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欧美之行中，李鸿章还多次参观了各国的报社、学校、博物馆以及造船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极高的行政效率、发达的社会体制，肯定都对李鸿章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思想上引起强烈共鸣，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
欧美之行对李鸿章来说是重要的，对于中国大约也是重要的。李鸿章归国后致信驻美公使伍廷芳说，这次访问收获巨大，使他觉得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不仅要与西方搞好关系，接受西方，信任西方，更重要的是要在理念上、价值观上向西方靠拢，向世界主流意识靠拢。中国只有与世界同步了，西方国家才会对中国不分彼此，才会以兄弟之国待我。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才能真正恢复，重回世界舞台。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变法，改变自己，适应世界。舍此别无出路。
李鸿章出访欧美的经历是近代中国对西方的一次最直接、最直观的感受和实地考察，是近代中国的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这个经验和记忆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变化影响深远，1898年朝廷执意走上政治变革的道路，内中一定蕴涵着李鸿章这次欧美之行的经验。
不过，在李鸿章回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继续被晾着，被冷落，除了陪陪皇太后消磨那些难以打发的时间外，李鸿章并没有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所以，当政治变革启动时，李鸿章暗自高兴，他相信随着政治上的变革，他的出头之日或许又要到了，所以在1898年春天受命与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一起找康有为问话时，李鸿章很坦然地站在康有为一边，自以为是维新阵营中的同志，是康党成员。然而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改革如火如荼向纵深发展时，他却于1898年9月7日被莫名其妙地免去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这可是他现在唯一的实际职务。
李鸿章被解职是震动朝野惊动中外的大事件，当事人李鸿章当然也不会等闲视之。他认为他或许是真的犯了小人，被小人所算计。于是他起而抗争，于是政局动荡，于是使1898年秋天的北京故事蒙上了更加神秘、不可捉摸的色彩。
李鸿章的怀疑或许是对的。他自《马关条约》签订以来韬光养晦，放低身段，自认为没有添加新的问题，自认为重新赢得了朝廷的信任，现在却因小人的算计使他前功尽弃，所以他的内心必然充满着仇恨。
根据李鸿章的判断，他认为这个小人不是别人，就是他多年前的门生张荫桓。一个人如果死在旗鼓相当的对手手下，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命，也值得。现在，李鸿章认为自己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的门生手里，那么是可忍，孰不可忍？李鸿章的愤怒也就这样非常容易理解。
是不是张荫桓背叛了先前的主子，现在不必下结论，因为鹿死谁手，还确实很难说。不过，张荫桓确实是晚清政局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对于1898年中国的政治变动，张荫桓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1898年的政治改革能够正式启动，确实应该归功于他对康有为的发现和鼎力相助；而1898年的政治结局，在某种程度上说，大约也因为张荫桓而如此这般。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大都遵循康有为、梁启超设定的话语系统，张荫桓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显然不是历史真实。
张荫桓字樵野，又号红棉主人，广东南海佛山人，与康有为是小同乡。张荫桓生于1837年，时年61岁；而康有为生于1858年，时年40岁，小张荫桓21岁，也就是一代人。所以那时京城中就有人说他们的关系是情同父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898年的政治变革与张荫桓关系最深。
从当时的政治格局上看，张荫桓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能够发现并扶持康有为，这又与其特殊的政治经历和过人的政治才干有关。
综合各方面文献资料可知，张荫桓年轻时就很有才干，极富冒险精神。他在第一次县考中没有考中秀才，便不再应试，广东沿海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他觉得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妨换换路子，转而埋头洋务。直到挣了一笔钱之后，再像当年许多有钱人家一样，花钱先捐了一个监生，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学历文凭，只是这个文凭并不高，够用就行。又过了一些年，大约收入不错，张荫桓又花钱捐了一个知县衔。花钱买官在那个时代既不丢人，更不算违法，不算腐败。这是大清王朝的制度，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之外的一个补充手段，也算是大清王朝的一项预算外收入。
有了知县的头衔，张荫桓于1864年追随他的舅舅李宗岱来到山东。李宗岱此时为山东候补道员代理山东盐运使，是当地比较有地位的红顶商人，与政界关系自然比较密切。就靠着这层关系，张荫桓进入山东巡抚的幕府，先后为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等历任巡抚所器重。
阎敬铭是晚清非常著名的财经高官，有“救时宰相”的美誉，他后来升任户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他与张荫桓究竟有多少往来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不过这层关系对张荫桓应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863年，丁宝桢由长沙知府调任山东按察使，翌年升任布政使。1867年由阎敬铭举荐晋升为山东巡抚，负责与李鸿章部合力围剿流窜山东的捻军余部，并担任治理黄河的重任。据说，在这期间，张荫桓的才能获得了充分发挥，他的许多建议差不多都被丁宝桢所接受，而且丁的许多奏折与文稿，也由张荫桓负责起草。
当然，也有人说，主要是因为张荫桓在棋艺方面有着非凡才能，颇得丁宝桢等人赏识，因而几经推荐，张荫桓于1869年被晋升为候补道员。这在当时就算是跻身于准高官行列。这对一个年仅30来岁的年轻人来说，不仅不容易，也预留了很多发展空间，其前途或不可限量。
不久，张荫桓被湖广总督李翰章接纳为幕僚。不过为时不久，张荫桓又回到了山东，回到丁宝桢身边。这是因为日本军队于1874年进攻台湾，朝廷责成沿海各省督抚加强防御，丁宝桢顺势将张荫桓调回，协助他筹划山东的防御。
在张荫桓建议下，丁宝桢向朝廷密陈海防计策，在烟台、威海、登州等处构筑炮台，加强海防。朝廷批准了这个方案，而烟台港口要塞的建设，主要由张荫桓负责。在张荫桓主持下，烟台港口要塞建设进展顺利。
1876年，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大约就在临行前，他向朝廷竭力推荐张荫桓博闻多识，才能出众，人才难得。朝廷接受了这个推荐，张荫桓因此晋升为登莱青道，负责管理登州、莱州及青岛事务。
当此时，李鸿章正在烟台就马嘉里事件与英国使臣进行艰难谈判，张荫桓有机会从旁协助，因而结识李鸿章，并与之建立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这为张荫桓后来的发展预留了机会。
1881年，朝廷委派张荫桓到安徽芜湖担任徽宁池太广道，负责管理芜湖这个通商口岸的关税。在其任职期间，税收增加，海关效能大为提升，因此很得李鸿章赏识，就职第二年就被李鸿章保荐为按察使，赏三品京堂，命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中央政府要员，尽管在那里，张荫桓的官阶还不算高。
中法战争爆发后，恭亲王奕实在不愿因越南与列强开战，他以为越南这个属国迟早总要脱离大清国而独立，而大清国本身面临的难题是怎样发展壮大自己，所以他在与法国究竟是战与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清军却在这种犹豫徘徊的情形下一溃千里。对恭亲王久有看法的皇太后总算找到了一个恰当借口，她遂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免掉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大规模改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张荫桓的地位又有上升。皇太后或许因此报了一箭之仇，而张荫桓却因此成为利益共享者，成为皇太后的宠臣，成为皇太后最信赖的外交人才之一，不久加授太常寺少卿。
皇太后的特别恩宠并没有为张荫桓带来多少好处。相反，这种特别恩宠在张荫桓此后的岁月中一直具有相当的负面影响。朝中大臣既对张荫桓获得的这种恩宠特别眼红，同时又从根本上瞧不起他。他们的理由是，张荫桓并非正宗的科举考试出身，没有过得硬的学历，只是有两个臭钱，只是用钱买官的暴发户。用钱买官在那时尽管合理合法，但总是被人瞧不起。而且，在当时背景下，一切通晓洋务的官员总是被那些愚昧无知而又好管闲事的朝臣怀疑为卖国贼。所有这些，都为张荫桓后来的命运留下了伏笔。
张荫桓见多识广，聪明机智，其性格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往往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而且他的这些意见往往又是一语中的，成为决策。这样自然引起了许多同僚的嫉妒与猜疑。1894年9月初，九位总理衙门的成员由于给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了一封措辞不当的电报而受到申斥。作为电报的主要起草人员，张荫桓被调离总理衙门，左迁直隶大顺广道。任职一年后，于1885年奉命出使美国、秘鲁和西班牙。
在美国，张荫桓受命就排斥华工事件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但由于种种原因，谈判并不成功。在华盛顿三年时间里，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公使馆中过着豪华生活，他在那里时常举行大型招待会，并深入美国社会，了解美国生活及外交方面的种种问题，结识了许多朋友。
1890年，张荫桓奉命离任回国。归国后，再次被委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旋以右副都御史署礼部右侍郎，擢户部右侍郎，与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关系融洽。
由于张荫桓成长于广东沿海一带，且曾出使美洲，在同时代官僚群中具有较宽的国际视野。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张荫桓曾数次致函主战的帝师翁同龢，分析战局，并兼及英美等国的动态，强调中国与外国联络，政教不同，言语不通，极难融洽，外国自为结纳，其势甚顺。中国苟为计，总非自强不可。算是比较早地看到了中国问题症结的清醒大臣之一。
同年11月9日，朝廷以金州失守，遂命张荫桓赴天津找李鸿章商量，探讨能否邀请各国出面调停事宜。第二天，李鸿章建议朝廷加意笼络俄、英、法等国，开始调整与西方各国关系。这对战争善后以及后来的中日关系重建等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清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不堪回首。朝野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清楚这场战争已经无力进行下去，当然作为一个昔日大国，大清国也不可能向日本直接求和，体面的方式就是要有一个中立国家出面叫停。这就是外交机构的功能。在美国外交官斡旋下，中日两国政府同意停战议和，谈判善后。
在大清国当时的外交人才中，曾经充任过出使美国大臣的张荫桓当然是个重要人物，朝廷最初希望他与德籍洋员德璀琳一起前往日本求和，商谈条件。后因美国驻华公使的介入，朝廷于1894年12月20日改派张荫桓以户部侍郎职务，与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两人一起前往日本议和。由此可见朝廷对张荫桓的信任。
在总理衙门拟就的国书中，对张荫桓、邵友濂的职权范围权限都有明确规定，强调谈判中如遇“有关重大事件，须电请谕旨”等，不得擅自决定擅自行动。这显然不是“全权议和大臣”，而只是享有“有限权力”的“议和大臣”。这不仅将束缚议和大臣见机行事的灵活性，实际上也为日本政府拒绝议和大臣提供了口实。
作为具有相当外交经验的大臣，张荫桓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他有机会向皇太后、皇上当面讨论相关问题时，明确表示议和大臣享有赔偿军费、修改约章的权力，至于割地等重大问题，议和大臣绝对不能擅自做主，必须由朝廷决定。张荫桓的意思是要表达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只要提前规定好议和底线，朝廷就不要额外约束所派遣的议和大臣，不要不信任自己的议和代表，以免为对方提供某种节外生枝的口实。
对于张荫桓的建议，皇太后及皇上均表示理解和同意，只是正式的国书文本已经拟就，也就没有什么好改的了。
张荫桓深知议和的艰难，深知议和能否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这两个议和大臣能否在谈判桌上有所作为，而是中国的实力以及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位置。中国军队如果在战场上居于主导地位，那么议和当然就比较容易。反之，则艰难无比。所以，张荫桓将要前往日本的前一天，于1895年1月24日与邵友濂联名上了折子，建议朝廷不要将宝完全压在谈判桌上，而要战和并行，以战促和，以战压和，无论如何不能让清军将领因为议和而松懈斗志，影响军心。因为他们此次前往日本议和，前途实在无法估计，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大清国能否说服日本就地停战，接受议和条件，端视我清军在战场的状态。他们请求朝廷责成关内外统兵大员一意筹战，力求实效，不要因为朝廷同意开始议和，而意存观望。只有我清军做好充分准备，那么才能做到战和两便：他日和议可成，东邻日本固不敢别有觊觎；即便此次和议不成，只要我军有充分准备，也就不至于处处被动。
诚如张荫桓所预料的那样，中日议和真不顺利。当他和邵友濂一行于1月30日抵达日本神户时，就受到日方代表不同寻常的刁难，日本政府根本不愿与他们接谈。
31日，日本政府宣布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和陆奥的官阶显然高出张荫桓、邵友濂一大截，日本政府怎能有诚意接待张荫桓，怎能会与张荫桓、邵友濂对等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