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经济方面，按照黄遵宪的最初设想，新刊物的创办只是一项维新事业，之所以邀请各地朋友认捐而不是作为股份进行投资，也是强调此项事业为“众人之事”，非“一人之事”。基于这种考虑，黄遵宪在新刊物的筹备过程中曾向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强调，新创办的这份杂志的管理体制借鉴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办法，实行议政与行政分离，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和制度。
办报的基本方针定下来之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于是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创刊公启2000张分送各处同志。这份公启共有30条，为梁启超起草，黄遵宪改定，比较系统反映了《时务报》的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的方法与方式，是《时务报》后来发展过程中一件重要法规和办事依据。其中办事条规第九条规定，《时务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显然，《时务报》创办同仁接受了黄遵宪的制度设计。只是由于创办时间仓促，他们并没有就这一动议详加讨论，更没有考虑立即实行，这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一颗种子。
创办《时务报》的动议获得了各地同志的积极回应，湖南邹代钧在黄遵宪首认1000元后，也认捐500元。紧接着，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经湖南巡抚陈宝箴同意，湖南矿务局也捐助了400元，要求不要登报，不要致谢。张之洞在这种情势下，也终于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这笔钱于6月13日由经元善派人送去，唯张之洞不愿就此出名，所以在《时务报》第三册公布各地捐款情况时，标明为汪康年、梁启超等人集资款。
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第一册在上海问世。根据《时务报》第三册公布的工作人员名单，《时务报》总理汪康年，撰述梁启超，另有英、法、日文翻译若干及具体办事人员等，黄遵宪、邹代钧、吴德等人可能因为其官方背景，并没有归入报馆工作人员中。
这份后来影响巨大的《时务报》为旬刊，每月初一、十一、廿一日出版。第一册的主要栏目有“论说”、“谕旨”、“奏折录要”以及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这些栏目后来也有局部调整，但大体上维持了保持了第一册的栏目和风格。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也是当时之所以风靡一时、成就梁启超大名的还是“论说”栏。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论说栏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常带感情的文章。
在《时务报》第一册，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连载的《变法通议》自序。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发刊宣言，主要列举西方近代国家报纸发达与政治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期待中国社会报纸亦能够发达，营造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关系，重构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长文共有13节，除《自序》外，分别为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从这些标题不难看出，梁启超这篇文章对于变法维新运动所可能涉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他的观点虽然并不一定为当时所接受，但对于冲破旧思想禁锢、新思想传播，还是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发行后，在国内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北京方面在官场或半官场的朋友如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瑞、王鹏运等对第一册编排及内容都很满意，但同时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诸人要谨慎从事，不要有意去触犯朝廷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要有帮助政府之心，不能有与政府为敌，更不能存持续批评政府的念想，以免出征未捷身先死，重蹈京沪强学会覆辙。汪大燮等人的这些告诫，是中国官僚士大夫自我保护、屡试不爽的法宝。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奋，湖南巡抚陈宝箴公子陈三立通过《时务报》第一期的编排和文字，发现梁启超真的是“旷世奇才”，坚信《时务报》如果能够持续办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
《时务报》获得各方面欢迎，销量也随之提升。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他在长沙收到的100份《时务报》第一册已销售完毕，现在向他索要《时务报》的还有很多，据他估计，《时务报》在湖南一省销售200份应该不成问题。他叮嘱汪康年尽快补寄。
邹代钧的估计还是保守了些，事实上，仅仅到了11月，邹代钧一人在湖南就销售了400份。到了第二年底，上升至700份，这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称赞《时务报》令人耳目一新，至美至美，表示愿意帮助扩大《时务报》在湖北的发行。张之洞的幕僚叶瀚也致函汪康年，称赞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赞美《时务报》灿烂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贡献卓越。梁启超下笔，有如排山倒海，在美的阅读中有举大事、动大众的文字魅力。吴樵在收到《时务报》第一册后，急读之下，狂舞万状，以为梁启超的文字和思想，不仅使人有一种阅读享受，更重要的是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使沉睡的中国人死灰复炽，开始觉醒，开始幻想，开始重新起步。
总而言之，《时务报》的出版发行，在神州大地引起极大反响，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达万余份，为近代中国有报馆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应该是《时务报》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第一册之后，梁启超除了连载他那篇具有变法纲领意义的《变法通议》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戒缠足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都对近代中国人发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梁启超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以西方近代政治理论为依据，分析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是政治体制不如人，中国自秦王朝以来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密，皇帝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不惜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便是举国上下了无声息，人人自畏。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最典型的表现。而西方近代则不然，近代西方鉴于中世纪黑暗，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取决于公论，人人有爱国之心。
对照西方，反观中国，梁启超强调，现在的中国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逐步过渡，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也是“我大清”化解政治困境的唯一办法。梁启超依据其师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传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政治制度演变规律，强调中国政治体制从君主专制走向民权政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梁启超的言论给沉闷的中国注入一股清新的风，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变法、主导舆论等方面起到了莫大作用，梁启超因此而暴得大名，《时务报》也因此而畅销。根据梁启超、汪康年的朋友张元济记载，其乡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梁启超其文且慕之，且赞之。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字具有多么大的魔力和震慑力。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承认，当《时务报》盛行时，梁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启超。有人称梁启超为旷世奇才，是当代贾谊。就连对康有为颇为反感的张之洞，在读过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的文字后，致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无偿捐助《时务报》500元，以表示自己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张之洞利用权限，公开表彰《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因而下令湖北全省公费订阅。这对《时务报》的发行推广意义重大。
除了梁启超的文字魔力、汪康年的经营，以及与各方面不断疏通、不断交流，特别黄遵宪在官场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也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的推广以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创办的最初日子里，报馆一切事务，黄遵宪无不与闻，其捐款之独多也如彼，其开办之出力也如此。
良好的开头使《时务报》成功了一大半。在《时务报》度过创刊期的忙乱，逐步进入正轨后，约两个月后，黄遵宪奉调离沪北上。随后，报馆的日常事务由汪康年打理，但在重大或重要决策方面，汪康年充分尊重黄遵宪，均向其请教、请示，黄遵宪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介入决策，并利用自己在官场的人脉，为《时务报》寻找机会，寻找资源。
《时务报》创刊期的黄金组合为其昌盛提供了基本保障，黄遵宪的招牌以及在政治上把握方向，疏通各个方面；梁启超集中精力主持笔政，精心作文；汪康年兢兢业业，精心料理，小心经营。这都是《时务报》走向成功的因素，是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
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是真诚的，作为清政府当时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甲午战后确实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变法维新重新振作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怀疑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以及对梁启超赏识的真诚性。但是，张之洞的身份毕竟不同于汪康年、梁启超，他对《时务报》的支持是因为《时务报》的言论在政治上大体正确，合乎他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的言论出现偏差，不再合乎他的主张，或者侵犯了他的利益，那么再指望张之洞继续支持《时务报》，欣赏梁启超，显然也是不太现实的。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的通知刚刚下发不久，梁启超却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他的《变法通议》之《论学校》一节，其中公开批评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期间的一个重要举措，以为张之洞那时创建的“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似乎有媚洋的嫌疑，又称满洲人为“彼族”。所有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张之洞的关切和极端不快，他一方面准备终止“公费订阅”《时务报》，另一方面考虑派人创办一个新报馆，专门批驳《时务报》的错误言论。
张之洞的不满通过吴樵及时转达给了梁启超，然而名声显赫如日中天的梁启超此时并不把张之洞的意见放在眼里。他在随后出版的第八册中发表《变法通议》之《论科举》，照样不客气地批评倭仁的文化保守主义，批评倭仁对西学的反对与抵制。在第十册，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之《论学会》，对当时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乾嘉汉学，尤其是乾嘉汉学的领袖纪晓岚进行猛烈抨击，以为乾嘉汉学的非常态，从根本上遏制了中国文明变革发展的进程，阻碍了中国步出中世纪，迈向近代。
梁启超的这两个观点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疑触犯了清廷忌讳，纪晓岚的后人纪钜维此时正在张之洞幕府，他看了之后当然很生气，以为梁启超是无中生有，恶意攻击。纪钜维的看法深刻影响了张之洞，张看了之后也认为不妥，遂授意幕僚亲信梁鼎芬著文反驳。
梁鼎芬是汪康年的朋友，他在著文反驳梁启超的同时，也致函汪康年进行规劝，反对梁启超对纪晓岚和倭仁的批评，告诫汪康年提醒敲打梁启超此后的文字务必小心，不要惹是生非，寻衅找事。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声名鹊起，也一度跃跃欲试，开始著文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梁启超的主张还要激进。在《时务报》第四册，汪康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在第九册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公开宣传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后之所以裹足不前，庙堂无定策，中外无定议，旧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之无策，也不在于中国人不明白积弱积贫之根源，而在于“我大清”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办法，政治体制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权无所归。汪康年举例说，现在的执政大臣名曰军机大臣，人虽多而权不统一，但能唯诺于皇帝之前而不能坚持己见，不敢犯颜，不敢直谏，但能“恭拟谕旨”而不能自发号令。汪康年认为，中国不变法则已，要变法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始，必须使权有所归，权力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采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开议院以兴民权。显然，这些观点远较梁启超的看法还要激进，还要极端，是《时务报》，大约也是近代中国公开宣传议会政治、民权政治的第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