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考虑，蒋德钧于1896年冬动议创办一个时务学堂，既是响应朝廷号召，又能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收益转化为社会公益，化解使用公款而给各位创办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根据蒋德钧的建议，这个时务学堂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下属机构，由公司出资，公司管理，计划招收二三十名学生，常驻学堂研讨制造等工艺，兼讲中西学问，并随时能够进入公司下属工厂或工地，边学边做，学做结合，以便为公司培养一批有用人才，其实也顺带着为湖南新政积累一些人才和经验，以公司收益反馈社会。
时务学堂的建议和规划与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于是陈宝箴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任命蒋德钧、王先谦、熊希龄、张祖同、陈程初等九人为学堂董事，任命熊希龄为学堂提调，并下令从湖南省矿务赢利中每年划拨3000两作为学堂常年经费。
熊希龄为湖南凤凰人，生于1870年，时年仅26岁。只是熊希龄天资聪明，年仅14岁就中了秀才，有神童之誉。1894年24岁时成进士。此时正是甲午战争的关口，青年人的热情与冲动，使熊希龄觉得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到了，他计划立即投笔从戎，追随新湘军领袖吴大澂奔赴前线，不料这个热情被两江总督刘坤一生生浇灭。
甲午战后，熊希龄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张之洞能够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促动朝廷变法维新。稍后，张之洞任命熊希龄为两湖营务处总办。但他并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呆多久，就被家乡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所吸引。他建议湘抚陈宝箴在兴利、致富两大主题外，不要忘了强军，只有强军，才是中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的关键，也是新湘军重建的基础。
熊希龄的建议赢得了陈宝箴的激赏。在陈宝箴诚意邀请下，熊希龄1896年秋返回故乡效力，成为陈宝箴新政的重要人物，负责筹建湖南枪械厂，也是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创办时期的重要角色，所以当时务学堂的建议转化为政治实践时，这位少年英才、年轻的翰林院学士，便众望所归，成了湖南时务学堂的提调，也就是校长。
在时务学堂的最初阶段，熊希龄还有许多政务要处理，学堂的事务，主要还是由王先谦等几位湖南大佬负责。这几位大佬或为前军政要员，或为饱学之士、乡绅领袖。由他们出名倡导新教育，自然事半功倍。
张祖同字雨珊，长沙人，1862年成举人，为晚清著名的湖湘词人，也是当时湖南比较著名的乡绅领袖，曾与王先谦一起于1895年参与创办过一个火柴厂，因此也算是湖南此时文人经商的代表和维新人士。
在陈宝箴任命的时务学堂九位董事中，还有陈程初，那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陈程初字海鹏，长沙人，原为湘军提督，“威镇湖湘五十年”，晚得悠闲，解甲归田，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的新河开设养鸭场，引进宁乡灰汤鸭种，精心饲养，鸭大个肥，新河鸭遂盛名一时。后来，新河鸭卖给徐长兴烤鸭店加工成烤鸭出售，该店制作的“一鸭四吃”最负盛誉，故而有“欲吃新河鸭，先交陈海鹏”的谚语。陈程初也是湖南著名乡绅，与王闿运等大名士感情深厚，所以王闿运在陈程初远行后，有联语“每陪禊饮重三节，而今寂寞，秋月空悬碧浪亭”句。这个碧浪亭，据说就是陈程初在开福寺后寮修建的园亭，由陈程初邀集王闿运、郭嵩焘等长沙诗友在那里吟诗赏月，揽碧浪湖之胜景。
显而易见，湖南时务学堂的创办者除了熊希龄为年轻干部外，其余均为当地名流、前政府要员、军政领袖。这个学校自然不同寻常，自然受到湖南各界不一样的重视。
湘抚陈宝箴的支持使时务学堂从规划进入实践，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只是陈宝箴的批准与修改几乎彻底改变了创办人蒋德钧、王先谦等人最初规范的学堂性质。这个时务学堂不再仅仅是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的下属机构，更不是这个公司的技术学校，而是省政府行政序列中的一个机构，享有朝廷规划中的武备学堂等官办新式学堂的同等待遇。
谁是湖南新政的终结者
湖南时务学堂收归政府主办和经营，纳入了体制，无疑提高了学堂的规格。时务学堂的前景自然格外看好。
在时务学堂开始阶段，熊希龄因有他事，并没有介入实际的筹办工作，具体事务大致有王先谦、蒋德钧、张祖同、陈程初等几个人负责。蒋德钧、陈程初参加过前期筹备的几次会议，稍后又因其他事务缠身而没有精力顾及，只有王先谦、张祖同始终在一起主持其事，前后加在一起有一年稍多。
万事开头难。时务学堂成立之初，同样具有资金方面的困难。王先谦等人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湖南盐税进行调整，加价二文，每百斤补收二分，以此作为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及学堂创办经费之一部分。这是最早期的情况。
这份写给刘坤一的文件原本准备由前往上海公干的蒋德钧当面呈递，不料在文件运行途中不知什么原因，据说被熊希龄作了一个原则修改，将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从报告中剔除，报告专以时务学堂为言。于是，待刘坤一批准这一方案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各位主管就此发生了分裂。蒋德钧飘然入都，不再回湘。而熊希龄则以避免责成不专、互相推诿之敝为由，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由熊希龄独任时务学堂事宜。这大概就是时务学堂从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分离出来并成为省政府下属机构的重要背景之一。
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后，遂邀请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而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刚到长沙就职。黄遵宪与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一大批维新志士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在接受邀请的同时，也竭诚向熊希龄，以及陈宝箴、江标推荐梁启超。梁启超出任中文总教习，以梁启超如日中天的影响带动湖南时务学堂的发展，并举荐《时务报》翻译李维格为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
李维格生于1855年，江苏吴县人。自幼在上海一所外国人主办的学校里读书，后留学日本和美国。甲午战后，李维格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一起鼓吹维新变法，名扬一时，并加入时务报馆，负责英文和法文的翻译。李维格后来参与汉阳铁厂、大冶铁厂、扬子机器制造厂等近代钢铁工业企业的创办或筹建，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钢铁专家、冶金界的先驱。
对于湖南，梁启超很早就有兴趣，大约因其是广东人，广东北上的第一站就是湖南，所以当北京强学会遇到麻烦后，梁启超的第一反应不是前往上海，而是前往湖南开辟一个新天地。他以为，湖南居天下之中，有着悠长的历史文化传统，民风淳朴，士气最盛也最可用，特别是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与具有新思想的学政江标联手，使湖南的面貌一新，湖南在将来或许可以有一番作为，能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份地方经验。这是梁启超乐于前往湖南的心理文化因素。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一行风尘仆仆来到长沙，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开始了新生活和人生经历中的一个新阶段。
当梁启超一行抵达长沙时，时务学堂的筹备工作大致结束，常年经费已经落实，图书仪器也正在购置，办学的各种手续都已齐备。万事俱备，只待招生。
为招生，湖南巡抚陈宝箴专门发了一个告示，就时务学堂创办原委、创办宗旨、办学计划、生员出路等作了解释，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时务学堂在最初阶段准备招收120人，生源均由省内各府厅州县学官士绅查报，将相关情况汇编成册以备考察。
陈宝箴说，正式的校舍已有规划，只是建造尚需一定的时间，为了早一日开学，早一日收效，现在只好先借用一处地方开学。所以，第一批招收60人，另外60人的名额，待校舍建筑略有头绪时再由各府厅州县甄录选送。
至于学堂教学内容，陈宝箴介绍说，现在的中国必须向东西洋各国学习，而东西洋各国的文化在过去若干年都有很大进步，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东西洋各国的文化越来越细致和精微。当然中国向东西洋各国学习，只是学习其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向人家学习，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从整体上较人家落后。中国人依然必须坚定自己的文明立场，相信中国文明遇到的只是暂时的困难，是中国文明中的不足，并不是中国文明的整体落后。中体西用是中国未来发展坚定不移的原则，这是学堂同样需要坚守的坚持的。
在学习方法和目标设计上，陈宝箴认为，学堂教育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学堂学员入学三四年后，要建立比较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同时还必须对东西洋各国的科学技术能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
至于学员出路，陈宝箴强调，时务学堂是省政府的下属机构，学员既被招收进来，本质上就是政府的雇员了。但是学生必须在学堂里好好学习，毕业时，通过一定的考试，评出等级，由政府选拔数十名优等学生，由政府提供经费，或前往京师大学堂就某门专业继续深造，考取文凭，然后分派工作；或由政府公费送往国外留学，学生可以选择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专业。待学生学成归来，省政府再按照各人情况选拔使用。至于那些依然愿意由科举正途出身谋取职业者，陈宝箴答应依然可以考虑，也就是学员先在学堂学习，然后作为生监一体乡试，通过之后一样可以获取功名。这个变通举措在科举制度仅仅开始松动而并没有真正废除的条件下，应该说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
陈宝箴的招考告示发布后，省内各府厅州县都有很大反响，投考者络绎不绝，至当年9月24日开考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就有4000人之多。经过比较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原计划第一批录取60名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湖南时务学堂似乎坚持了宁缺毋滥的原则。
时务学堂的招考事宜，梁启超并没有参加，那时他在上海，但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之间的信件往来非常多。他们在信件中就学堂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选配等问题反复磋商，梁启超也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以及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建议。
梁启超认为，学堂教学必须由总教习负全责，各科分教习必须由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之间容易发生分歧。或者因为双方理念上的差异，往往影响教学质量。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两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办法进行传授。梁启超发自内心认为，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二年时间，那么就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多培养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梁启超不似陈宝箴等人那样谨慎，而是主张尽量多地招生，因为在他的概念中，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二百人所花费的精力其实相差不大，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不必保守、不必谨慎，而应该多多益善，为青年提供深造的机会，为地方多培养有用之才。
根据这些理念，梁启超还在上海时，就为湖南时务学堂制定了详细章程。这个章程依据康有为在长兴里和万木草堂的经验，参照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现代教育的理念相互补充相互订正，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等十个方面作为学堂师生的行为规则，再现宋明儒家学者内圣外王的讲学精神和讲学风范，强调个人修养是特别重要的内圣功夫，然后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的新人才。
在知识技术层面，梁启超强调时务学堂的关键就是“时务”二字，就是要向东西洋学习，向西方学习。即便在经世的层面，梁启超也不认为传统中国的学问是现代社会所急需的东西，而是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精义的同时，证以近代西方公理公法，以求治天下之道之理。换言之，梁启超心目中的时务学堂不再是传统书院专究身心义理的讲坛，更不是科举考试的补习班，而是东西洋新知识新文化的研讨基地。
基于这样的考虑，梁启超对时务学堂的课程也有比较独特的设计。学堂的课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生员都必须研修的“博通学”，其中包括儒家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历史地理以及比较浅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等。这门课所用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荀子》《管子》等先秦诸子读本。其教学方法，主要由老师指导学生反复研读这些经典，仔细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如《孟子》中的民权思想等，然后指导学生用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研究，在现实层面弄清中国要发展要富强必须走的道路。
按照梁启超的设计，博通学要大约半年时间，然后根据学生各人的兴致、特长、兴趣，选择不同的专门学。专门学大致有公法、掌故、格致及算学等。学生在学习这些专门学的时候，仍应抽时间研读博通学中的一些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