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家族的历史与故乡走西口的人们有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精，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云也是沙的，连太阳都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绵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赫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烘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玲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一般。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绵绵土回来！”“做什么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朴楞楞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我们村
定襄县的砖包城墙只有三里十八步的一个圈圈儿。祖母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老舅。是一个走街串巷叫卖热包子的，每当他站在县府前十字路上，高喊一声：“热包子！”在下西关我家炕头上做活计的祖母能听得真真的。当年（三十年代）城里加上四关的居民总共不过两三千人。
我出生在下西关。西关由于地形的原因，截然分成高低两部分，高处叫上西关，低处叫下西关。下西关比上西关的地势低三个人身，因此上西关的人总觉得他们生在高处，下西关人得仰起头看他们的墙根。村长总是由上西关的人担任，从我记事时起，村长就是王仁义的爹，是一个大腹便便的酒鬼，脸庞呈深红色，他自称是个武举，天晓得。他院子里有一幢三丈高的养鸽楼，是全村最高的建筑。可是在全县人们的眼里，并不分什么上下西关，人们把全西关的人都看作野蛮成性、难以教化的一伙。有一个讽刺西关人的顺口溜，到现在我还记得：
走进上西关，
一半牲口一半人
一到下西关，
只见牲口不见人
这个顺口溜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编的，童年时，就听城里人这么嘲骂我们西关人。下西关经营杀房（屠宰场）和赶集卖牛肉的人居多，少说有十几家。还有一家专门硝皮子，姓刘，院子里有两个浸泡皮子的池子，一到夏天，蒸发出的气味实在难闻。放牛的半大孩子有不下十个。因此，外村人一到下西关。闻到的是浓重的牲口味，跟任何一个村庄的气味都不同。到了黄昏，放牧的牛群回村，满街满巷涌动着因汗湿而背脊闪亮的牛，牛进了圈，满街摊着的是牛粪牛尿。有人说，下西关挖地三尺都浸透了牛的粪尿。
顺口溜说下西关“只见牲口不见人”，是把人都当牲口看的。在人们看，下西关人跟畜类医别不大，而牛能驯服，下西关人没法驯服。由于村里人一代一代都跟牛打交道，家家都有几把祖传的宰牛尖刀。连我们家（三代读书人）都有全套宰牛的家什，平常闲搁在东屋的供桌上，腊月杀两头羊，才动用一回。因此，外村人谁也不敢招惹下西关人，下西关的宰牛刀子比人多。
全县杀房几乎让下西关人包揽了。每年春天，一些壮汉子结伙到口外去赶牛，赶来的牛一次不下几十头。这些牛经过上千里的跋涉，进村时都瘦得塌了架，走路轻飘飘的。在滹沱河边吃上几个月的嫩草，肚皮很快变得溜圆。有一年我家与秀生伯伯家合伙养一头牛，让放牛孩子捎带着放养。那一年冬天，我家贮存了不少专做油茶的牛骨髓砣子，祖母让我送给宝大娘一块。宝大娘说。她一个人能吃到明年开春。
村里有一半人走过口外，他们大都是摔跤好手，每年县里的大庙会上能获得几个冠军，扛回三五头羊回村来。大人们喝酒，吼唱口外的爬山调，从早到晚，热闹几天。他们包的牛肉大馅饺子，一斤两个，净肉没菜，一个摔跤好手，只能吃三四个饺子。我跟着佩珍伯伯他们吃过一回大饺子，我勉强吃完一十。记得是张飞的生日那天（阴历四月二十六日）吃的。下西关开杀房和卖肉的人，供奉的神是张飞。供桌前竖着一杆丈八蛇矛。每年春节闹社火，秀生伯伯使的就是杀房供桌前的长矛，说使起来得心应手，如有神助一般。我十三岁时（离家前一年），在秀生伯伯手把手地调教下，练过一个冬天长矛，耍长矛是西关社火的传统节目。
下西关人自古喝的是一口井里的水。这口井在村西边，水脉很旺，但不是真正的甜水井。因为没有第二口可供人喝的井水，一代一代的人只能喝这口井的带苦咸味的水。我喝了十四个年头，祖母喝了一辈子。村北边低洼处还有一口老井，听说早年这井里的水还能饮用，后来越来越苦，连牲畜都不愿喝。苦命的女人常常坐在井边嚎哭，或者低低地诉说自己的不幸。这口苦水井的位置正好在一个交叉路口，大人们说，这里夜晚游魂出没，寒节那天人们都来这里呼叫自己的亡人。孩子病得“丢了魂”（昏迷），女人们来这里叫魂，她们能听见苦水井里有回声。我的祖母坐在这口井边哭过几回，她的脚奇小，从我家到井边，走走歇歇，步说得走一顿饭的工夫。听说有人早想把这口不吉利的老井废了，但没有人敢动手。
我们的村庄真土，名副其实地土。我童年的生命赖以生根的土脉，色泽晦暗，有令人敬畏的气味（汗的，血的，人的，牲畜的），但它是我的记忆的腐殖土，离开它，我的童年绝不会活到今天。
灰小子
十岁之前，我得了个不光彩的称号“灰小子”。这是我有生以来名字以外的第一个外号。这个带灰字的称号几乎成为我一生厄运的起点。我们家多口语中的“灰”，有作害的含义，也有倒楣的意思。
村里的大人们把顽皮成性、难以驯服的孩子叫做“灰小子”。全村五六十个孩子里也不过有三五个能以获得这个不寻常的“灰”的头衔。我虽不属最灰的那两个，但也被划归到了灰类里。这些“灰小子”不管人们如何责备和讽嘲，他们都置若罔闻，全然不予理会。他们玩得任性，欢快，个个生龙活虎。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家乡流行过一曲民谣：“闫锡山，灰折（音湿）翻，大洋票子擦屁眼。”“灰折翻”与“胡作非为”的意思相近，可见灰的内涵有多么严重。女人们责骂不正经的男人为“灰鬼”，一个人运气不佳，往往用灰来形容其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这个人活得灰”。
回忆起来，当年把灰抹在我的头脸上，我并没有什么受辱的感觉。大人们叫我“灰小子”时，我能听出他们声音里，总带有点关怀或期望的好意，没有歧视和侮辱。
上小学之后，同学们又送给我另一个外号“灰瓦”，还带着灰。灰瓦并不是捂灰色的屋瓦。我们家乡把羽毛呈暗灰色的鸽子叫“灰瓦”，是品位最低的一种普通鸽子。家养的鸽子大都讲究白的或黑的。“灰瓦”飞到天空很不显眼，与北方灰灰的天空颜色太接近了。因此，对这个外号我不高兴听，有人叫我。我从来不答应，谁都知道我的脾气犟，以后人们就不叫了。但我心里纳闷，我为什么长得如此灰？
母亲说我的肤色很小的时候偏黑，被叫过一阵子“黑小子”。年岁稍长，黑渐渐地转成灰的，人显得很暗淡，还不如黑有生气。灰肤色缺乏血气、生气和灵气。上高小时，我患有严重的贫血，站久了，眼前发黑，浑身冒冷汗，还晕倒过一回。我的面貌肤色，从小与美不沾边；并不太丑，但容颜暗淡无光。有的小孩一经日晒，面孔红扑扑的，惹大人喜爱。我晒得再久，也从来泛不出一点血色，还是那么灰那么暗，像一块顽劣的岩石。乔治桑说她从小就已显出一定会长成一个美人。而我从小知道自己长得灰，缺乏光彩，到死也长不成一个让人看作舒心顺眼的人。因此总是皱眉头看人、看世界，眉目间渐渐地生出一道深深的竖纹，看着更惨，直到如今，也没有改变这种可悲的颜色的基调。
老人们说，三岁看大，七岁到老。应在我身上，格外准确。生成的个性几乎改不了，生命的外貌与色泽仍是以暗色为主，从小到大，没有光彩过一天。太阳怎么暴晒，也面不改色，仍然是沙漠和戈壁的那种灰调子。我有点相信，这多半跟我的祖先的血液有点神秘和神圣的关系。在成宁干校干了五年多重活儿，也没有把我晒红过，最多疼痛地褪了几次皮，皮的下面还是一个灰暗的我。红的血在生命内部深深地循环。因此灰并不是真的悲哀，更不能看作是命运，它是能承受风暴侵袭和烈日暴晒的那种坚韧的生命的本色。当然，它经受的嘲讽、苦痛与灾难是异常深重的。
也许家多人要亲热地叫我一声“灰老头儿”了。
骡王爷
我的故乡，也可以说是我的童年世界里，把天上地下的神都叫做爷爷：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关老爷、灶王爷（不叫奶奶）、牛王爷、马王爷，多得数不过来。祖母讲过一个骡子成不了神仙的故事，情节都忘了，只隐约记得一点，说：骡子的相貌和蹄腿都生得很威武气派，而且很能干活，但不算是正经牲口，它非驴非马，非公非母，命定是个苦命的奴才。神仙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驴，还有骑老虎狮子的，没见过一个骑骡子的。可是我从七岁那起，就把骡子尊为神仙，叫它爷爷。我对祖母讲过我为什么把骡子叫做爷爷的理由，祖母高兴地说：“该叫，该叫！”我一直不敢对母亲说。母亲不信鬼神，也不信什么命运，所以她才胆敢怀里揣着菜刀，单身冒险去谋杀山西省督军。我四十年代写过一首诗赞美母亲的英勇行径。在家里，我只在心里叫骡子为爷爷，不敢声张，它只是我的骡王爷。
下面说说我为什么要把骡子尊为神，叫它爷爷？得仔细地讲，否则大家莫名其妙，以为我是荣格说的那种迷恋童年的精神病患者，在痴情地说着梦话或鬼话。
我的故乡地处高寒的晋东北半山区，离雁门关和五台山都不远。一到深秋，太阳在天上像一个熟透的大红柿子滚落到山那边，晚霞正如一滩烂柿子泥。冷风立刻吹得人直打哆嗦。但在野地里顽耍成性的男孩子们，不肯穿上衣裳，仍赤条条地跑来跑去，或者在五道庙门口的空场上，连喊带叫地摔跤。人一旦静止下来，便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去暖暖身子。
每年的这个季节，寒节与中秋节之间，孩子们都晓得有个地方异常地暖和，那是个十分隐秘的地方，而且要冒着风险，它就是村边官道上被大车鞭压成的一段深深的车道沟，就是通常人说的车辙。由于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一段夏天常聚成一汪水，有时变成烂泥坑，秋天之后，泥坑才渐渐干涸，被车轱辘鞭成绵细的泥土，有一尺多深，枯夏旱天赤脚踏过去，脚心烧得生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