以对，况且中国刚经历过甲午战争，此时也真的无法轻启兵衅。清政府一方面寻求列强帮忙劝阻德国人，一方面下令清军镇静以待，不要让德国人寻找新的理由。
清政府的忍让并没有阻止住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步伐，而俄国人在清政府的请求下，先是答应劝阻德国人，继则与德国人合谋，狼狈为奸。俄国舰队于1897年12月15日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
德俄两国的不义之举无疑是中国的外交失败，特别是俄国刚刚与中国签订过密约，保证中国二十年无事，现在自己动手将三国干涉还辽要回来的大部分东西重新拿走，这不仅使中国政府极其尴尬，也使吐出这块肥肉的日本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中德、中俄之间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获悉，《国闻报》立即发表言辞犀利的政治评论，批评德俄两国政府的强盗逻辑，进而批评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中国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谋自立之道，紧随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亡；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谋取和平，以战止战。
《国闻报》的政治评论主要出自严复之手。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监督，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常人所难以理喻的情结。他的同学、学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战争，所以他不仅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进展，而且在这场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大受刺激，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檄文，探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并着手翻译《天演论》，期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所以当德国、俄国背信弃义，用强力掠夺中国，强占胶州湾、大连湾和旅顺口时，严复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严复激烈的政治言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南方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同样具有亡国的幻灭感，他们甚至试图改变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以为亡国之后图，计划假如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独立，为将来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础。
亡国的幻灭感促动了政治激进主义迅速崛起，梁启超开始以时务学堂为基地宣扬政治变革，以为中国君主权力日尊过盛，人民的政治权力日衰递减，可能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对症下药，中国的政治变革就是要扩展人民的政治权利，还政于民，像西方那样设立议院，约束君权，限制君权。梁启超甚至还与学生们讨论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是改朝换代的可能性，这在正统思想者看来无疑超出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
梁启超的异端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奇思妙想，这里既有其师康有为思想异端的学理根据，也是梁启超那批朋友曾经讨论过的问题，谭嗣同明确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君主专制，两千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独夫民贼”把持政权且无所约束，所以他号召中国人冲决网罗，废君统，倡民主，建设和西方一样的近代国家。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激进主义深刻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进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较单纯地发展近代经济向政治体制改革转变。课吏馆、保卫局等一系列新机构逐步设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官体制、警察体制开始尝试。因胶州湾事件刺激而创办的南学会，则逐步发展成一个地方议会组织，以为将来中国大局发生危险时，能使湖南像日本幕府末年的地方势力一样，强藩联合，推动全国进步和民族重建。
湖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后来引发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欢迎的梁启超简直是被驱逐出境。好在梁启超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湖南，追随其师康有为重回京师大展身手去了。
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他此次北京之行虽然不是为外交危机而来，但他对政治的天生敏感和热情，使他很快因胶州湾事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康有为利用自己的人脉，与政治高层广泛接触，他虽然与这些政治高层有着地位上的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发表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那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深夜中常常暗自流泪，仰天痛哭，并奋笔疾书，草就一份建议书，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事论事探讨胶州湾外交危机的处理方式，而是从国际大背景详尽分析中国的处境，从政治的高度为中国指点未来出路。康有为认为，甲午战后三年来，列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但也产生了某些忌妒或遏制的心理，因而在西方国家中，一个重要的舆论就是谋划怎样瓜分中国。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危机。
基于这种判断，康有为认为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只是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给西方国家提供经验。德国如果因此而成功，那么势必激发其他国家起而仿效，中国必将面对列强更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尽管中国在甲午战后，在度过了难得的三年“维新时代”之后，依然不被列强视为一个正常国家，依然被他们任意欺凌，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无知，不知天下大势，不知变法图存，得过且过。结果，中国经过了三年“维新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被人瞧得起：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凡此，都是中国大病根。
知道了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康有为当然比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他的基本意见是中国的外交危机不要机械地从外交上找原因，而应该打开思路，从内政上找出路。中国不能在内政上、在政治上有办法，不能练好内功，不能使中国尽快以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处境依然不会改变，中国依然是被欺凌、被侮辱的对象。
以这个判断为基础，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因应胶州湾危机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尽快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激励人心，次明耻以提振士气。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中国只有在政治上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中国只有建立与东西洋各国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东西洋各国以平等兄弟之国的身份待我。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优越性不是要建立与东西洋各国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同一或近似的制度框架下保留民族的独特的文明形态或生活方式。为此，康有为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焉者取法俄国、日本，以定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重现近代国家，从制度上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
中策则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集思广益，实行变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以本地情形各自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变法提供经验，或者干脆就是强地方弱中央，弱干强枝。
康有为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我大清王朝或许依然受人欺凌，但也不至于灭亡。总之，不论大变、中变还是小变，中国必变则是唯一的选项。
按照清廷规则，康有为虽然自1895年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之后并没有在工部上班，但他的编制上依然保留在工部，因此这份上书要想呈递政治高层，要想让皇上看到，就必须通过工部主管这一关。
不料工部尚书淞溎在读到康有为文中“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虽然感同身受，以为康有为说得真好，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具有一点“犯上”倾向，有点政治上的不正确。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胶州湾外交危机在淞溎等政府诸公看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交事件，往重了说也不过是德国人过于霸道，有点欺负中国。这件事就事论事，就是中国国力不如人，似乎无需上升到什么政治层面，更无需怀疑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康有为的文章虽然写得好，话也说得透彻，但总觉得有点夸大了胶州湾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所以淞溎不愿以工部的名义转递康有为的这份上皇帝书。
淞溎恐怕再没想到他不愿转呈的这份上书日后会搅起一场什么样的历史风波。
淞溎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同龢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的情形后，他当然有办法将这份上书直接交给皇上。但翁同龢不想这样做，他觉得要想这份上书达到应有的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正常渠道报送皇上，所以他凭借自己与淞溎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淞溎交涉，作疏通工作，劝淞溎按照程序将康的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淞溎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康的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硬是不给翁师傅面子，就是不愿以工部名义转呈这份文件。
康有为的上书没有通过正常渠道上达天听，但在京城内外却广为传抄，开明官僚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大致认同康有为的危机意识，能够从胶州湾事件中发觉政府的既定方针可能需要修正和调整，而守旧或正统者似乎认为康有为危言耸听，夸大危机，中国决不能如此朝三暮四，得陇望蜀，好高骛远，而必须坚守三年来的维新共识，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外交问题归外交，内政问题归内政，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很显然，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并没有很快成为知识界、思想界、政治界的主流意识，稳健的、有步骤的维新运动似乎依然是朝野基本共识。心灰意冷的康有为深切感到偌大的京城竟然没有多少政治知音，于是他准备离开令他失望的京城，返回故乡继续自己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