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虫子一起长大，蚂蚁、蜘蛛、瓢虫、蚯蚓、蜗牛、知了、蜻蜓、蝴蝶、蝈蝈、螳螂、萤火虫，都是我的玩伴儿。幼时的乐趣，多是虫子赐给我的。
春天，我书包里装着一个小纸盒。上课时，我把耳朵贴着纸盒，能听见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下课了，同学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盒子，摆在桌子上，看谁的蚕漂亮。做完课间操，我们一窝蜂跑出校门，卖桑叶的老乡大声吆喝：“一分钱一把。”若遇雨天，老乡不进城，放学后，我们就把书包掏空，跑到郊外采桑叶，回家时，鞋袜裤子上都是泥。眼看着蚕蚁一天天长大，蜕皮，吐丝，做茧，成蛹，出蛾，产卵，我开心极了。
法布尔也有类似的体验。他在《童年忆事》这篇文章中说：“儿童快乐之时，他几乎与虫类不分彼此；开满花的山楂树当虫子的床，一只扎了孔的纸盒架在床上，里面养了鳃角金龟和金匠花金龟，他心里便得到那么大的满足。”与众不同的是，他把对虫子的喜爱和幼时的满足感保持了一生。
法布尔(1823～1915)出身贫寒，十九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员。他用微薄的薪水养活七口之家，几乎一贫如洗，在肉体食粮和精神食粮的供给上，常常顾此失彼。他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卡斯泰尔诺等人写的《节肢动物自然史》，平生第一次读到了科学家对昆虫生活习俗的详细描写，当他读到一百遍时，喃喃自语：“你也能行，你一定会成为虫子的历史学家。”从此，他立志把观察、研究昆虫的生活当做毕生的事业，坚持业余自修，三十一岁获得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四十七岁，他感觉老了，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吃桃的牙了”，毅然辞去教职，专心整理二十多年积累的观察资料。失去工作的法布尔，生活陷入窘境，最初几年，常靠向朋友借钱为生。五十六岁那年，他出版了《昆虫记》第一卷。
翌年，他在塞里尼昂镇附近的荒地上购得一处旧宅，起名“荒石园”。从此，“荒石园”成了他的伊甸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时间花在了虫子身上，三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观察、写作，成了虫子的朋友和代言人。八十六岁，《昆虫记》出版了第十卷。他仍乐此不疲，直到九十高龄，还手拿放大镜，在野外观察、实验，打算写第十一卷。无奈老病交迫，体力给毅力拆台，他没能为他心爱的虫子的历史再添几页。
在法布尔眼里，昆虫是人格化了的生物，它们和人一样，要吃、喝、拉、撒、睡，要繁育后代，有生老病死，有社会生活，有各自的历史。在他笔下，昆虫甚至也有名誉。法国17世纪的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写过一篇《蝉和蚂蚁》，讲的是严冬到来之际，蝉一无所有，跑到邻居蚂蚁家去讨吃的，受到蚂蚁的挖苦。他对这篇“糟踏自然史和道德的大可非议的故事”大为不满，专门写了一篇《蝉和蚂蚁的寓言》，为蝉恢复名誉。他在文中详细描述了蝉和蚂蚁的真实生活：一只蝉在树上吸吮树汁，一群干渴的蚂蚁爬在它的嘴边抢水，甚至爬在蝉的身上咬它；当生命垂危的蝉从树上掉下来时，蚂蚁蜂拥而上，把翅膀尚在颤抖的蝉活活肢解、咬碎。“事实把寓言臆想的角色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专事趁火打劫，丝毫不讲客气的乞求食物者，那是蚂蚁； 心灵手巧，乐于与受苦者分享利益的工匠，那是蝉。”
《昆虫记》(选译本，王光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全译本10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本是对昆虫生活习性和生存状态的观察记录，法布尔施展他那极富魅力的语言，把它写成了优美的散文，说虫论人，独辟蹊径，风趣质朴，浑然天成，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原载于2005年11月8日《上海中学生报》阅读版)
