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皇上的本意而言，新进军机四章京的任命当然没有挑起任何冲突的主观意图，皇上从来不需要这样做。然而在客观效果上，皇上的这个做法确实加速了政治层面的人事分化，引起了许多无谓纠纷，也为后来的政治变故留下了许多伏笔。这四位政治新锐上班没有多少天就被朝廷下令予以残酷杀害，都和他们在那短短的时间里的活动有关。
伴食宰相与宠臣斗法
或许是因为利害关系，或许是因为观念不同，总而言之，当新政启动前后，传统中国政治痼疾，也就是令最高统治者最头痛的党争不期然在各个层面相继发生，朝廷发动的政治变革极有可能因这些党争而终止而断送。在这一系列党争中，有一些领军人物，这些人物的活动加剧了党争影响了党争，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当年或许并不是那样积极活动，或许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因为话语系统的原因，被美化或者被丑化。
在1898年中国政治生态中，有一个人物一直没有被好好研究，但仔细想来，他的活动，或者说他的影响，在那一年却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人物就是名声显赫而此时多少显得有点落寞的李鸿章。
人们忽略李鸿章，是因为李鸿章在那几年确实比较落寞，他在替皇上承担甲午战败的罪责，他被放逐贤良寺，在韬光养晦，当然也在寻找机会。他很少就国内政治公开发表看法，当然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内政治没有看法。事实上，他的这些看法也正在通过某些特殊管道影响着朝廷，特别是深刻影响着皇太后，促使皇太后同意并支持皇上进行政治改革，进行变法。
和张之洞一样，李鸿章也是先前几十年洋务运动的领袖，是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一度获得中兴的重要功臣，其贡献甚至远在张之洞之上，其思想也与张之洞不相上下，介于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之间。你说李鸿章要全盘西化，那是绝对不可能；但你要说李鸿章在固守中国传统，似乎也不是事实。几十年与东西洋各国打交道，直观的、感性的洋务经验和略具理性的思考，都使李鸿章从来不会反对中国向西方学习，而力主中国应该与时俱进，应该步趋东西洋各国后尘，走上东西洋各国共同走过的发展道路，拉近与东西洋各国的距离，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独立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拉近与东西洋各国的距离，这个距离在李鸿章那里当然并不是指军事技术、工业技能，而是包括价值理念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
根据比较可信的记录，早在洋务运动进行不久，大约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样子，李鸿章就在其幕僚的影响下，注意东西洋各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基本途径，注意研究东西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基于这样的考虑，他除了继续坚持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研习科学技术外，也注意派员出国考察政治、文化、教育乃至社会风俗，注意研究东西洋各国富强与发展的根本之道。1876年，李鸿章派遣幕僚马建忠前往法国研习国际法。经过几年学习，马建忠于1880年回国，重新回到李鸿章身边，继续充当幕僚，办理洋务。马建忠给李鸿章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西方世界，使李鸿章知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可能并不仅仅因为拥有坚船利炮，而是西方国家君民不隔、政情上通下达的民主制度。
不幸的是，本不该发生的甲午战争不仅几乎毁掉了李鸿章几十年创建的北洋海军和洋务大业，而且差不多毁掉了他的荣誉与地位，他从过去受到朝廷高度信任与仰赖的重臣、能臣、宠臣，一下子沦为战败的罪人，沦为卖国贼。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承担了甲午战败的全部责任和原罪。
朝廷当然知道李鸿章是冤枉的。皇上和皇太后都知道，这场扭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战争并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恰恰相反，当战争爆发之初，李鸿章是坚决反对的。朝廷当时如果听从李鸿章的建议，战争或许不会爆发。即便不幸爆发，这场战争也应该能够控制在一个大清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然而，政治上往往高调正确的清流派被先前3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所陶醉所迷惑，以为大清国已经恢复了康乾盛世，实现了同光中兴，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至少又是远东霸主，有资格不高兴，有能力说不。
30年的发展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传统中国确实由此向现代迈进，然而30年的发展也使鹰派势力逐渐养成，先前几十年埋头发展韬光养晦的外交方略逐渐被边缘、被放弃。大清国在顽强地崛起，大清国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收拾近邻日本，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对大清国的属地朝鲜心怀不轨，咄咄逼人，更重要的是中日之间交手是制度的较量，要看看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有效呢，还是大清国的中体西用更有效。因为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势力的压力，也差不多同时选择了各自的回应。日本由先前中国文化的好学生摇身一变，虔诚学习西方，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而大清国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丰厚的土壤里继续坚守，坚信中国文明在本质上不仅不比西方文明落后，甚至可能还比西方文明先进，中国文明所缺的只是末、只是用。大清国只要在末和用上能够汲取西方，就肯定可以超越西方，重建辉煌。这是中国文明的底气，也是鹰派势力的依据。
鹰派势力的崛起扰乱了中国人的视野，想象中强大使朝野内外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真的很强大。既然很强大，那就打吧，那就用实力说话，于是，在鹰派势力不断鼓噪下，朝廷，也就是皇上和皇太后在最关键的时候作了一个错误决定。
所幸的是，朝廷同意鹰派势力的开战请求，但并没有让鹰派人物去指挥，而是选派几乎一直反战的鸽派领袖李鸿章挂帅东征。
正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甲午战争很快就以大清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失败了，鹰派人物不是去反省战败的原因，而是追究战败的责任，拒不承认鹰派主战在战略上有什么错误，反而指责所有的失败都是李鸿章指挥不力、用兵不当。战争确实是在李鸿章指挥下打败的，李鸿章也确实无法为自己辩解，他只能自己吞下这个苦果。
对于战后议和及善后，鹰派人物都是清流出身，唯恐在议和协议书上签字影响了自己的清誉和政治前程。满朝文武竟然找不到主动愿意到日本议和的大臣，又是李鸿章忍受着极大屈辱与难堪前往日本拜会年轻自己一代人的政治对手，并代大清国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马关条约》激怒了国人，尤其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战争赔款，特别是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都是中国五千年和大清王朝两百年历史上所罕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青年一代士大夫公开指责朝廷行政效率低下，知识老化，不仅与人民隔绝，不知下情，而且妄自尊大，不知外情，竟然还以尊王攘夷那套手段对付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贻人口实，贻笑大方，实在是有损中华帝国的威严，这样的政府必须改革，那些无能的官员必须让出自己的权位，让大批富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一代承担起振兴的重任；而更激进如孙中山等人则由期望转向失望，由失望转向绝望，彻底放弃帮助满族人进行任何改革，力主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重建汉民族的统一国家；而满朝文武大臣也借坡下驴，将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头上。
于是李鸿章在办理完辽东半岛归还手续和台湾移交手续后，就让出了先前承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羁留北京，放逐贤良寺，奉职入阁办事。由“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重臣、宠臣、权臣变为赋闲京师的散员，一生功名半生事业，皆因“无端发生”的中日交涉而扫地无余。
知臣莫如君。李鸿章忍辱负重，代君受过，皇太后和皇上当然比谁都清楚事情的真相，因为不论是李鸿章指挥战争，还是到日本议和，李鸿章都老老实实办事，并没有脱离朝廷的控制，战场的大事小事，谈判桌上的让步与坚持，李鸿章无不以朝廷的指示为行为准则，为办事原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李鸿章超越授权，任意作为。这不是李鸿章的性格，不是他的追求。
朝廷知道李鸿章的委屈与为难，更知道李鸿章实际上是替朝廷、替皇上甚至还替皇太后担责受过。于是，稍微过了风头，不能不再度启用李鸿章，即便不能让他立即官复原职，也不能让他继续赋闲，郁闷成病。
再度复出的李鸿章于1896年2月受命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的头衔出访俄国，主要是代表大清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典礼结束后，顺道周游列国，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李鸿章一行自1896年3月28日从上海出发，10月3日返抵天津，前后190天，遍访欧美五大强。
周游列国对于李鸿章乃至大清国来说，都是一次特殊的经历，这次破天荒的出访周游加深和验证了李鸿章过去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的感受和经验，对于西方各国究竟是怎样走上富强道路的，也有了新的体会。这次周游不论对李鸿章本人，还是对大清国，对朝廷，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
基于这次特殊经历，李鸿章在谒见皇上和皇太后时，竭力陈说各国富强的事实与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鼓动激励朝廷借着维新运动的势头，再接再厉，加大改革力度，破除成见，学习西方，拉近与世界的距离，使大清国早日步入世界舞台，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
在这近两百天的时间里，李鸿章除了完成所担负的外交使命外，主要是在亲身体验、实地考察欧美诸国的发展经验，探究西方国家究竟是怎样摆脱成见，步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建设现代国家。
在莫斯科，有一位法国人询问李鸿章访问欧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李鸿章的回答简洁明了。他说访问欧美诸国，主要目的就是实地看看各国真实情况，详细考察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返华海，改弦而更张之。在李鸿章的意识中，就是要以实地考察来丰富和验证他在过去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所获取的外部知识，以便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参考。
1896年6月17日，李鸿章在柏林应德皇的邀请，检阅了德国御林军，当他看到德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阵法纯熟，不觉联想到自己含辛茹苦几十年培植的淮军在朝鲜战场一溃千里，败不成军，而举三十年国力所建设的北洋海军竟然那样不堪一击，触景生情，不禁喟然长叹：假如当年我李鸿章能够有如德国这样的军队十个营，也不致于如此惨败、如此丢人，更不惧东邻日本为远东霸主。
看到德国的强大，李鸿章想到了许多。他自然对先前几十年洋务运动利弊得失进行反省，以为30年的洋务新政固然使大清国的经济实力获得了恢复和提升，但是由于大清国的洋务新政一直停留在经济发展、富国强兵的这个形而上层面，所以这些增长和发展的基础都不是那么太牢靠。
在英国，李鸿章看到英国军队威武严整，军容雄盛，内心深处更是一番感慨、一番痛楚，以为自己在北洋几十年呕心沥血，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然而拿北洋比西洋，岂止小巫见大巫？那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档次。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也比较喜欢听见人们的恭维与颂扬，尤其喜欢听人们拿他与俾斯麦相比，以为他是东方的俾斯麦，是中国的铁血宰相。然而，此次欧洲之旅见到了真人俾斯麦，这使李鸿章心里非常不爽，他心中清楚地知道，过去喜欢听什么东方俾斯麦，什么中国的铁血宰相之类的恭维，那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是一个历史性的嘲弄。中国没有办法与德意志帝国相比，他李鸿章更不是俾斯麦的对手。
中国与德国相隔万里，而且德国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出面帮助中国，遏制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积极组织者。中德之间只有友谊，没有利害冲突，所以，李鸿章在此次欧洲之行中，专门抽出时间拜访俾斯麦，准备向他讨教德国成长的经验，请教中国究竟怎样才能重振雄风，重回世界舞台、亚洲中心。
俾斯麦明白李鸿章的意思，他在6月27日与李鸿章会晤时，坦率表达了自己的心得和建议。他认为，一个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立于不败的根基，在目前中国，应该参照西方各国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方法，彻底改造中国军队。李鸿章表示俾斯麦的高见验证了自己多年来的看法和追求，暗示他回国后一定会建议朝廷仿照德国军队体制进行变革，并尽量聘请德国教官帮助中国训练军官，改造军队，使中国尽早建立起一支具有近代特征的军事力量。
一支强大的军队固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基之一，而要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还需要政治体制方面的保障。1896年8月，李鸿章在英国访问时，有意识参访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并在下议院特设座位上旁听了一场辩论，实地考察英国议会的运作模式，比较中英也就是东西各国在政治决策上的不同。相信这些比较、考察都会对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发生相当的影响。
在访问美国时，李鸿章与美国总统、国务卿等政界领袖举行了会谈，还与其他各界领袖或重要人物就宗教、慈善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参观了费城的独立厅、自由钟、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及图书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