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在《上海时务昌言报馆告白》中对《时务报》创刊细节的表述确有漏洞，尤其是刻意表示只有自己才是《时务报》的创办人，而梁启超只是他聘请来的伙计、聘请来的主笔。这个表述显然是不对的，于是梁启超的反击也就从这里开始，抓住这句话进行发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梁启超在8月11日发表的《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中强调，他梁启超不仅是《时务报》最重要的主笔，为《时务报》的兴盛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是《时务报》的创办人之一，与汪康年享有同等权利，并不存在谁聘用谁的问题。
而且，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揭示《时务报》创刊的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当时充分利用了上海强学会余款。而说到上海强学会，就不能不说到康有为的贡献，没有康有为，就没有上海强学会，就不存在这笔强学会余款。所以，要谈《时务报》的创办，就不能无视康有为的存在，不能湮没康有为的“旧迹”。至于《时务报》后来出现巨大亏空，梁启超咬定就是汪康年经营不善，只是汪康年个人的责任。
梁启超的表白为他的老师康有为挽回了不少面子，汪康年在稍后发表的《书创办时务报源委记后》一文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那篇告白有不实之处，承认自己当时既不准备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繁，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以免给外界留下同仁自残的印象，更不想述说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以使同仁寒心。维新事业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朋友一起努力，大家通力合作，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更应该恶相避而好相授。
汪康年这番表白，虽然有承认梁启超指责为事实的意思，但其宽容姿态使其在道义上又比梁启超咄咄逼人的文辞更赢得了舆论同情。
当梁启超与汪康年进行口水战的同时，康有为继续在政治层面对汪康年施加压力，从经济层面争取朝廷更多支持，他似乎准备将官报局作为一桩商业买卖进行运作，甚至有意以此为契机退出政治舞台。
9月1日，康有为按照新的议事程序向孙家鼐汇报筹办官报局的进展，其主旨主要放在办报经费等方面。康有为希望孙家鼐高抬贵手，帮忙从政府行政经费中划拨一些。康有为的要求是，拟比照官书局成例每月常费拨款1000金；另划拨6000两作为开办经费。官书局的经费标准就是你孙家鼐拟就的，那么就让官报局参照这个执行吧。
康有为还希望孙家鼐能够参照《时务报》过去在两湖、两江地区的成例，由总督府发文，公费订阅。他的理由是，官报既发明国是民隐，那就成了各级官员的必读文件，各省群僚皆应阅看，以开风气。且教案既繁，交涉日多，官欲通外国之故，尤以阅报为要。所以康有为建议孙家鼐请旨饬下直省督抚，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衙门一律阅看。假如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可以想象，这绝对是一个不得了的大数字，官报局绝对成了一个难得的肥缺，绝对是一桩极具商业价值的生意。
在康有为内心深处，他这样要价，或许有难为孙家鼐的意思。不料，孙家鼐的政治精明远胜于康有为，他不仅没有回绝康有为的请求，而且如数如实将康有为所要求的数字与办法上报给了朝廷，并表示他个人认为康有为所提这些要求比较实事求是，也是官报局创办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的资助和补助。他建议朝廷如数照发，以便官书局的筹办早日开始。很显然，孙家鼐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将康有为赶出北京，经济上区区数千两，在他眼里从来都不算是大数字。
孙家鼐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朝廷批准，朝廷同意参照所请，以为久远之计，参照梁启超筹办官书局成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1000两，并另拨开办经费6000两，以资布置。至于各省官民怎样订阅，朝廷决定还是应该给予适当协助，责成各省督抚统计全省文武衙门、书院学堂等机构所需数目，一并报送官报局。然后由官报局按期照数分送。其书款也按照湖北成案，筹款垫解。朝廷没有像孙家鼐、张之洞等人那样有难为康有为的意思，而是像先前帮助梁启超创办译书局一样，尽量给予优惠和帮助。按理说，康有为应该前往上海积极筹办了。
不过，康有为依然不愿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当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遇到汪康年抵制时，康有为曾建议孙家鼐在京师另行重组官报局，但孙家鼐秉承相当一部分同僚的意思，一定要借此机会将康有为排挤出北京，坚决拒绝了康有为在北京另组官报局的建议，重申康有为必须离开京师，前往上海。孙家鼐甚至不惜通过一些手段，利用朝廷施加压力。9月17日，朝廷明发御旨，严厉责成工部主事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不得借故迁延观望。
康有为接到这份谕旨后，似乎确曾准备前往上海。可惜政变将发，康有为前往上海不再是接办官报局，而是流亡途中的一站而已。
至于黄遵宪，他于8月22日奉旨道经上海查明《时务报》之争的原委。但他因故直到9月15日方才抵达。在他还没有达到时，汪康年就于8月30日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上黄钦使呈稿》，先声夺人，为其将《时务报》改《昌言报》的行为进行辩解，强调《时务报》确实为众人集资合办，为典型的商办性质。朝廷谕旨命令康有为督办，并划拨开办费6000两，但是谕旨中并未要求将《时务报》移交给康有为，故而他汪康年也不敢擅自做主，将《时务报》拱手相让，因为他毕竟只是合办众人中的一员，无权这样做。
汪康年还说，朝廷鼓励民间资本广开报馆以开风气，《时务报》的报名既然遵旨改为官办，那么，原《时务报》创办者只好用余款续办《昌言报》，以此上副圣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诸人集资委托之重任。这大概并没有什么错。
其实，汪康年不必向黄遵宪详细汇报，作为《时务报》创办人之一，黄遵宪对于内幕比谁都清楚，至于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结怨，黄遵宪当然都明白。他现在只是奉旨弄出一个调查报告，弄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处理方案而已。然而，这个机会并没有留给黄遵宪，待他到达上海时，北京政局大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时务官报》停办。关于《时务报》争夺战也就不了了之。
《时务报》改官报是戊戌年间维新阵营中的一次内讧，对维新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康有为、梁启超由此损失极大，他们的信用不仅在政治高层急剧下降，即便在一般士大夫阶层也没有留下多好的印象，南北知识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大都瞧不起康有为的为人。
同情维新、支持改革的士大夫，对这场“同气之残”的利益争夺战深表惋惜，认为康有为仰仗权势夺取《时务报》控制权，充分暴露了他残忍的一面和中山狼性格。而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口水战并没有胜利者，他们同室操戈只是在消解那些有限的维新力量。通过这场笔战，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一般社会舆论中不再如过去那样受到尊重和信仰。更重要的是同室操戈的恶劣影响使维新阵营急剧分化，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读书人虽然继续主张改革，主张维新，但已开始与康有为、梁启超疏远，不再视康有为、梁启超为维新领袖。这是康有为的滑铁卢，也是其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湖南新政：中国新希望
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之所以失去对《时务报》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时务报》发展最关键时期不在现场。黄遵宪始终是以体制内开明官僚的形象活动于体制外维新阵营，而二十几岁的梁启超年轻多欲，什么事情都想尝试，什么事情大约都很难坚持。这山看着那山高，总希望下一个事业才是自己的最爱。因此一旦有新的机会，梁启超就不再满足于舆论界骄子的美誉，不再满足于写字生涯。湖南的朋友一招手，梁启超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时务报》，这就是他们以创刊元老的身份却逐渐失去《时务报》控制权的背景。
然而在湖南，梁启超的老毛病并没有改掉，他原本期望在那里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可是干着干着就觉得意思不大，他的老师在北京一挥手，梁启超立即义无反顾放弃在湖南的维新事业，转战京城。不过，在湖南的经历深刻制约着梁启超，那段不平凡的日子也是引发1898年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因素。
湖南是中国内陆地区最具个性的最有特色的一个省份。其文化传统来自历史悠久的楚文化，向以关心国事、忧国忧民为职志。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政治预言，在在显示了楚文化对政治的关爱与关注。楚文化诞生了屈原，成长出贾谊，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怀，在历史上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到了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在儒家思想传统上推陈出新，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新儒学，被视为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其《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等，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对此后数百年中国学术发展影响至巨，开启湖湘文化历史长河。
至南宋，大学者胡安国及其子胡宏至湘潭创建壁泉书院，至衡山创办文定书院，后来又有朱熹、张栻在长沙创建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湖湘学派大致成型，引领中南。
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人生，既注意终极关怀诸如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更注意现实生活中功利主义原则，关注国家、民族、区域的兴盛与发达。
到了近代，大约是因为五口通商严重改变了湖南人的生存环境，原先依赖区位优势利用与广东比邻，几乎独占广州一口贸易的优势迅速衰落，湖南逐渐由先前引领时代潮流，转而趋于保守，趋于守旧。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洪秀全等人据两广发动反清起义，实际上是对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时代思潮的另一面，是对工业化、近代化的一种恐惧、一种抵制。这个思潮迎合了湖南人的心情，所以太平军数次出入湖南，均得到湖南民众的欢迎和有力支援。直至1852年清廷任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先后组成湘军、楚勇，充当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从此之后，湖南新旧两派相互激荡、相互冲突，成为近代中国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相互斗争最激烈的省份。
然而不管怎么说，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为湖南人赢得了荣誉和权势。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居于重要地位，湖南绅权势力高度发展，地方自治的呼声与尝试几乎一直不断，守旧与开新，创制与守成，湖南人在那几十年几乎是争议不断，尝试不断。湖南也因此错过同光新政那几十年大发展的机会，在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竟然默默无闻，不动声响。湖南人的领袖曾国藩因此成了圣人、忠臣和清廷高度信任仰赖的文正公，而湖南却因此错过了历史机遇。
曾国藩之后，李鸿章的淮军随之崛起，皖籍军人与政客一度在中央政权中取代湘籍军人与政客成为主导性力量。所谓中国在甲午战争前期失败，并不是整个中国军队的失败，更不是整个中国失败，实际上只是淮系军阀与政客的失败。所以在淮系军队一败朝鲜，再败辽东之后，清政府并没有彻底失望，而是企图重温同治中兴名臣名将的旧梦，选派湘军将领领命出征，挽回败局。
此时，湖南巡抚是吴大澂。吴大澂是和平时代的文职将领，善诗文，精金石，也主持过一些大工程，尤其是对于治理黄河，经验老到，成效显著。但是说到打仗，那就是纸上谈兵。这是持久和平之后文职将领普遍需要克服的问题。
淮军在朝鲜一败涂地，清政府有意重建湘军当年横扫太平军的辉煌，而湖南巡抚吴大澂出于激情，出于使命，也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清廷遂命湘军将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招募兵勇，开赴前线，并令吴大澂相机领兵北上。
有了朝廷的命令，吴大瀓在省内开设“求贤馆”，延揽人才。湖南士大夫官僚阶层群情激昂，以为重振湘军辉煌终于到来，他们认为日本不过就是东邻小国的太平军，登陆作战特别是深入中国本土作战，估计其本领不过与太平军不相上下，打败日军虽不能说犹如探囊取物，但绝对不需要曾文正公当年打败太平军那样长的时间，更不会遇到那样的困难与危险。
然而，湘军的辉煌毕竟只是昔日的余晖，曾国藩的机遇与伟大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复制，今日的日本更不是昔日的太平军，而吴大瀓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实际上只是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
1895年1月14日，清廷以盖平失守，命刘坤一即赴山海关驻扎，并命吴大澂率魏光焘、刘树元、吴元恺等新老湘军二十多营雄赳赳气昂昂出关作战。正当吴大澂准备集中兵力，会攻海城之际，日本军队利用清军弱点，采取佯攻辽阳，实取牛庄声东击西战术，于3月3日用两个师团进犯牛庄。吴大澂未能识破日军战术，置牛庄于不顾，全力围攻海城。牛庄防务空虚，致使日军一日内攻陷牛庄，湘军魏光焘、李光久部伤亡惨重，提督谭桂林、邓敬财，总兵余福章阵亡，吴大澂只得匆匆由田庄台奔往石山站，沿途溃勇络绎，其势已成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