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电影就安排在草棚食堂放映。吃完饭后，把饭桌挪动一旁，学生陆续带上板凳走进食堂，就可以大饱眼福。俄语电影片源比较丰富，电教室主要放映的是俄语原文电影，《夏伯阳》《盲人音乐家》《钢铁是怎样炼成》《静静的顿河》等多部俄语电影，那些绚丽多彩的画面和优美动听的音乐让俄语系的学生享受到丰盛的苏联文化大餐，牢牢地吸引了学生的眼球。我们低年级的学生虽说看不懂，去学习模仿外国人的语音语调也好。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往往挤进食堂，凑个热闹，看看银幕上展示外面的精彩世界。毕竟那个时候，国家太封闭了，我们的视野太狭隘了。英语系的同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学院英语片源很有限，他们老是把那部英国的《百万英镑》原文片折腾来折腾去，喋喋不休的对话，有点让人大倒胃口。不过学习语言不同于欣赏艺术，从一部反复放映的电影中，也可学到许多有益东西。轮到德法系的同学看电影，就很“吃亏”了。那时，国家没有从德国和法国进口原文电影，他们在校学习四年，从从没看过一部原文电影。当然，看电影只是学习语言的辅助性手段，没有原文电影可看，川外的学生照样可以学习得很好。后来毕业的许多在高校、公司和机关担任要职德法系学生，成绩斐然，照样出类拔萃，也说明了物质条件并非事业成功的第一要素。
由于政治原因，学院的文娱生活比较贫乏单调，即使开展，政治色彩相当浓烈。偶尔周六在草棚食堂举办舞会是在校内不胫而走的轰动新闻。
约莫7点，学院的管乐队演奏起震耳欲聋的乐曲，鼓点密集，气氛越来越热烈。那些外教和到过国外的老师最喜欢跳舞这种高雅的参与式娱乐，像过节一般，他们早早修饰一番：或西装革履，或略施粉黛，喷几滴优雅的法国香水，头发梳得油光可鉴，皮鞋擦得锃亮夺目，方才步入“舞厅”。记得，一位从英国回国的老教授和德籍女教师最喜欢跳舞，几乎每次舞会都是常客。高年级的男女同学常和老师一道步入“舞池”，他们双双翩翩起舞，风流倜傥的潇洒舞姿，大步流星式的华尔兹舞步，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围观者好奇的目光。更有好事者，在大家舞兴正浓时，突然拉下电闸，食堂一片黑暗。不知底细的围观者突然尖叫起来：“电工！电工！”不足半分钟，灯光又重新点亮，人们欢呼雀跃。原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那正是好事者略施小计，有意让舞伴们享受“片刻亲近”良辰美景的愉悦，在那个非常时期，恐怕要算极为珍贵亲的瞬间了。
一些思想激进者眼见男女面对面如此相拥热舞的场面，大为不满，不屑一顾，私下斥之“伤风败俗”，“糟糕透顶”，从食堂旁边路过时，鼻子里往往抛出了一个长长的“哼——”，那声音且在转个大弯之后，便拂袖跫然愤愤离去；另一些人好生奇怪，从未目睹过交际舞的精彩演绎，却又踯躅不前，一旁嗫嗫嚅嚅，觉得好奇，只得在圈外翘首以望。我等从小县城到川外读书的穷学生，就属于后者。
六十年代初期，还不允许这种 “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在高校恣意泛滥，腐蚀毒害青年学生健康的肌体。偌大的北碚区，有许多机关、学校、厂矿，唯有川外才敢开禁，独占鳌头，也许是涉外政策的需要，庆幸沾了外籍教师的光吧。不过从1964年起，阶级斗争开始天天讲，阶级斗争氛围日渐浓厚以后，师生既无勇气冲破思想禁区，更无能耐排遣难言之隐，这样的舞会活动就悄然从人们的视线中隐遁了。草棚食堂的多功能作用荡然无存，只能回归到原来就餐的单一自然功能上去了。
岁月流逝，草棚食堂功能也不断演化，食堂演奏了一支变奏曲。旋律或激越，或低沉，音韵或流畅，或休止，节奏或舒缓，或急促，感情或庄严，或诡谲，总是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涂抹上浓烈的色彩，尤其在那个阶级斗争起伏变幻动荡不安的年代是如此。
洋槐树下
从学院大门穿过公路，是公路人行道边一排夹竹桃的丛林。夹竹桃花是红艳艳的，极似红杜鹃。这种花的花蕊散发的气味可以驱散蚊虫，但有毒，人只能远望，不可近嗅。夹竹桃一侧是长长的砖砌花墙，花墙下边是一排与我们朝夕相处的高大的洋槐树。
秋天，我们从家乡而来，投入洋槐树的怀抱。在莘莘学子的眼里，洋槐树展示了迷人风情。
日出前，熹微初现，洋槐树还在朦胧的轻纱中，悄无声息。日出时，太阳缓缓升起，阳光漫过树梢，洋槐树被染成通体金黄，仿佛每片叶子都亮闪闪，洋溢出朝气。小鸟啁啾，传递许多欢乐。太阳再升高一些，树叶就会微微抖动，弹起舒缓的乐曲。到了中午，树叶仿佛是一群得胜的将军，进入休战状态，纹丝不动，矜持而沉默，陷入对未来战役设计的沉思。洋槐树洒下的浓荫，铺在长长的地面和墙面，给求学的学子带来凉爽和安宁。
洋槐树宛如一道严实的屏障，阻挡了公路上汽车扬起的浓浓黄沙和灰尘向寝室的侵犯，把喇叭鸣叫和车轮滚滚的噪音降低了到最小分贝的限度。这里是小巧玲珑的世外桃源。啊，洋槐树如此钟情，在精心呵护孜孜求学的众多学子！
因此，比起喧闹的教学楼来，这一排沿嘉陵江走向的学生宿舍，十分静谧。五六幢三层的小楼房和浓密的洋槐树，加上公路边几间日用品商店，建构成上千学子清静和舒适的生活小区。
众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投进洋槐树绿荫芬芳的怀抱中，出入于散发着淡淡油漆气味的新楼，在窗明几净的宿舍甜甜睡上一觉，消除困乏，养精蓄锐之后又开始新的一天学习。相比诸多学生过去蜗居那些陈年老屋和低矮茅舍的陋室而言，这里安宁而愉悦，江风习习，空气里搅合着绿叶和野花的清香，境界与别处不同，堪称川外学生的福地洞天。
宿舍背后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穿过阴翳的杂树和缀满小花的野草，向嘉陵江边蜿蜒，一直伸到江岸。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小路旁，树荫下，间或有学生读书，或高声背诵课文，或摇头晃脑默记单词，也有忙里偷闲，有雅兴玩弄洞箫竹笛者，传出阵阵清亮的乐音，萦绕树梢，长久不绝。此刻已是属于学生自由安排的时光，自然无人干预。
小路上，极少见到耳鬓厮磨的热恋男女。新生入学之初，早已宣布了包括不准谈情说爱在内的“三大纪律”，大家集中精力学习，很少念及“钟情”“怀春”。速成恋爱或地下恋爱，往往都被嗤之以鼻，所以，借助宿舍丛林“护身符”谈情说爱者寥寥无几，恐怕是我们学院的例外吧。
再往江边走去，更是寂静。满眼的翠绿直逼眼底，在江风中轻轻摇曳，婀娜多姿。清新的江风，好像把肺腑的浊气都掏得干干净净。倘若用力呼吸一下这儿的空气，格外爽快怡人，舒舒服服接受到大自然的馈赠。江边，除了小货轮激起的浪花，在河面划开一道道碧波，偶有几只水鸟鸣叫着，压低水面飞行，才打破江面的静谧。对岸矗立着险恶的绝壁，悬崖陡峭，翠嶂绵延，回头遥望宿舍，早已隐藏在浓密的树林里面。人夹在在茫茫的树海和雄伟高大的峭壁之中，才感到个体的如此渺小，最多不过像嘉陵江中的一滴水珠而已。在这里，每个学生都可以摒弃浮躁，恪守宁静，享受到暂时别离紧张学习的舒适和轻松。
我们的宿舍所在地名曰“三花石”。 这“三花石”的由来，是因石而得名，还是取花而命之，未曾深究。我们习惯于按照学生低等级消费者的视角去调侃其内涵：“三花”，可以视为这样的结论——买东西花钱，花时间，花力气，因此要慎去“三花”哦。所以，我们这帮穷学生，既无经济实力花销可言，更无宝贵的时光随意消磨，毋须常去“三花”，除非选购十分必要的生活日用品。过多的“三花”，准会耽误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学业，玩物而丧志，则莫大过焉。
洋槐树巨幅的树荫如盖，树下洗衣晾嗮十分方便。太阳下山，也差不多是晚饭后上自习前夕，一度宁静的洋槐树下繁忙起来。
课外体育活动结束，一个个汗流浃背，必然该洗一大盆衣服。一排水龙头和洗衣台，沿墙壁蜿蜒百余米摆下阵来。“盥洗大棚”下，数百人手舞足蹈，浪花飞溅，“嘻唰唰——嘻唰唰”，何等流畅，何等欢快。
洗衣粉算是时髦的洗涤用品，穷学生是买不起的，手头宽绰的学生才有这种开销，并以洗衣粉主打。一盆衣服加水与洗衣粉混合，搅拌片刻，稍微搁下，等待化学反应，然后用力揉动几下，在自来水龙头下“哗哗”地冲刷一阵，省时且省力，洗濯大功告成。
我等穷学生就用肥皂洗衣也相当满足，比起早先使用树上采摘的皂角，那便捷和清洁程度毋庸置疑。洗衣时，只在那些容易弄脏的衣领、袖口、裤腿、裤脚等地方，涂抹点肥皂，再使劲刷洗。如此精打细算，一小块肥皂能足足用上半个来月。洗濯多花费点时间，但总算节约了一笔开支。
刚离家到大学读书，父辈们除了一番叮咛，往往都给远离家门的学子捎带了一些“珍贵”的方便食品——与我同一寝室的一位同学，就从千里之外的川北山区背来了家里储存的猪油和面条，为尚未走出饥饿藩篱的学子，补充一些能量。食品极为普通，却承载着父母大山一样的期望，那是长辈对游子的一份承诺，一份绵绵的牵挂。
哪里去找煮面的锅呢？大伙一商量，烧柴煮面，众目昭彰，招惹是非，还是用电比较隐蔽。用电，没有电炉，要买，太昂贵了，那不属于穷学生消费档次。就用寝室的面盆替代吧，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用电线套上金属片加热。几个人凑钱买来电线、插头，就制作成功煮面的炊具，可以自炊了。
纯洁水是绝缘体，那是高中学过物理的知识。可一般的自来水里混有杂质，不是纯净水，是绝好的导体，我们却忽略这样的常识。我们刚把电线插进盛满自来水的面盆，不一会就因短路而断电，再插，过一会儿又断电。如此捣腾来去，一盆面条就煮成“夹生面”或面糊了。后来几次都是复制前次的烹饪结局——吃夹生面或面糊，因为饥饿而刺激神经，依然狼吞虎咽，到底暂时消除了饥饿威胁。
自然，我们的“越轨”行为也造成整幢楼房寝室电灯短路而熄灯，搅得周天寒彻，整栋楼房同学焦躁不安。信息反映到上面去了，一个被同学戏谑为“不管部长”的管理人员，逐一寝室巡查胆大妄为的偷电举动，专抓私拉乱接电线的典型。几次找上门来，“小灵通”早就防范于未然，“部长”虽缜密侦查，“特高课”多次行动，还是以扑空告终，怎么也没有发现破绽。后来，我们的面条吃光了，猪油也吃完了，也再没有能耐为塞饱肚子去做这样的傻事，楼房跳闸断电的事件就极少发生了。这个秘密一直在我们心中隐蔽了许多年，自然谁也不愿出卖自己患难与共的同伴。
1964年3月，“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席卷全国，动摇了若干年来陈腐落后意识，实现人生价值观上的真正变革。可以说，那个时段，是大学生思想最单纯、最火热的年代。
在高校的青年学生中，我们不是口头上单纯反思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实的实践，是地道的雷锋“粉丝”，是觉悟最早的志愿者，就知道从眼前做起，把“学雷锋”简单化为“做好事”，把真诚关心送到每个同学的心坎上。
领袖的召唤，掀起了青年人心中的激荡春潮，自私、狭隘、嫉妒、贪婪被涤荡干净，人们要争着在学院的每个角落留下美丽的光影和笑声。
这年的春季，“好事”在学院，在每个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期间，我去图书馆看书，被一本介绍俄罗斯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的小册子所深深吸引，一坐就是整整2小时，泡在书海里，竟然忘记下午洗衣的事情。匆匆吃过晚饭，走进寝室，才发觉自己搁在床下的脏衣服不翼而飞，倒变成洗净的衣服挂在晾衣杆上了，我顿时被惊呆了，心灵也震撼了。这样的好事我不止遇到一次。受到这种好事的感染，事后，我也背着同寝室的室友，悄悄做了许多好事，或打扫寝室或公地，或把同室室友的脏衣服洗净晾好，或把晾干的衣服叠好放在寝室的桌上。
青年学生全是“无产者”，凭着自己的纯朴和执着，把领袖的号召当成自己的使命，恨不得把眼前的好事全都做完，让别人感受到我们集体的和谐与温暖！许多人都有这种心愿，自己赶紧洗完自己衣服、鞋袜，及时扫除寝室和公地，不让给同伴有“可乘之机”。在我们年级，在我们班，做好事蔚成风气，所有好事都在无人提示的背景下自觉完成，从不张扬，级主任（我们的辅导员）也毋须追根溯源，是谁做的好事。一切行动犹如润雨细无声，滋润着青年学子的心田。
雷锋的言行不是一种时髦的标签，已经成为青年学生前进的路标，化为青年革新自我的动力，悄悄改掉昔日的陋习。大家生活在和煦春风之中，惬意，幸福，品尝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体味到高尚人格的荣耀。
我们坦诚，曾出现过过失，但并非固执地抱残守缺。谁也不可否认，那个时期的青年，积极向上，乐于助人，“向雷锋同志学习”融入了青年学生的血肉，《雷锋之歌》是从青年心灵唱出来的时代颂歌。
六十年代中期，那是我们充满阳光和奋进的岁月啊！那一排排洋槐树就是最好见证！谁能否认呢？
异国的思念
好奇，是年轻人的秉性，陡然改变生活环境后尤其如此。进入川外第二学期学习，我们班上掀起了给苏联中学生写信的热潮。
开学两三个月后，班上就有同学陆续接到苏联学生的来信。那些与我们国内完全不同印制的信封，印上了5戈比的邮票就可寄送天下（那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印制这种“邮资封”），花花绿绿的图案还有文字说明，这与我们国内清一色的白色信封全然不同，顿觉吸引眼球。看见那些收信同学满脸喜气，朗读时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催生了与苏联学生通信的欲望！
好奇心驱使我也向收信的同学索要苏联学生的地址。我向一个被戏称为“信使”的同学道出心思，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信使”交际甚广，她同许多朋友都有书信往来，他的本子里竟然有好些苏联学生的地址，莫斯科的，乌克兰的，乌兹别克的，白俄罗斯的，哈萨克的。我琢磨，该选谁呢？就选个与我们毗邻的国家的学生吧。一查阅地图，哈萨克与我们的新疆接壤，兴许，那样通信往来的时间要短得多。其实，我犯下一个小小的唯心主义错误：大凡国际邮件都要经过邮路层层周转，从首都，到省市，再到所要邮寄的地方。我选的哈萨克学生通信，必须通过莫斯科，再经阿拉木图周转，最后才能到达目的地，花费的往来时间远比直通莫斯科多得多。
1963年元月，期末考试结束，绷紧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铺开信笺，心驰神摇，工整写下第一封给苏联中学生的信。向一个陌生的同龄朋友，袒露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在我的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在洁白信封上，担心字迹歪歪斜斜，先用铅笔画出几道细线，然后留下了这样一段俄文来：
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克市，清水大街 9幢，15号 冬妮娅收
信投进邮箱，就像放出一只精心制作的风筝，飞上遥远的蓝天，飞进异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