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书,父亲不让我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之类的编年“通史”,他说:“史不必通,知一国事是一国事,知一朝事是一朝事,《通鉴》对史书任意删削,剪裁失当之处比比皆是,此等编年纪事流水账,最是误人。章实斋认为《通鉴》为史最粗,而《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奴仆,此类不足为史学,只可为史纂、史钞。通史难作,读又无益,可叹后人不悟。”
我读的第一部近代史学家写的通史是周谷城先生的《中国通史》,继而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均有受益;待读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史稿》和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时,味同嚼蜡。成年后,遍读史籍,博采众长,已知鉴别品赏,轻易不翻通史。偶在书店翻阅近年新编通史,说教连篇,冗长沉闷,欲向读者灌输的观念太多,不忍卒读。再见“通史”,唯恐避之不及。
近日查阅历史书目,见自民国至今九十二年间,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不下百种,这还未计算港澳地区和海外出版的汉语版通史,也不包括日本及外国史学家编写的外文版中国通史。有些“豪华版”通史洋洋十巨册,最新的版本竟从“原始社会”一直编到公元1999年,真是“通”得可以。有位书商想编一部通史,找了十几位“史学家”分工编纂,竟找到了我的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头上。他笑道:如此编史,真是儿戏。
通史难作,难在何处?一者,史料浩如烟海,去伪存真不易,相互矛盾的史料又多,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引用到相宜的史料为证,这样,先入为主的观念极易影响客观公正的结论。二者,中国历史悠远,不算传说时代,有年可记之史自周共和元年至今即有两千八百四十四年,一年写一千字,就能写二百八十四万字,卷帙浩繁,力有不逮。三者,“通”字作祟,想写的方面太多,举凡历国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工、农、商业,对外关系、文化、思想、学术等等,都想面面俱到,作者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因此常常顾此失彼,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泛泛而谈,了无深意。四者,结构呆板,观念教条,语言枯燥,毫无文采。五者,大多因袭成论,鲜有独家见识,百部一腔,十部一面,貌似佳肴,实是杂烩……总而言之,难就难在做通家不易,有胆、有识、有文采的通家太少。
其实,史不必通,删繁就简,提要钩玄,能把一国、一朝或是一件史事写好,写出真知灼见,已是功德无量了。近代诸多史家,既无乾嘉学者的考据功底,又无欧美历史学家谨严独立的治学精神,好大喜功,以作通史为衡量其学术水准的标志,实在害人害己。想起钱穆先生“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的感叹,确是诤言。
(原载于2004年12月23日《南方周末》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