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生必有其师。像他的学生一样，欧阳中鹄也推崇变革，追踪时代。所以当他收到弟子们的建议时，义无反顾，坚决支持。谭嗣同在信中说告诉老师，中国的变法可能有许多条道路可以走，但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人的变化、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变化。中国的转变，必须从人开始，必须从这些读书的年轻人开始。只有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大变化，知识构成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才能有希望，才能与世界与东西洋各国同步。
根据这样的判断，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等人和那个时代许多清醒的士大夫一样，认为传统的科举体制或许在历史上作出过巨大贡献，培养出一大批有用的人才。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世界大变，旧的知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世界变化的需要，传统的修身养性内圣外王虽说并没有过时，但年轻一代读书人需要新知识、新文化，需要与东西洋各国对话，与世界同步。基于这些考虑，他们建议恩师欧阳中鹄能否与湖南学政江标接触谈谈，他们觉得江标的思想倾向非常新颖，值得尊重。
谭嗣同等人的建议非常具体，那就是希望江标能够批准他们在其家乡浏阳创办一个算学馆，招收学员，对他们进行一些新知识也就是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教育，以期培养一些有用之才。更进一步的想法，就是待浏阳的经验成功之后，能够在湖南或者更大范围内推广。
对于这个建议，正在故里教读的欧阳中鹄完全赞成，稍做准备，即与这几名弟子联名写了一个报告，送给湖南学政江标，希望江标能够支持他们的想法，将南台书院交给他们，改造成新知识、新文化的传播基地。他们在这份报告中表示，所谓算学，其实就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基础，东西洋各国学校中的学生，无不从这门基础科学开始，他们总是从几何、三角这类基础性科学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科学素养，增加学术难度。所以，在东西洋各国，算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农工贾，大都在算学上下过功夫，而这个功夫一般说来很难自学，总是仰赖于学堂教授。这也是算学与其他学术很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洋各国在近代的兴盛发达，除了议院、公会等发挥互相联络、互相贯通，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功能外，其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的格致、制造、测量、航海等，无不基于算学。总而言之，无议院、公会、政治、法律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无所凭借、无所附丽。这就是算学的重要性。
欧阳中鹄、谭嗣同等人的建议正合乎江标的主张和内在心情。他在收到这个报告后，很快就予以批准，同意浏阳城乡五个书院中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业有专长，学求实用，以与其他四所书院专课时文，相辅而行，振今稽古，事创功先；要求参与创建诸君不避艰难，力求振作，当仁不让；表示将在当年例行考试时，将从那些优秀考生中选拔一些作为浏阳算学馆的学生。
江标的支持是真诚的，也是及时的，只是浏阳知县唐步瀛对于这个批示并不愿意执行。这中间的情况比较复杂，大致上说主要还是当年浏阳大旱，民情汹汹，有逃亡者、饿殍者。浏阳官绅的心思都在怎样筹集款项以供赈灾。而南台书院的经费在这种情形下就不能不有所减少，甚至将这些经费挪用赈灾。这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并不是什么守旧势力的阻挠。
浏阳的灾情很快传开，欧阳中鹄知道以后当然也不再勉强地方官执行江标的批示，分人以财，聊复弦歌。但是欧阳中鹄和他的这些弟子们也确实不愿意放弃这个既定计划，所以他们转而约集同志十余人捐资结社，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奎阁创办了算学社，聘请新化晏孝儒为教习，开始讲授算学。
浏阳文奎阁算学社最初招生仅16人，人数虽少，但这却是湖南境内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初起点。正如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所说，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这不仅是浏阳，而且是湖南近代新文化的真正开始。
第二年也就是1896年，浏阳算学社名声日大，吸引力也在增长，办学规模随之扩大。参与创办诸君欧阳中鹄等遂将算学社改名为算学馆，制定章程，推举七人主持馆务。仿传统书院管理体制，馆中设山长一人、监院一人，负责指导学生学习和生活管理。算学馆规定入学生员除学习算学外，也应拿出相当时间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格致诸书及各种各样的报章杂志，不能再像专课时文传统书院那样，只让学生一门心思向学，只想着在科举道路上行走，两耳不闻窗外事。算学馆要求诸生在导师指导下用心自学，遇有心得及疑义，随时分类录入杂记。每日杂记，无论行楷，总需过百字。有数字可相比较者，列为图表。有变通可须发挥者，即作论说、杂著。总而言之，作为湖南第一所近代新教育机构，浏阳算学馆大致在导师指导下以自学为主，教学相长，共同研讨。
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算学馆、改革旧式书院的想法与做法既合乎思想潮流，也合乎清廷政策。
从思想潮流方面说，在甲午战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内的所有进步思想家在反省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差不多都追因于中国旧式教育体制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需要，中国具有上千年传统的旧书院体制已全面变质，在遍布全国城乡的旧式书院中，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书院十居八九。即便那些依然进行正常教学活动的书院，其所传授的内容已严重过时，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几乎没有任何有助于社会实践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内容。其更下者，成了科举考试补习基地，专门将那些失意举子集中在那里，年复一年让他们在那里专心复习，专心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怎样才能迎合考官的意思，怎样才能鲤鱼跳龙门。因此，这些书院虽然人声鼎沸，气氛热烈，但人们的心思都不在有用的学问，而在怎样获得通往官场的入场券。所以，甲午战后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今日中国变法维新，千头万绪，然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只有改变中国人才的选拔方式，只有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只有废弃以八股取士为主要特征的科举考试制度，中国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清政府高层官僚中，也有一些人比较早意识到中国旧有教育制度必须改变，西方的新式教育体制应该有计划地引进。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了一个折子，建议清廷令各地政府一律想法设立新式学堂，并与京师大学堂一起重构中国新教育体制。17日，清廷批准陕西州抚张煦的建议，同意在泾阳设立格致书院，虽然还是书院旧体制，但格致两字预示着这个书院不再是旧书院，而是以新知识教育为主。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建议清廷修改书院章程，建议参照社会实际需要，在书院教育中增加天文、算学、格致等内容。8月11日，清廷接受李端棻的建议，命各省行政当局设法推广学校，致力于实学。8月21日，孙家鼐就开办京师大学堂提出六条办法。10月，礼部就整顿各省书院上报一个方案。1897年3月，安徽巡抚邓华熙上了一个折子，建议各省根据各自情形，在各自省会城市遍设格致学堂，致力于西方近代新知识、新文化的传播与讲习。对于这一系列建议，清廷都尽量给予积极回应和支持，因为时代确实不同了，社会需求不一样了，旧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确实不合乎社会需求了。中国需要变，教育就更需要变。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在各省争先恐后筹办各式各样新式学堂的热潮中，湖南省官绅也在酝酿着一个大举动，准备在省城长沙筹办一所以新知识、新文化为主的时务学堂。
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数度与省内官绅磋商，寻求湖南振兴办法。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陈宝箴当然信奉内圣外王的儒家伦理，在注意社会伦理建设的同时，也是积极用世的践行者。他认为，湖南的事情千头万绪，经济发展毕竟是第一位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有社会进步、文化振兴。基于这样的原则，陈宝箴对于一切有利于湖南国计民生的事业，无不大力支持。于是，湖南很快成立矿务总局，以开发省内矿产资源；筹设专门机构，倡导修建湘粤铁路，期待铁路的开通带动省内经济走向外向，并带动省内社会风气的改变；支持筹办机器制造公司，发展制造业，并期待形成省内经济支柱。
机器制造公司主要创办人为王先谦。王先谦1842年生于长沙，1865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1880年任国子监祭酒。复在国史馆、实录馆兼职，充任云南、江西、浙江等省乡试考官。1885年出任江苏学政，延揽文人，在江阴南菁书院开设书局，编印《皇清经解续编》1000多卷。1889年，王先谦卸任江苏学政，退出官场，回故里长沙定居。其时，王先谦只有47岁，只是不愿在官场上继续下去而已，而醉心于文化教育与实业。所以，他在故乡思贤书院、城南书院、岳麓书院等处担任主讲、山长的同时，更热心于创办实业，发展经济，繁荣地方。这是传统中国乡绅社会的基石。
1896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湖南的维新运动悄然兴起，创办近代实业，一度成为官僚士大夫争相向往的事业。王先谦自然不甘人后，投资一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人召集商股，并争取政府划拨了一些官款，在省城长沙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
黄自元也是湖南著名乡绅，时年59岁，同治年间的榜眼，曾任翰林院编修、顺天乡试、江南乡试主考官，宁夏知府等。甲午战争时，在吴大澂幕府随军参赞。及兵败牛庄，黄自元逃归。从此居住长沙，不再有兴趣于官场，开始在湘水校经堂及成德书院主讲，且像王先谦一样，热心地方公益，热衷于实业，为湖南近代新式工业创办的热心人。
至于这位陈文玮，那也是湖南近代实业界的重要人物，稍后创办有湖南电灯公司，是湖南重要的民族实业家，长时期主持湖南商务总会。
就企业性质而言，由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拥有官款，因而其性质为官督商办，由王先谦始终负责经营。只是文人经商，经验不足，管理不善。公司在成立之初，大约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想介入，且一厢情愿地觉得什么都能够赚钱。公司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有锅炉、有刨床，有车床，计划利用外国技术，自己生产电灯。1897年，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又在湖南巡抚衙门东面修建一个规模并不算大的发电厂，开灯400多盏，是长沙也是湖南省内最早的电力工业，长沙夜晚有了电灯照明自此时始。
文人经商，总是赔得多，赚得少。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前后经营三年时间，折损颇多。王先谦等人觉得有点办不下去了，遂于1899年交给省政府官办。不过，这时已在戊戌新政结束后，陈宝箴因推荐刘光第、杨锐，以“招引奸邪”的罪名罢官革职之后了。省政府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很快就让它结束业务，关门清盘。
宝善成的经营可能是不成功的，但是由于宝善成使用了官款，具有政府背景，因而一些参与创办的人在心中始终有点不安。特别是他们为了扩大业务，扩大规模，于1896年冬向省政府请求三万两资助，陈宝箴欣然表示同意，予以支持，但陈宝箴在请示报告上一句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批示，却无形中加剧了他们的不安。
陈宝箴对于各位前政府要员热爱家乡热心公益表示支持，对于他们转变思想观念，从事传统士大夫不齿的经济活动深表钦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陈宝箴又在这个批示中加上这样两句话：“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
这两句话说得当然不错，大公到了极点当然就是大私；义，如果能够坚守最后，并不会在利上吃亏。这两句话说的是绝对真理。只是在这些热心公益的前政府要员们看来，这多少有点侮辱了他们的真诚，玷污了他们的清誉。所以他们尽管拿到了政府的资助，心里总是有点不高兴，总是有点不是滋味，觉得还没有办事就受到申饬，未免有点委屈，有点不爽。所以他们在此后就尽量不用官款，甚至不想让宝善成继续官督商办的身份，政府仅仅出点钱，就可以吆三喝四，指手画脚。
其实，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参与者本身说，像蒋德钧就觉得公司用官款确实有点不妥，有点利用职权利用影响谋取私利的嫌疑，这显然不太合乎他们从事实业的初衷，不合乎创办企业的既定宗旨。
蒋德钧为湖南湘乡人，1882年出任四川龙安知府，任职11年，清廉勤敏，革弊兴利，劝农桑，修水利，惩贪官，办教育，政声卓著，深受龙安百姓爱戴。1893年丁忧返回故里，两年后陈宝箴就任湘抚，力邀蒋德钧出山辅助，参与了陈宝箴主导的一系列新政，诸如省内轮船通航、鄂湘善后轮船局的成立、湖南省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粤汉铁路改道等许多事情上，蒋德钧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蒋德钧参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大约代表着政府方面，负责公司中政府投入部分的保值和增值，所以他才会说出公司谋求官款，总给人一种几近谋利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