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堂的人事布局问题上，康、梁主导的大学堂章程明显侵犯了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利益，无论梁启超在康有为指使下怎样向孙表白，孙似乎都很难原谅康有为的猖狂，都不可能与康有为和好如初，孙家鼐在大学堂章程事件之后弹劾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反映，而此次的反制更说明孙家鼐从内心已对康有为彻底失望，他似乎不愿意再见到康有为，至少不再愿意以目前双方的身份再见面。
而且，从当时情况看，孙家鼐找准机会打压康有为也不是个人恩怨的孤立事件。事实上孙的做法在中央层面也有许多支持者和叫好者，他们出于对康有为的厌恶，借助于孙家鼐之手去铲除这个政治场上的“另类”，这可能也是孙家鼐反制建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康有为在朝廷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后确实一度格外猖狂，他似乎以为清政府的政治权力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未来的政治发展都会按照他的规划进行。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康有为正如其弟康广仁所说，不知收敛，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树敌太多而又不自知，积怨甚深而又自以为是。其实，在康有为周边，你说是守旧势力也好，你说是利益集团也罢，总而言之，一个庞大的反对康有为的力量正在集结，他们普遍讨厌康有为依仗权势，四面出击，大包大揽，以小小工部主事的身份破坏官场潜规则，不断与那些重臣、权臣发生冲突。那么不管你康有为有多大能力与抱负，也不管你政治上是怎样正确无误，官场上的游戏规则都是希望你出局，而且你注定要出局。所以，不迟于7月初，也就是康有为自嘲的如朱熹之“立朝四十余日”的光景，康有为在北京官场上的处境实际上已相当困难，只是他个人尚不自觉而已，这实在是一个当局者迷的悲剧。
从政治格局看，康有为此时并不是单个的个人，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势力，是维新阵营，所以康有为个人处境恶化，就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严重动摇了维新阵营的信心。先前比较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军机大臣廖寿恒在同僚及舆论压力下，开始动摇。官场上、士大夫中不断有人说他是康有为的小秘书，甚至说他不过是康有为门下一条狗，这不能不使廖寿恒感到难堪，有损威严，有失体面。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廖寿恒也不愿像过去那样与康有为继续来往，哪怕他确实发自内心赞同康有为的主张。更有甚者，为了洗刷自己，像廖寿恒过去这些比较密切的朋友，完全有可能在许多场合贬损、诋毁康有为，以此换取别人的信任。在这种微妙心情支配下，廖寿恒建议朝廷将《时务报》收归官办的事情交给管学大臣孙家鼐处理，并建议由康有为找孙家鼐协商，大约都有协助孙家鼐反制康有为的用意，当然对他个人来说，只是自我保护。
廖寿恒的建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同僚的共同看法，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促使孙家鼐敢于反制康有为，坦然提出任命康有为去筹办官报，以调虎离山之计将康有为驱逐出去。
孙家鼐的用意已经非常明显，康有为如果将计就计，由此借坡下驴，离开京城、南下上海，或许真能开出一片新天地，后来的历史必将改写。康有为阵营中的清醒之士如其弟康广仁已看到了这一点，他竭力劝说康有为不要争一时意气，以为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真正同情他们的皇上大约真的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继续赖在北京毫无意义，徒添烦恼，安能有成？不如借坡下驴，离开京师。
康广仁与梁启超等其他同门反复讨论过这件事，并试图以此影响康有为，日夜劝说康有为认清大势，强调自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皇上既无权，其他新政就只是一种理想，必不能举行。趁此机会，大家不如归去，找个地方，选择一批英才而育之，教以大道，三年必当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未晚也。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道理，康有为不是不知道。弟子们的劝说，也确实使他一度动摇、一度犹豫，确曾考虑辞去官报局差遣。只是议论到此处，梁启超心结又起，以为康有为不接管《时务报》，那么《时务报》必然继续留在汪康年手里。这是梁启超此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权衡利弊，康有为放弃辞职计划，同意接受督办官报局的差遣，他在内心深处设想，一旦朝中政局持续恶化，他们将借此以观进退，在政治上为自己留有回旋余地。
孙家鼐的反制确实使康有为陷入“陷人自陷”的困境，但在孙家鼐的建议中根本不提官报局经费问题也委实欺人太甚，为康有为的反击留有足够余地或契机。7月31日，康有为循例向朝廷呈递谢恩折，表示接受督办官报的委任，但同时提出比较苛刻的经济资助条件，以为现在既然将《时务报》改为官报，非拨款无以足经费而廓规模，非多译无以广见闻而资采择。查《时务报》开办两年，主要仰赖士大夫捐助，凡二万余金；并赖扩大发行，增加赢利乃足支销。现在改为官报了，自无捐助。按照管学大臣孙家鼐所拟官报局章程，《时务官报》未来主要凭借刊物销售，并规定官报定价每月1两。这显然是不知行情，不懂市场。《时务报》向来定价为每年4元，现在按照孙家鼐的规定，一下子提价四倍，让读者每年支出12两。这显然是不可行的馊主意。而且，从政治层面说，官报原为开风气而广见闻，只可继续采取公益性质，每年仍旧象征性地收费4元。如是一来，即便全国千数百州县全部订阅，全出报资，为数亦属甚微，不敷开销远甚。康有为表示：既无捐助，又无拨款，办理实难，无从措手。他建议朝廷慎重考虑经费问题，并提出依旧例用类似于公款订阅的方式加以通融，将皮球又一次踢到孙家鼐一边。
开办费及各项经费问题对军机大臣孙家鼐来说根本不构成问题，倒是康有为派人与上海汪康年方面的交接并不顺利。事实上，当康、梁挟政府之力欲强行接收《时务报》时，尤其是康有为草拟的奏折中提出将各地创办的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消息传出后，南北舆论界对康、梁的做法基本上都不以为然，都觉得康、梁的做法实在过分。即便相当同情康、梁的维新阵营中人物如张元济、叶瀚等人，他们对于康、梁的做法也无法苟同，对于《时务报》的未来深表忧虑。张元济于7月27日致信汪康年，表示他已知道朝廷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局，康有为及其门徒素来与汪兄不合不协，不知此事将如何发展。他劝汪康年早作打算，以免被动。7月29日，叶瀚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大发牢骚，以为康有为、梁启超如此办法，将《时务报》归官督办，简直就是同气之残，令人发指。
被动的汪康年在道义上赢得了无限同情，而凭借权势欺行霸市的康有为、梁启超则在维新阵营、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受到嘲弄、受到指责乃至不齿。
其实，从汪康年方面来说，他不仅对康有为、梁启超改《时务报》为官报的活动与用心了如指掌，而且对于《时务报》实际上也是一个烫手山芋，正欲放弃而不得机会，康、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正迎合了汪康年的内在心情，不过出于调侃，出于对康、梁的戏弄，汪康年不愿将《时务报》和平拱手相让，他想尽办法羞辱、刁难并收拾康、梁。
朝廷将宋伯鲁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批给孙家鼐处理的第二天（7月18日），汪大燮即从京城致函汪康年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称张謇等人对康、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建议汪大燮去找孙家鼐申诉商报改官报的条件与委屈，但汪大燮自认孙家鼐“无肩”，没有担当，如果将这一切都向孙家鼐说明，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汪大燮认为，既如此就不必再找孙家鼐说。说，未必不归官；不说，未遂归官，徒多痕迹。汪大燮建议汪康年做好放弃《时务报》的心理准备，并抓紧将《时务报》一切往来账目及档案清理出来，《时务报》即便此时不收归官办，康有为、梁启超将来也必然会与你为难，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所以，即便侥幸逃过这一劫，也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将《时务报》这个烫手山芋顺势推出抛掉。现在北京读书界纷纷传言，《时务报》越办越坏，不堪入目，与其勉强维持，不如归官为妙。由汪大燮这些心声，不难推测汪康年等人面对《时务报》改官报这一契机的微妙心情。
汪康年已对日趋没落的《时务报》不感兴趣，但由于有各方面的道义支持，使他觉得有必要与康、梁斗争一番以回报各方面支持。他在得知康有为有意接手《时务报》后，利用各方面管道从容布置，他先是建议张之洞出面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原则上接受了汪康年的这个建议，但对《时务杂志》的名称不太满意，他授意改“时务”为“昌言”，以符合上谕中“从实昌言”的涵义，并同意委派其幕中重要人物梁鼎芬出任《昌言报》总理，协助汪康年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空名留待康有为接收。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与授意，汪康年从容不迫地应对康梁系的紧逼，他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的门额及报头均改为“昌言”二字。8月7日起，汪康年在《申报》及天津《国闻报》连续刊登《上海时务昌言报馆告白》，声明自己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启超为主笔，现在尊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8月17日，《昌言报》在上海出版，由汪康年任总经理，聘请梁鼎芬为总董，章太炎主笔政。
汪康年的“运动力”本不减于康、梁，他的背后既有张之洞等大员的支持与同情，更得传媒界同业之多助，所以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仍旧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发行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个事实本身就已对康、梁构成了极大羞辱，而汪康年的声明更将改官报事件公开化，南北各报议论纷纷，大都赞同、同情汪康年，而贬损康有为、梁启超，康、梁体面大伤，威信扫地。
康有为是一个很要脸面的人，他在获知汪康年的活动及南北知识界的议论后，极为震怒，气急败坏，迅即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军政要员，指责汪康年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抗旨，严重违背了朝廷旨意，要求这些军政大员对汪康年施压，迫使他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等人根本不予理睬。更何况这一套完整计划正是张之洞一手策划出来的呢？张之洞为此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一份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有为办官报并不冲突，何得诬为抗旨？对于《昌言报》，岂有禁止之理？康有为所请禁止发行《昌言报》一事，碍难照办。这就是张之洞的答复，不过，张之洞决不会给康有为回电，大约他从骨子里已经看不起康有为，不管你怎样受到皇上的信任和重用。
孙家鼐原本就对康有为非常反感，而排挤康有为出京的主意也正是他所出的，所以他得到张之洞的电报后一点都不吃惊，他甚至非常高兴地复电张之洞，表示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止《昌言报》出版发行的任何意思。所谓禁止《昌言报》出版发行的消息，都是康有为故意散布的，大家都不必在意，不必计较。孙家鼐显然有意让康有为更尴尬、更难堪。
在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到康有为要求封禁《昌言报》及勒令汪康年交出《时务报》的电文后，立即批转上海道蔡钧。蔡钧很快找到汪康年，将康有为原电抄交，而汪康年早已做好布置和准备，他向蔡钧详细介绍了《时务报》创办原委及其与康、梁之间冲突始末。蔡钧对汪康年处境深表同情，他在道义上很快站到汪康年一边，遂将汪康年所有为难情形向刘坤一作了详细汇报。刘坤一据此上奏朝廷，详述《时务报》创办始末，及康有为、梁启超与汪康年交恶过程。
刘坤一的详细报告终于第一次揭穿《时务报》事件真相，朝廷由此感到事情的复杂性并不像康有为先前所说的那样简单。8月22日，上谕要求尽快查明《时务报》是否创自汪康年，现在应如何交收等？并命钦差大臣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迅速电奏，不要因各方面意见彼此争执，相持不下，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
黄遵宪为《时务报》历次纠纷中的当事人，由他出面查明《时务报》纠纷的原委显然是不合适的。事实上，当康有为请求张之洞、刘坤一等协助向汪康年施压时，黄遵宪就联络吴德、邹代钧、梁启超对汪康年进行反击。7月29日，他们联名在天津《国闻报》发表声明，强调《时务报》是他们四人联合汪康年共五人一起创办的，并非如汪康年所说是他一人创办而延请梁启超为主笔。
黄遵宪、吴德、邹代钧、梁启超等人联合声明当然更接近历史真相。只是梁启超不应该得理不让人，紧接着乘胜追击，利用话语强势，在南北各报进行了一场“同气之残”的“告白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