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事件总充满着斗争，无论内争还是外争，都会使历史的进程变得丰富多彩，同时改变着历史的走向。
按照康有为的评估，他与孙家鼐等人的争论与争夺，是以他为领袖的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斗争，因而具有正义性和正当性，属于外部争斗。与此同时，康有为多面作战，与维新阵营内部也有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这大概可以归纳为“内部争斗”。这种内部争斗无疑消耗了维新阵营的实力，给维新运动带来负面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戊戌年间爆发的《时务报》控制权争夺战。
洛阳纸贵：《时务报》的成功
《时务报》是近代中国维新时代的一份重要刊物，与北方天津严复等启蒙思想家主导的《国闻报》遥相呼应，《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与严复有“南梁北严”之称，实为维新时代思想界的两颗巨星，其影响和其贡献，均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说无出其右者。梁启超、严复等人也因这两份刊物功成名就，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
这两份刊物之所以在近代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贡献，应该承认它们在初创期、成长期，都有一个难得的黄金组合。以《时务报》为例，在其初创期，黄遵宪以政界大员身份掌控大局，把握着政治方向，维持和疏通着《时务报》与政界之间的关系；而精明的生意人汪康年协调内外，负责《时务报》的具体经营与运作，为《时务报》经济实力的成长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笔头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以如椽之笔提供源源不断的“报章体”文字，其言论、其文字，深深吸引着国内知识界。
要探究《时务报》成功的根源，还得从其最初来源说起。根据各方面的记载，《时务报》的创办，主要来源于康有为等人筹办的上海强学会及其所属《强学报》，而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又得力于张之洞的资助和支持。
1895年10月，京师强学会在各方面的反对遏制下逐步解体，主要创办人康有为似乎也心灰意冷，遂出京南下，京师强学会的后续事宜交给陈炽打理。不久，强学会被清廷改编为官书局，从民间组织一变而成为官方机构。
康有为于10月29日抵达上海，他发现上海的自由空气远较京师更适宜强学会这样的新兴社会组织的生存，他决定在上海重新开始。
上海是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辖区，而张之洞又是当时有名的开明官僚，已从先前的洋务领袖华丽转身，成为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和旗帜，所以要想在上海有所发展，就必须获得张之洞的默许和支持。为此，康有为专程前往江宁拜访张之洞，并在那里盘桓了20日之久，与张之洞谈话10多次，情投意合，相见恨晚，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张之洞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建立强学会，并自愿捐款500两，划拨公款1000两。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上海强学会的开办就比较顺利。11月下旬，康有为偕同梁鼎芬、黄绍箕等人返回上海，很快选中跑马场西头的王家沙一号作为上海强学会会址，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12月初，康有为撰就《上海强学会序》，然后以张之洞的名义先后刊布在《申报》《中外纪闻》及《强学报》上，为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制造舆论。
同时，康有为也开始了组织上的准备与行动。1895年12月，康有为与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柟、龙泽厚等16人联名发表公启，公布《上海强学会章程》，标志着上海强学会开始筹建。
对于上海强学会的筹建，张之洞无疑是支持的，只是康有为在筹建过程中大肆张扬其独特的新学伪经，特别是孔子改制等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然引起张之洞的不满，进而走向分裂和决裂。
康有为主张的孔子改制问题，张之洞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之所以以两江总督身份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会，是想利用康有为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他人所不具有的能力为自己所用。这是老练政治家张之洞的如意算盘。可惜，张之洞低估了康有为的坚定性及原则性。他先是当面委婉劝说康有为以后不要再宣传所谓孔子改制之类的荒唐学说，后又派梁鼎芬向康有为明确表达这个看法。梁鼎芬甚至代表张之洞表示，只要康有为宣布放弃所谓孔子改制说，张之洞就一定为上海强学会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张之洞相信，凭借他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及他那颇为诱人的经济支持，一定能够说服康有为，使康有为放弃这种荒唐的学说，改弦易辙，回到“中体西用”改良路线上来，不要用西方那些激进的思想路线来破坏中国既成的发展模式。
孔子改制说不仅是康有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发现，而且实在说来也是康有为在甲午战后积极从事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他面对张之洞威胁利诱并没有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换言之，康有为不愿意为张之洞提供的那点区区经费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康有为的不听话、不合作无疑激怒了张之洞。张之洞一计不成，便转而使用其他伎俩。他似乎已经明白，要让康有为从理论和信仰上屈从“中体西用”已相当困难。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张之洞便不再愿意在辖区内发生什么激进政治事件，更不愿意出现失控的激进政治组织。鉴于他已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的事实，于是他只能加派自己的心腹去上海从组织上把握和掌控这一组织，孤立康有为，将这一组织在实际上变成自己部属，成为可以把握的机构。
根据张之洞的安排，其心腹梁鼎芬、黄绍箕等人来到上海，参与筹办强学会。他们除了负有从组织上掌控上海强学会的使命外，也带有监督康有为的任务。这样，上海强学会在筹办之初就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形势。
即将开张的上海强学会能否为张之洞所掌控，张之洞并无绝对把握。因此他在加派亲信参与筹办的同时，也试图设法支走康有为。他利用康有为将回广东为其母亲祝寿的机会，劝告康有为不妨在广东创办一个强学会，并建议由康有为主持广东强学会，另派他的旧属汪康年主持上海强学会。
张之洞的打算似乎已被康有为觉察，康有为不仅无意在广东创办新学会，而且利用所掌握的领导权，在回乡省亲的时间空档里，根本无意征得张之洞同意，便调徐勤、何树龄来上海主办《强学报》。
康有为的举动瞒不住张之洞。当张之洞发现康有为根本不接受他的建议，背着他进行活动时，他觉得应该与康有为划清界限了。于是他致电康有为提出停办上海强学会，理由是“论学不合”。或许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康有为对张之洞的威胁并不太在意，他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为由，坦然拒绝张之洞的停办要求。
不听话的康有为深深激怒了张之洞。当《强学报》强行出版后，梁鼎芬、黄绍箕等人在张之洞授意下开始找茬，以内容、形式均与发起人拟定的原则不合为由处处刁难。
矛盾既已发生，且不可调解，于是张之洞顺手牵羊，1896年1月26日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终止《强学报》：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张之洞强行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并不意味着他对维新运动持反对态度。恰恰相反，他不满意的只是康有为假维新而贩卖那些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等“邪说”，而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维新运动，张之洞有意识预留相当空间，无意将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才俊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所以，他在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之前就决定调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的事务，试图在人事部局上掌控强学会。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交情。当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时，他在京师与梁启超等人相商，以为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做主。
根据这个想法，汪康年于1895年初有意联络同仁创办一份刊物和一个学会，刊物的名字定名为“译报”，学会的名字暂定为中国公会。汪康年的这个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此时的主张相合，或许他的这些想法原本就是与梁启超等友人商量的结果。在此后几个月，译报馆和中国公会的筹备紧张有序进行着，只是因为汪康年家中突然有事而迟迟未能公开，而北京的强学会则已成气候。
当上海强学会陷入僵局时，汪康年成了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不过，他在接到张之洞让他前往上海接管强学会和《强学报》的指令后，并没有迅速前往上海。大约他不愿就此放弃已筹备有序的译报馆和中国公会，而且由于京沪两处强学会内部纷争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他觉得介入这些纷争可能并不合算，不如留在武汉干自己的事情，与京沪两地维新志士不即不离，这或许是上策。
然而出乎汪康年预料的是，他在武昌筹办译报馆和中国公会的事情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使他不能不接受张之洞的安排前往上海接管强学会。他知道，他此次接管强学会，不是为了强学会的发展，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意图进行善后。
上海强学会的善后事宜至1896年4月23日基本结束，那一天出版的《申报》刊登了强学会收支清单，并称其余款已由汪康年收存。
汪康年在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时，就有意于利用强学会的结余款项作为他一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译报馆，为此他曾与张之洞进行过协商，但张之洞似乎并不赞成汪康年在上海另办新的报纸，所以张对汪康年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权限也有所限制。按照《强学会收支清单》的说法，强学会共计收银730两，收洋2247元。支出洋2172元，实存银730两，洋75元，另有一些办公用品。这些结余的一部分可能交给汪康年收存，另有一部分按照张之洞的安排交给了经元善。所以，汪康年并不能很顺利地使用这笔结余去创办一份新刊物。
张之洞的安排并没有使汪康年彻底丧失信心，他拿着那些仅有的余款，又设法将强学会办公地点原先交付的一年租金追回了一半，得350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加以变卖，得200余元。
有了这笔钱作基础，汪康年创办新刊物的信心大增。他计划以这笔钱作资本进行招股，以此为基础与京师官书局合作，以官书局分局的名义在上海创办他构思已久《译报》，并期待与康有为再次合作。
汪康年的计划遭到了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反对，他们认为京师官书局诸人与上海这帮朋友在价值理念上差距很大，万万不便沾染。至于康有为，他们通过多年来的合作与观察，也觉得实在太难合作，与其先合作而将来发生冲突，不如从一开始就谨慎从事，敬而远之。
朋友们的这些分析深刻影响了汪康年，这些朋友还建议汪康年最好与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谈谈，寻求办法。黄遵宪虽为体制内官员，但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也曾是强学会的骨干，且具有非常强的办事能力。黄遵宪此时正以道员的身份在上海办理通商事务，与康有为等新派人物朝夕过从，无所不语，也是维新阵营中的领袖级人物。
对于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黄遵宪本来就不很满意，所以当汪康年有意利用强学会余款卷土重来时，黄遵宪当然觉得正合其意。黄遵宪对汪康年的规划给予全力支持，自愿捐献1000元作为新刊物的开办费，并明确表示，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方能成功。所捐千元，不作股份，不要分红；不作垫款或借款，总之，不要回报，不要偿还。唯一目的就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为新思想的传播作贡献，仅此而已，别无他求。
或许正是有了黄遵宪的大力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23日、24日，汪康年连续两次致电在北京的吴樵等人，告知筹办报馆的事情已有眉目，成功的希望非常大，并催促梁启超尽快南下，准备新刊物的出版。
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刊的事情早有所闻，他在4月2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就明确表示支持，如果需要，他会南下上海，参与新报刊创办的具体事务。所以，当梁启超收到汪康年催促南下的电报后，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北京，赶往上海参与这项新事业。
到了上海，梁启超因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上达成共识。汪康年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主张多翻译西方报刊内容，因而倾向于他先前的“译报”构思；而梁启超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主张在新创办的刊物上要以言论取胜，多刊发独具特色的犀利言论，以此吸引读者，扩大影响，扩大发行；而黄遵宪基于自己的官场经验及京沪两个强学会无疾而终的教训，采取了折中态度，以为他们三个主要合伙人的身份太过特殊，他身在庙堂之上，当然不愿遭到举报或弹劾，只是他不在乎这一点，所在乎的只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又像京沪强学会那样，因太过张扬，而没能在政治实践、社会变迁中发挥实际作用，就将自己报销了。这未免有点太可惜。基于这样一种经验教训，他们三人讨论商榷的结果，从长远计，独具特色的犀利言论应该增加，但要把握言论的尺度，不能有太多讥刺现实政治、惹怒朝廷的话语或暗示，以免让多心人抓住把柄，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