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无妄之福，又有无妄之祸。今君处无妄之世，以事无妄之主，安不有无妄之人乎？”(《战国策》卷十七：《楚考烈王无子》)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以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朱英和春申君私室密谈，何人知晓？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朱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战国策》卷七：《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父子的对话和吕的“此奇货可居”的心理全是作者的虚构。
“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赵翼《二十二史记》卷一)。刘向虽比司马迁晚生了六十八年，但基本上算是同时代的人。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刘向任校中秘书，为皇帝校书二十多年，依他的条件，司马迁能读到的书，他一定也能读到。司马迁和刘向根据战国时期列国保存下来的书籍分别编写出了《史记》和《战国策》，有些人物传记几乎原文照录旧籍，如朱英说春申君一段，仅有几个字不同；有些细节，二人则根据自己对人物的理解进行了改写，如“耕田之利几倍”和“此奇货可居”一段。在《史记》中，有些细节的描写，简直是创作，如：
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曰：“如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余然之。
(《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像这种栩栩如生的动作描写和“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之类的心理描写，《史记》的列传中比比皆是。
司马迁利用前代留下的书籍写人物传记，显然是受了“传”这种文体的影响。在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逐渐演变成编年、记事两种文体。孔子作《春秋》，微言大意，过于简略，难以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后人用《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这三部“传”来解《春秋》经，其中左丘明的《左传》写人叙事最好，最有文采，当然，创作的成分也就最大，绝大部分篇章是非常精彩的小说。先父教我把《左传》当小说读，后来，又让我把《史记》也当小说读。其实，司马迁和刘向何尝不是把前辈写的“传”当小说读？
我们一向当做信史的《史记》尚且如此，后世“史书”中的戏说成分有多大，便可想而知。
(原载于2005年1月20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